一位盲人与《诗刊》的故事

山水有话

我年轻时也是个文艺愤青，尽管读的是理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工作岗位也是在企业和行政机关从事与文艺不粘边的事，但我却喜欢文学，尤其喜欢读小说和诗歌。1976年10月以后，《人民文学》《诗刊》等各种文学期刊相聚恢复出版发行，到我参加工作后的1981年，《人民文学》《诗刊》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读者订阅。

我是先订了《人民文学》，重点读其中的小说，自己还想学着写小说。但感觉自己文学修养和生活经历都很缺乏，很难创作出能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后来，我想读诗歌、学着写诗歌，或许能实现我的文学梦，于是我又订了《诗刊》，开始如饥似渴读《诗刊》上的各类诗歌，包括古体诗、格律诗、现代新诗等，自己也学着写起诗来，一首七言五句格律诗词，或几行、十几行新诗，自己看看，让同学朋友读读。写成了一两首自以为可以公开水平的诗作，就去到刊物报纸上投稿，也曾投稿《诗刊》。虽然都石沉大海，但依然乐此不彼，不肯放弃。那时，我还是个20多岁充满理想、憧憬着诗和远方、但还没切身体验到现实骨感的文学青年。自此，我与《诗刊》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故事。

那几年，我陆续给《诗刊》社投稿了一些诗作，但都没能发表，就在我准备放弃给《诗刊》投稿的念头时，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为鼓励新人读诗写诗，《诗刊》开展了一次出版未名诗人创作诗集并出版成书的活动。我给《诗刊》社投稿了诗作，其中一首诗作，被收录到了诗集中，《诗刊》还给每个人免费寄了一本诗集。又一次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于是，我又继续写诗，继续投稿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我埋头于读诗写诗及投稿中时，我原本就十分差的视力，开始迅速下降。对了，我是一名视网膜色素变性，简称rp眼病患者。这种眼病的特点是，早期表现为近视，夜盲和视野狭窄。我二十五六岁时，视力还能正常看书写字，没两年，双眼视力开始急速下降，读书要用放大镜，写字需要用纸块做成的有空格子的框来写，否则写的字就会重叠在一起，让人无法看清楚写的究竟是些啥。那时，单位领导照顾我，把我从经常出差的企业管理科调到了办公室做文秘工作，后又让我做了办公室主任。那段时间工作忙，经常加班写材料，写诗投稿的事情就基本搁置了。到快40岁时，双眼视力完全失明，根本不能写字读书了。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现在很普遍的语音读屏，电脑更不用提了。没办法，为了生计，我从单位内退，去学了推拿按摩，自己开了盲人按摩店，做推拿按摩至今。我的文学梦被彻底打碎，年复一年地做起了推拿按摩。

2000年前后，上帝终于给我开启了一扇窗，还我一双看得见世界的天眼。智能手机先有了语音读屏，随后，电脑语音读屏也有了。我学会了手机和电脑上网，听电子书，用电脑打字写文章了。

于是，在推拿按摩之余，我就在手机上的微信读书，喜马拉雅等软件上听读各类有声书，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与充实。不久我发现，中国诗歌网站创立了。我欣喜地读到了网站的各类栏目。特别是“每日好诗”栏目，好诗颇多。开始我只是欣赏这些好诗，后来看到有了有奖征集读者点评的活动，我就心里开始痒痒了，注册了账号，也尝试写感悟点评。刚开始，一方面自己文学修养比较差，一方面要做推拿按摩，写的点评数量少且质量差。疫情爆发后的那年，我的推拿店被迫暂时关门，我就有充裕的时间读诗、写点评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点评陆续得到了专家评委们的认可，一些点评被选为了优秀展示在栏目里。这给了我继续读好诗、写好点评的信心与动力。终于，我的一篇点评短文，获得了最佳点评，赢得300元稿费！看到我的获奖点评发表在网站上的那一刻，早已经不年轻的心脏也激动地跳跃不止。这可是我在文学创作的金矿山上挖到的第一小砣金呀！钱虽不多，但对我这个年近六旬的盲人文学爱好者的价值，远远超出这点金钱的本身。年轻时也在一些不知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两篇豆腐块的短文、一两首十几行的小诗，得些微薄的稿费，那都不值一提。这次可是在全国性的网站上发表了短文并获奖，从此我的老年生活，有了读诗写诗、投稿获稿费的文化内容了。我与《诗刊》社之间又开始延续起了新的故事。

能在中国诗歌网上点评获奖，很大程度是《诗刊》社编辑们创造的宽容氛围，对文学爱好者的爱心帮扶。尤其我还是一位已经双眼失明20多年的盲人，读诗写诗都是在手机和电脑上用语音读屏来完成，阅读与写作都有明眼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与挑战。对于这一点，《诗刊》社的编辑与评委老师们，给与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是那位网名叫曼曼的编辑老师，在得知我是盲人后，加了我的微信好友。对我请教问题及时在微信予以解答。我向《诗刊》社投稿诗歌点评，诗歌习作，遇到用语音读屏操作电脑和手机有困难时，我就把要投稿的作品先发给曼曼老师，请她帮我转发给编辑部，老师都很热心地帮助了我。老师们的爱心理解与帮扶，为我读诗写诗给与了很大鼓舞，成了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后来，我也学着创作了一些短诗投稿给中国诗歌网，虽然没能选为每日好诗，但我并不灰心，继续大量读好诗，一有灵感就动笔写诗，投稿网站。同时，坚持经常读网站的“每日好诗”，继续写好诗点评短文到网站。因为我深知，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好诗来。

《诗刊》社如今还开始了网上的诗歌直播，请诗歌大家们在网上读诗、点评诗歌。这让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尤其是我这样的很难到《诗刊》社面对面听编辑老师的讲解与指点的盲人，有了在线上与诗歌大家们对话沟通的机会。我就定期不定期收听网站的直播或者直播回放。在高科技的加持下，诗歌创作得到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们将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来。我期待自己也能从众多的诗歌爱好者里脱颖而出，创作出能在《诗刊》发表并获得奖项的诗人。当然，AI技术在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上，虽然会有所助力，但冷冰冰的机器人，永远也不会取代需要火热激情，温暖创作灵魂的诗人的创作！

我与《诗刊》社的这些点滴故事，已经和正在，并将继续长久地发生下去！

山水有话，诗歌爱好者，在渝北爱康盲人按摩中心工作。

小山村走出来的大诗人

吴晓娥

诗上庄有一段路，沿边立一排椭圆形原生石头，大小相差无几。每块石头刻一首旧体诗。石头从小横河刻意挖选，诗是刘章先生书写村庄人、事、物的代表作，它们像种子在小村庄发芽、开花、结果。村人劳作之余，以此为精神食粮，每日吟诵、书写，透过泥土与先生交谈，今已出七本诗集。他们视先生为乡贤，秉先生之志，让诗歌文化得以传承、发扬。

先生能留此名，要感谢《诗刊》社，为达此情，我代笔聊表谢意。

先生1939年生人，时逢战乱，从小生活艰辛。1948年开始求学。自幼喜民歌、大鼓书词、皮影戏调。一次，替哥哥飞雁传书，信封上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引起心灵震撼，始喜韵文，并唤醒诗心。

受初中爱好文学的张君涛老师影响，又偶得诗人田间《我的短诗选》，爱不释手。当时，有同学给作家出版社寄诗稿，出书，还被邀去开会，先生心记此事，并以此励志，把书写当作一生之事。因此先生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慢慢走上习作之路。

诗作首次变成铅字在1956年，诗歌《矿山之夜》在《承德群众报》发表，是他走上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台阶。

自此，先生更加勤奋。他因学业出色，被保送读高中，实属根正苗红。

一次，他把作文课写的《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寄给《人民日报》，不到半个月就被刊出。收到消息，老师激动地四处叫喊：“刘章的诗上了《人民日报》！刘章的诗上了《人民日报》！”一时沸腾，刘章的名字在校园传开。他的高中同学读大学时，这首诗竟在课本里。可见，先生的诗作在1957年就得到肯定。

先生性格朴实、柔美、善良、勤劳，深受老师、同学喜爱，却因刚正不阿，让本应一路顺畅的人生之路变得坎坷。

读高中时，诗人流沙河的诗歌《草木篇》遭批判，他当众说此诗是托物言志诗，不是毒草的真话，竟被批斗。先生因此事愤然退学，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就此务农。

1958年起，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农民，每天挖沟渠、垒田坝、剪树、锄地，一做就是20年。

农民身份并没影响他追求美好生活与希望。他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作品取材于现实，一幅幅农村人物、农村生活、山乡美景的画面，让他的诗歌自然而真实，充满乡土气息和田园风格。因性格使然，他只追求真、善、美。人、羊、沟、河、花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即使现在，依然记得先生的话，任何诗歌创作都要有生活，每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写熟悉的、感动的事物，写生活，写自然千古流传的多。对先生而言，乡情是他永远的诗情，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的诗源。

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倡新民歌，先生受到启发，改写民歌体的诗，并把刘玺的名字改为刘章，也表明他志不在权贵而在文章。他把民歌体诗投给河北刊物《蜜蜂》，没想到被郭沫若和周扬选出两首，编入《红旗歌谣》。这让他坚定了信心，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一直坚持写作。用先生的话说：他骨子里有诗元素，诗，就是发现。

真正改变先生命运的是《诗刊》社。先生19岁，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并一举成名。

那是《诗刊》10月号，开篇是毛泽东主席写的《送瘟神》诗两首，第二页就是先生《日出唱到太阳落》为总标题的诗20首，位置非常重要，一下轰动了。引起中国诗坛的重视，在读者和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也可见诗刊并不薄待新人。从此，先生的诗在全国各报刊杂志发表。12月，《诗刊》又刊发7首，并给先生写信，称“写得非常好，希望继续支持我们”。从此刘章的名字蜚声诗坛。后来才知道，当时是编辑尹一之和丁力发现的那组诗稿，隆重推出。

195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第一部诗集《燕山歌》，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1962年，刘章先生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我都不知道申请，是中国作协直接批准的，编号0926。我当时23岁，是全国最年轻的作协会员。”

沟门子公社书记赵忠壁，是个惜才之人，得知刘章才华横溢，就说“在兴隆这样的大山沟里，能飞出一只凤凰不易。”他到半壁山区任职时，顺势把刘章调到半壁山区文化馆。这是他因写作获得一份工作，也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文化馆的环境比煤油灯下更适合写作，这让先生有更多时间进行创作。 叙事长诗《五凤山之歌》，还获得多篇评论文章，再一次在诗坛引起轰动。当年，中国作家协会还请尹一之同志给他送去一批书，他从中汲取大量营养，这一鼓励，让先生与诗有了不解之缘。

当年又出版诗集《葵花集》。连续不断的创作，让兴隆县领导特别欣赏，县委发函调他到县里，从事专业写作。

河北省文联主席、诗人田间写信不断嘱咐他，不要急于浮上，要长期沉下去。还说，这也是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对重点作者的意见。谁知这个意见，竞被承德地区的领导误解，以为是让刘章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始终保持“农民诗人”的称号。于是，1962年刘章赶着马车，带上爱人和一岁儿子刘向东，又回到上庄村继续当农民，成为真正的“农民诗人”。

文化大革命，又被罢免党支部书记，开始做羊倌。即使是放羊，他也一样认真对待，通过不断观察，他掌握了羊的生活规律，把羊训练得很听话。春天山桃花开时，上半山是桃花，缥缈如云，下半山是草场，羊入草场，山鸟起飞，那景、那情美极了，先生触景生情，写下至今传唱不衰的《牧场上》：花半山\草半山\白云半山羊半山\挤得鸟儿飞上天……

这是一首至善至美的民歌小调，几个简单的意象却组合成优美画面。尤其是“挤”字用得传神，用先生的话说，换任何一个字，都表达不出那种味道，先生对每个字都仔细斟酌。这首超时代雅俗共赏的诗歌使先生获得“半山吟客”的雅号。当时他27岁，在人生低谷却保持淡泊守志的心态，让人钦佩。这首诗诗上庄童叟皆能吟唱。

他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当党支部书记，上山放过羊，却时刻不忘读书和写作。这也是《诗刊》社一直不忘记先生的原因。

先生的每首诗都是生活现场，都是通过观察细微而得。每首诗都离不开乡情，离不开家乡的一草一木，那是先生的精神原乡。可生活面太窄，视野不开阔，反倒阻碍了他写作的提升。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1976年，刚到县文化馆工作两年的先生被借调到北京《诗刊》社工作，并担任作品组代组长。不到两年的工作，对先生影响极大。他终于站在高处，打开眼界。三次出差南行，就创作诗集《南国行》，这让先生信心大增。在《诗刊》工作期间，他推出几位老诗人，还培养一些农民诗人。为鼓励写作，先生连续给丁庆友写9封信，指导写诗，提醒他不要脱离群众，并接连给他发3组诗。还给保定的马金牛写评论，推荐到《长城》发表。先生的学生多，参加诗歌活动和到各地组稿时，辅导很多业余作者，包括他的儿子刘向东、侄子刘福君和诗上庄所有村民。这和他的善良、热情、耐心是分不开的。2020年春，先生去世，我负责接收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件悼念诗文，更多是他辅导过的学生。

先生到《诗刊》社工作后，才成为专业诗人。创作内容和题材开始趋向多样化。他对中外古典文学和艺术理论很感兴趣，作品越来越成熟，在构思、剪裁、炼字、锻句上下功夫，也追求意境和韵味。他的作品始终不离开 “乡情”。组诗《北山恋》是个代表，还获得全国首届新诗奖。他在抒情诗、叙事诗、游记诗、歌词和歌谣上都有成绩。先生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不懈的艺术追求。

为了解决家人的户口，先生不得已放弃《诗刊》的编辑工作，后定居石家庄。诗刊社成了他恋恋不舍的地方。

但他与《诗刊》社缘分未了，1992年再次被聘任为《诗刊》编委。在1999年中国作协《诗刊》社举办的“新中国成立50年来，你最喜爱的50位诗人”评选中，读者一票一票投选出刘章。

20世纪90年代，先生诗风做出转变。感悟出旧体诗的意格、声韵、简约与平淡，创作一些近似旧体诗的新诗，还写下多首“古句新题”以及旧体诗。再次让我想起诗上庄路边先生的诗刻，一首首读来，神韵飞扬。

上庄村，256户人家、760多口人，在先生的引领下出4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9月，因举办诗集《诗上庄》首发式，更名“诗上庄”。这名字的根源是刘章先生，是先生的别名。

吴晓娥，承德市兴隆县某学校教师。承德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天津日报》《诗选刊》《中国诗人》《中诗网》《承德日报》《国风》等纸媒及网刊。

与《诗刊》有关的几件往事

安 琪

每个诗人都有他/她诗歌创作的勃发期，也都有属于他/她诗歌创作的磅礴时代，就我自己，则我诗歌最辉煌的历史已经过去，它们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那时我还在福建，执着于长诗写作已有多年并居然创作了近百首长诗。在这样的时刻我接到了2000年第16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可谓正当其时。青春诗会可以说是大多诗歌中人的梦想。我依据刊物要求投去一组诗作参选，惴惴不安中接到李小雨老师的电话，告诉我，我入选了。那种欣喜所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有共鸣。我向我当时供职的芗城区文化馆馆长叶美琳请了假，并陈述青春诗会的重要性，爱才的馆长竟然让我报了来回车旅费。我们那届青春诗会在广东肇庆鼎湖作家山庄举办，我先乘坐的长途大巴到的广州，同届学员、广东警察诗人老刀驾驶着摩托车接我，风驰电掣中我看到街中心躺着一只高跟鞋。老刀把我带到了广东诗人接待中心黄礼孩的工作室，其时黄礼孩因新创办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了“70后”诗歌概念正声名大振。本来只是小型的宴请最后呼朋引伴来了一大桌人，让我很是不安，感觉让礼孩破费了。我们那届青春诗会学员不多，才12人。带队老师由时任《诗刊》主编叶延滨先生担任，副领队寇宗鄂先生，指导老师周所同先生、邹静之先生。

本来寇宗鄂老师是不用带学生的，但寇老师自己要求带两个，我于是很幸运地和田禾一起被寇老师选中，余者周所同老师和邹静之老师各带5名。广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当地诗人和我们这届青春诗会学员进行交流，座谈会上叶延滨老师关于文化交流的发言成为我经常引用的范本。叶老师谈到了各国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就像流水一样大体是按照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通的方式在走的。确实此前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闻听此言真是胜读十年书。

开始改稿了，我向寇老师交上我为此次诗会准备的诗歌作品并斗胆向寇老师说，我这次准备了两种类型诗作，一种是先锋的我比较满意的，但我知道那肯定不符合《诗刊》风格，另一种就是这些传统的比较适合《诗刊》的。

寇老师一听饶有兴致地说，你还做了两手准备啊，好吧，把你那先锋的拿上来，我倒要看看什么模样？

我兴奋地跑回住处捧出另一叠诗稿，跑向寇老师，“寇老师您看，这些长诗是我最满意的。”

寇老师开始一首一首翻读起来，我则在一边做口头解释，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那样写。当我看到寇老师翻阅的手停留在《庞德》一诗时，我心跳得几乎要窒息，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首诗，寇老师把这首抽了出来放在一边继续翻读，突然，他的手又在一首我同样非常喜爱的诗作前停下：《出场》。

“好，就这两首。”寇老师说。

“真的呀？！”我欣喜若狂。

“那有什么假，寇老师也画画，画界那才叫先锋，有一回我到国外参展，地板上有一堆各种颜色的头发杂乱堆在一起，我差点踩上去，工作人员阻止了我并且说这是参展作品，我吓一跳，我定睛一看还真是，旁边写的作品名字你猜是什么？”

“猜不出。”我摇了摇头。

“联合国！”寇老师嘿嘿一笑，“你说寇老师什么先锋没见过？”

没想到我的作品通过得这么顺利，连改都不用改！接下来几天我无所事事开始走东串西，看着其他学员痛苦地改稿我按捺不住一脸得意之色，当年我31岁，正是张狂年纪，自认为被寇老师选中了两首惊世之长诗很快就要名震诗江湖，更何况在最后一天的总结会上寇老师说，“我这组两个学员，一个最先锋，一个最乡土，两人要是能中和一下会更好。”

我一听我“最先锋”，更是喜形于色，完全忘了“夹着尾巴做人”的古训。结果在诗会结束《文学报》的报道中一口气点了8个与会诗人，我的名字可怜地被“等”掉了。江一郎还特意打电话表示不解，说，咱们这一届你算是名气比较大的，怎么会“等”到你呢？我开始惶恐起来，生怕自己的作品在原定的8月号“青春诗会特刊”中也会被“等”掉，熬过了几个月艰难的等待，到了8月底，我请同届诗友耿国彪一定要在拿到刊物的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有无选上，那天电话铃响，耿国彪告诉我选上了，并且很奇怪我为何会担心，“每个参加诗会的肯定都会选上的。”他说。

拿到刊物时发现我的《庞德》被改为《诗的肋骨》，两首诗都作了不少删节，为此寇老师专门来电话要我别难过，“实在不得已，以后你选入你的诗集时可以恢复原貌”，寇老师安慰我。

“谢谢寇老师，这两首诗能在《诗刊》首发我已经很满意了，删就删吧，没关系。”我的回答发自肺腑。

回忆《诗刊》，2000年“青春诗会”是一个必须的点，它决定了此后我可以甩开膀子干诗歌的事而无所顾忌。我的感觉，诗刊社相对比较喜欢安静的诗人，像我这种总是忍不住爱翘尾巴爱张扬的人要是没有在做“中间代”之前参加“青春诗会”，我真不敢保证以后会有机会。如果我对《诗刊》的这个论断是个人偏见的话，那我在此说抱歉。

说《诗刊》，不能忘记的还有我曾参加过三届刊授学院，时间大概是1989年，1990年，1992年，指导老师分别是朱先树先生、王燕生先生、邹静之先生。因为一首《与韩信语》，朱先树老师以为我是中年人，邀请我参加1989年4月1-10日在北京八里庄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刊授学院学员改稿会”，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远门，支持我写诗的父亲慷慨解囊，让我得以有这样一次难忘的北京之行。那时我20岁，诗歌写作尚未开窍，人也懵懵懂懂，整个一年轻版刘姥姥。但也居然敢独自乘公交、坐地铁到前门大栅栏购了一件黑白格风衣。记忆最深的是周所同老师的严谨，对每个学员作品均给予认真的指点和修正。还有美丽清瘦的黄伯蔷老师和温和慈爱的叶爱仪老师。10天的改稿会内容丰富，有一回安排《诗刊》社主编刘湛秋带领编辑来与我们座谈，其中就有后来引出顾城杀妻自缢的麦琪（英儿）。另有一回则是全体学员到朱先树老师家里做客，师母为我们张罗了一大桌宴席，许多学员第一次吃到了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还有一回全体学员到长城游玩，一路上大家放声歌唱，又拍巴掌又跺脚，最后听说司机向会务组多要了钱因为我们把车地板跺坏了。我们那届学员许多已水土流失，继续写作在诗歌现场的有杨森君、孙启放、韩少君。

某日，黑龙江诗人姜红伟微信发来我的两首旧作，刊登于《未名诗人》1990年第8期，并附有王燕生老师的点评。《未名诗人》是刊授学员发表作品的园地，那时我还叫黄江滨，我把那两首旧作和王燕生老师的点评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到电脑上，于今回望，当初的写作自然十分幼稚，但王燕生老师却给予充分的鼓励。我永远不会忘记王燕生老师把我的一首短诗《女人心》报送给《诗刊》，虽然最终落选，但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王老师对学员不遗余力的推举。王老师是青春诗会的缔造者之一，带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到北京后每次见到王老师，他还是习惯性地叫我“黄江滨”。

回忆《诗刊》，不能忘记的还有2006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的评选，感谢办刊思路极为活跃又富于行动力的林莽老师创办了《诗刊》下半月并启动了这个重要的评选工程，在百名诗人、诗歌批评家投票选出的“十佳”中我荣幸入选，成为我北漂暗淡困顿生活的一剂强心针，每当我绝望，我就向这无尚的荣光里去取暖，去取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今天，我年过半百，得诗神庇佑，救我于漂泊之中。此刻回忆和“诗神”并肩的诗刊社诸多“师神”，内心涌起阵阵温暖。我要做的是，静心阅读、写作，戒除自满，如果能像福建先贤蔡其矫老师、彭燕郊老师、郑敏老师一样，一生保有旺盛的创作力到老，那是我期待的，倘无此福，我就好好做一个诗歌的阅读者、诗人的推助者，回报“诗/师神”这一路对我的恩典。

安琪，1969年2月生于福建漳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

步行两公里去县城邮局买《诗刊》

叶江南

2008年，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在老家的农村自由写作。没有多少文学书籍可读，阅读诗歌类的刊物成了我的最大爱好，《诗刊》是我每期必读的。

当时，只有县城的邮局会在柜台上卖《诗刊》《星星》等刊物。而我要去县城，必须先从家步行两公里到小镇的公交站，然后在小镇坐公交车到县城的车站。再从县城车站步行两公里，才能到邮局。每个月的《诗刊》新刊，会在15号早上准时摆在柜台上，而我每个月的15号从农村老家去县城，成了那一年雷打不动的行程。

那是一段幸福而甜蜜的旅程。

早晨，满怀期待，从家出发。不管是春日和煦还是夏日狂风，抑或是秋高气爽、冬雪飘飞。因为有新一期的《诗刊》在向我招手，我就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从家步行去小镇的车站，我是唱着歌去的。从小镇坐上公交车，则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想着新一期的《诗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刊名，是猎户座创意设计室设计的美丽而精致的封面，是发表了我喜爱的诗人的作品，是“原创新作”“诗人档案”“新星四人行”“青年诗人谈创作”“点击百家”那些富有创意的栏目，是飘着墨香的纸张，是诗歌中暗藏着的美好……

在远离县城，偏僻而又落后的乡村，因为有诗的存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富有。而因为能够读到每一期的《诗刊》，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了。

公交车要在乡间的柏油路上运行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县城，而我觉得这段时间却是如此地漫长。真希望，这辆晃晃悠悠的公交车能够插上飞机的翅膀，以飞快的速度飞到县城。而它却总是故意地停了一站又一站，而且每一站停靠的时间多则五分钟，少则两分钟。经常是，正常半个小时的车程，它要晃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县城。

下了车，顾不得腹中的饥饿，就撒开腿奔向邮局。与其说是走过去，倒不如说是跑过去的。直累得气喘吁吁，累得满头大汗。邮局里的工作人员，见我这副狼狈样，颇为不解。时间长了，知道我的用意，早已把准备好的两本《诗刊》（上半月和下半月），第一时间递到我的手上。

我也曾想过订阅《诗刊》，但奈何邮递员只会把订阅的报刊送到村委会，而村委会离我家有三公里之遥。与其这样，还不如我直接来县城去买。尽管每个月多支出交通费，但借道去书店选几本诗集，也是一件让我感到舒心的事。

《诗刊》拿到手后，我会迫不及待地打开扉页。当期的上半月是诗歌赏析，而下半月则是诗人论诗的格言。记得，2008年1月下半月刊的扉页，是诗人帕斯说的一段话：“每一个读者就是一首诗；每一首诗，也是另一首诗。虚假的诗人说的是他自己，同时还假借别人的名义。真实的诗人即使讲自己也在讲别人。”虽然说的很绕口，但是很富有哲理。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既要真实，又要真诚。

中午的时候，我就在面馆要了一碗小刀面。一边吃着面，一边读起《诗刊》上诗来，我喜欢的诗人江非、哑石、胡弦、李元胜、龚学敏、荣荣、江一郎等诗人的作品，既有新作，也有旧作，新作有新的气象，旧作有怀旧的留恋。而且，很多时候，旧作不旧，再读，依然能读到新的意味。很多旧作成了永恒之作，历久弥新。

吃完面，去书店逛了一圈后，就坐车回家了。这个时候，我会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地读其诗来。经常是读到开心处，我会大声读出声来，周围立刻投来异样的眼光。是的啊，整个公交车上，就我一个人在读书，而且读的是诗歌。当手指与纸张摩挲时，那种舒适的感觉；当读到好诗时，如饮甘茗的畅快；当读到自己喜爱诗句时，那内心的舒畅，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且不说是公交车上的人无法体会，就是整个县城，能有这种体会的人，应该也不会多吧。

返程的这段时间，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到家了。

我拿着《诗刊》，像拿着喜帖。从小镇公交站到农村老家的这两公里，我要把《诗刊》里的诗，朗诵给蓝天白云听，朗诵给河渠里的小鱼小虾听，朗诵给芦苇荡、田野、石桥、村落，以及村庄里的每一个听。《诗刊》发表的诗，是我喜爱的诗，是能够入心、入骨缝、入肺腑的诗。

我永远也忘不掉，我在公路上，大声朗诵雷平阳的《背着母亲上高山》的情形：

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

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

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

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

命是小命。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

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顺着天空往下看

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

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

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时光

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

我朗诵的声音太大了，过路的骑自行车的、电瓶车的，乃至开轿车的、手扶拖拉机的，都曾减速、停顿看着我，看着我神经质般的表演。我也要背着我的母亲，去村庄的最高处，看一看她生活的地方。我也要让她感受诗歌的美好，有诗在，有《诗刊》在，生活着就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能够感受到未来的美好的。

每个月的15号，每个月15号的那个夜晚，是令我无法安眠的。我读着《诗刊》上的诗，眼角会溢出泪水来。

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学习写诗，根本没敢想会在《诗刊》发表诗歌。《诗刊》，在我心中如诗歌殿堂般的存在。当2023年第14期，《诗刊》发表了我的一首诗后。我的内心却是如此地平静。我在记忆中努力搜寻当初读诗的美好，写诗的美好。是的啊，能够陶醉在一本刊物的作品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够沉醉在诗歌的世界里，本身就是一种富足。

有了美和富足的感受，发表或者不发表，其实都是平静如水的诗。

怀念2008年，怀念2008年阅读《诗刊》的激动。感恩《诗刊》，感谢《诗刊》，是的，是《诗刊》让我度过了那难熬而又孤独的年月。

叶江南，80后诗人，结业于浙江文学院青年作家诸暨班，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北京文学》等，部分被《新世纪文学选刊》《诗选刊》等转载。

《诗刊》，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戚伟明

在我四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诗刊》不仅仅是一本诗歌刊物，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依稀记得：风云激荡的1976年秋，时年十五岁的我，在邮电局杂志柜台，花0.18元，买了一本新出的《诗刊》第9期。从此，冥冥中，似乎就注定了我与《诗刊》有着不同寻常的缘份……

一、从《诗刊》学员到作者

1984年，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诗歌刊物，《诗刊》第9期隆重推出每年一期的“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招生通知”，这可是诗坛的最高学府，是新诗人的摇篮，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诗歌追梦者。此时，在诗歌路上走火入魔已多年的我，无疑是第一期学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1984年至1993年，我是年年报读。1990年，我是重点班学员，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王燕生是我的辅导老师。

1991年，我的诗《失眠》（外三首）发表于《未名诗人》1月号。

1992年，我的诗《在秋天》入选大开本诗集《爱的风景线》（王燕生、周所同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3年，我获邀参加诗刊社全国诗歌刊授学院“广东遂溪笔会”。辅导老师有《诗刊》编辑周所同、诗人洪治纲和李惠敏（王燕生老师的夫人）等老师。随后，我的《秋天，我在车上读诗》等四首诗发表于《青年诗人》8月号。

2002年初，我参加了“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诗歌研修班学习，辅导老师是：著名青年诗人谷禾。2002年9月，我获邀参加艺术培训中心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石燕湖诗会”。《诗刊》下半月刊编辑部主任林莽老师是此次活动的负责人。

还记得：与会期间的一天傍晚，我将自己一本诗稿集诚恳地交给林莽老师，希望他能给予具体指导。没想到，第二天早餐前，林莽老师亲自来到我房间，将诗稿还给我，并对其中诗作进行了点评，还鼓励我说：按你的诗风，是可以写赖特那种诗的（詹姆斯·赖特：是美国深度意象派诗人。诗会的学习资料中，就有赖特的诗《幸福》）。林莽老师嘱我：回去后，将诗作进一步精简提炼，选十五首发到编辑部。2003年，我的诗《一只蟋蟀》（外四首）第一次发表于《诗刊》下半月刊（第7期）头条栏目“诗九家”。我终于正式成为《诗刊》的作者了！

2004年春，第三届“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我家乡广东湛江是分会场。我的组诗《半岛，发来了春天的E-maiI》参加这届“春天送你一首诗”征文大赛获得一等奖。随后，由《诗刊》社、湛江市文联、市作协、《湛江晚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春天的旋律 彩色湛江》的文艺晚会，嘉宾有著名诗评家朱先树、《诗刊》编辑李志强两位老师。作为获奖者，我还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之后，我的诗《在半岛，建一个春天的网站》刊登于《诗刊·春天送你一首诗专号》下半月刊（2004年第4期）。

2004年7月，我获邀参加《诗刊》社“北戴河之夏”诗人笔会。参会人员有近百人，辅导老师有《诗刊》上半月刊资深编辑周所同、编辑大卫、孙文涛等老师。会议期间，《诗刊》社常务副主编李小雨老师还看望了大家。

这次笔会令我受益匪浅的是：我带去的诗稿《儿子的咳声》《医院门前正在装修》被周所同老师选为他专题诗歌讲座正反两方面的范例，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对这两首诗进行了全面的、逐字逐句的分析讲评。随我一同参加笔会的妻子也激动得眼含热泪；而参会的诗友则羡慕地对我说：你这次来得真是太值了！

还有一小插曲：笔会分组，本来我是另一组的。大卫老师无意中读到我随身携带的诗稿，读一首后，便追问：“还有吗？”浏览几首后，连声赞叹：“很有才华！”随即说：“你来我这一组吧，算是我们发现你的好了。”让我真的受宠若惊呀！

2004年，我的组诗《河流抵达下午的宁静》（共五首）发表于《诗刊》下半月刊（第11期）“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二十周年庆典优秀作品选”专辑。

2005年是一个丰收年：我的诗《一阵兰香不知从哪里伸出手来》《幸福》入选《2004中国年度诗歌》（《诗刊》社编）。

诗《夜泳》等15首入选大型诗丛诗集《闪烁的星群·飞马星座卷》；诗歌《儿子的咳声》等3首入选大型诗集《闪烁的星群·银河系下卷》（艺术培训中心编）。

诗《竹篱上那只红蜻蜓》（外二首）发表于《诗刊》上半月刊（第9期）；诗歌《初恋的画》入选《诗刊·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作品专号》（12·上/下·合刊）。

2006年，诗《走过路边低垂的枝丫》（外一首）发表于《诗刊》下半月刊（1月号）。

2007年，诗《村野夜浴》《背影》发表于《诗刊》下半月刊（2月号）。

令人惊喜的是2005年春，我收到《诗刊》社的通知：本人被列为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4年度）候选名单。尽管评选结果是：我的诗作《一阵兰香不知从哪里伸出手来》只作为“卷评青年诗人诗选”入选《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

这始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2004-2005年是我诗歌创作生涯中一个高光的年度！

戚伟明（右）与李小雨老师（2005年3月20日摄于北京）

二、一次难忘的诗歌盛会

2005年3月，作为优秀学员的我，踌躇满志踏上赴京的行程，参加“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二十周年庆典”。庆典活动地点是朝阳区文化馆。记得报到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追梦者大约有近百人，其中有不少在诗歌创作中已是很有实力的帅哥、美女诗人；也不乏白发滿头、七老八十的阿公阿婆级的人物；更有夫唱妇随的神仙眷侣。男女老少，齐聚一堂，热闹非凡。

当晚，在文化馆三楼TNT剧场有诗人大解的诗歌讲座和著名诗人食指的诗朗诵。

第二天庆典开幕式，《诗刊》主编叶延滨、常务副主编李小雨、资深老编辑王燕生、编辑部主任林莽等老师都出席，并从不同角度回顾“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二十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取得的喜人成绩，展望了诗歌创作的未来方向。与会学员都感同身受、深受鼓舞。

叶延滨老师的著名组诗《干妈》是新时期一篇充满情怀的重要作品，令人印象深刻。那天，终于见到了诗的作者。

李小雨老师是八十年代就很有特点的诗人，04年北戴河诗会时已相识了，她是著名诗人李瑛的女儿，当时我拿了一张与李瑛老师合影的照片让她转交她父亲（照片是93年李瑛老师到湛江出席“中国散文诗学会湛江东海岛笔会”时合影的）。庆典会当天，小雨老师见到我时就说：这期《诗刊》又发你几首诗。听到这消息，我顿时高兴得心花怒放。

戚伟明（右）与王燕生老师（2005年3月20日摄于北京）

德高望重的王燕生老师是早期“青春诗会”的总教头，也是早期“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的负责人。记得90年那一期我是重点班学员，当接到入学通知书，得知王燕生是我的辅导老师时，内心真是兴奋不已。王老师每次回信，总是用淡蓝色圆珠笔，纤细而娴熟的行草字体，洋洋洒洒，看信封就知是他的信了；而王老师评诗歌每首都点到，详尽而细致。我有一首短诗《停电》，他的点评是：形象集中，富有智慧的情趣，把一瞬间的文章作够，从形象到情感都凝聚到暗示这一点上……书信往来十多年后，当天终于谋面了。一见面，银发满头的王老师就伸出手对我说：我要看你的诗集？可惜，由于对自己诗歌的苛求，我一直都未有出版个人诗集，唯有愧疚回复他，继续努力了。

林莽老师是北京白洋淀诗歌群落和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又是当时“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我诗歌研修班的辅导老师。平易近人的林老师对我的诗作几乎都持肯定态度，他曾两次在电话中鼓励我：你的诗创作已经是有成就的了；我还是喜欢你的短诗。听到这些话，我深受鼓舞、心存感激；继而，就在心里默默地说：静下心来，写出更好的诗，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开幕式后，参会诗友分组讨论，交流各自诗创作的心得体会。我带去《兰香伸出来的手》《老去的光阴》《这个春天最动人的几朵花》等三篇诗歌创作札记，在会上与大家分享。

按日程，当晚，诗友自由朗诵会。第二天上午，诗歌论坛大会发言；下午，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游北京。第三天上午，诗评家张清华教授的诗歌讲座。这一系列活动，大家的收获满满。

更令人难忘的是，原本只是“2005春天送你一首诗”启动仪式及庆典闭幕式，后来增加了抗战内容的诗朗诵歌舞会。

这次诗朗诵歌舞会除了我们参会的各地诗人，还邀请了在京的部分著名诗人和“中心”历届辅导老师出席。哦，“七月派”著名老诗人牛汉来了，著名老诗人蔡其矫来了，著名翻译家、诗人屠岸来了，著名诗人食指来了，李小雨、王燕生、林莽等老师来了，部分有实力的青年诗人来了，《诗刊》部分编辑老师来了……场面令人震撼。终于，我也如愿见到了曾经的辅导老师、著名青年诗人谷禾。

会上，有穿八路军、新四军服装的专业团队表演的抗战歌舞；有老中青三代诗人关于抗战、关于春天的诗歌朗诵。我就有幸被推举与另外四位外地诗友登台进行小组诗朗诵。我们朗诵的是著名诗人田间的经典抗日诗篇《给战斗者》，至今还记得：“……我们／必须／战争了，／昨天是懦弱的，是惨呼的，是挣扎的／四万万五千万呵！／／斗争／或者死……／／我们／必须／拔出敌人的刀刃，／从自己的／血管。”……整个会场热情异常高涨，鼓乐齐鸣、诗声琅琅，令人心潮澎湃。

会后，大家都忙着和著名诗人们合影留念。我就幸运地与牛汉、蔡其矫、食指……等诗人留下了合影。最后，所有参会诗人就在文化馆门口那幅巨幅标题字画牌前来了一个“百名诗人同写诗篇”的大合照……

这，无疑是我人生行旅中一次终身难忘的诗歌盛会……

戚伟明收藏的部分《诗刊》

三、《诗刊》的读者和藏者

自1984年开始订阅《诗刊》至近年，三十多年间，订阅《诗刊》，几乎是我每年一个重要的任务。而每到岁末年初，我总会将当年的各期《诗刊》，按期叠齐，装订成册。或摆上书架，或存放书柜。俨然一个爱岗敬业的《诗刊》收藏者。

这次为了写“我和《诗刊》的故事”征文，我翻箱倒柜，将所有当年的《诗刊》《未名诗人》《青年诗人》合订本全部找出来。面对这一摞摞年代日渐久远、纸质日益泛黄的旧杂志，仿佛与久别的老朋友重逢，心情另有一番滋味……

我收藏年代最早的《诗刊》，应是1976年复刊后至1979年四年间的硬皮精装八卷本（合订本）。我翻阅这部红褐色封面的《诗刊》，感觉特别不一样：其开本是32开的，但书脊及封面四角均由暗褐色帆布包装，给人精致而厚重的感觉。

各个年代《诗刊》的刊名字体是不同的：从1957年创刊号至1965年停刊，《诗刊》的刊名是繁体美术字体；1976年复刊后至1979年，《诗刊》是采用毛主席的草书题字；而1984至1989年的《诗刊》，刊名则改为张守义设计的美术字体；从1990年开始至今，就一直采用毛主席的草书题字了。这些变化，折射出不同年代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审美观念的变化和方向。但我还是喜欢毛主席草书题字的刊名。首先，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领袖，也是伟大的诗人，他题字的意义不言而喻；而他题写“诗刊”这两个草书字体，既显示出书法的审美，又呈现出诗歌的灵性，相得益彰、完美和谐。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订阅《诗刊》、一直收藏《诗刊》的一点心得体会吧。这也是《诗刊》，在一个虔敬的诗歌写作者心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诗刊》，应该始终是诗人心灵上神圣的灯塔。2024年《诗刊》将全新改版！我期待着：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将迎来崭新的开端！

戚伟明，1961年4月生于广东湛江，1986年开始发表诗作。2004年组诗《半岛，发来了春天的E-mail》获《诗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诗”一等奖。2005年入选《诗刊》社“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卷评青年诗人”，。2019年组诗《河流抵达下午的宁静》（29首）被英译国内外展示；同年，诗朗读声频作品《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首发于北岛工作室《此刻在天涯·此刻读诗》。2020年获“中国汉诗年鉴·年度新锐诗人奖”；纪实作品荣获2012年度广东省报纸副刊好专栏奖。《数码世界》《新时代摄影》杂志“中国优秀摄影师”，《新时代摄影》杂志签约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