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那些扶持过我的编辑们

——我与《诗刊》四十年

师 榕

我15岁就与《诗刊》结缘，我与《诗刊》有着四十四年的难解诗缘!

1979年我就开始自费订阅了《诗刊》，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我父亲1953年参加完抗美援朝战役，回国复员，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家在甘肃省华亭市安口镇一个名叫杨家沟煤矿的地方，父亲是这座省属国营煤矿的干部。那时期刊物限量发行，一个大单位仅有一份《诗刊》，我在父亲单位率先自费订阅了《诗刊》，订刊费是我从父亲要来的零花钱中支出的。为什么我对《诗刊》情有独钟呢？因为那时候我在小镇的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北京名胜旅游手册》，读了之后幼小的心灵对伟大的首都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所以主观上形成了订刊唯北京是举的念头。未曾想到，我这一订就是二十多年。

从此以后，身处遥远大西北小山沟的一个英俊少年，与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发生了响彻一生的某种精神联系。我上的学校在距离我家五里路之外的华亭矿务局安口煤矿职工子弟学校，上学、放学全靠步行。虽然那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对于从小好学上进的我来说，还是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每期收到《诗刊》之后，我抓紧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每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还常常用红色圆珠笔在我喜爱的作品上作眉批。1979年的《诗刊》是32开本，96页，定价0.23元，编辑部设在北京市虎坊路15号，出版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诗刊》就改为16开本了，篇幅显著增加了，由过去的三个印张增至四个印张，64页，定价0.32元。封底上用红色字体标注了版权页，主编是严辰，副主编是邹狄帆和柯岩。回顾八十年代的《诗刊》，我特别喜欢杨牧的《在历史的法庭上》；韩瀚的《重量》；张志民的《假如鲁迅还活着》；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郑敏的《希望与失望》；北岛的《枫叶和七颗星星》......

阅读之余，我开始不断地给《诗刊》写信，信的内容一是谈对诗歌的读后感，二是针对自己学习和业余习作中的困惑问题大胆向编辑老师请教。《诗刊》1982年5月号第15页，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就刊登过我的一封短信，反映的是刊物上的文字差错。

难忘钱茸和吴家瑾

我曾是诗刊社首届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学员。那是1985年，刊授学习在全国风靡一时，那时我已经步入庆阳师专中文系干部进修班深造学习一年有余，猛然看到《诗刊》上刊登的招生通知后，立马就报名参加刊授学习了。刊授学院安排给我的第一位指导老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钱茸老师。因为首届刊授学院开班后，学员特别多，诗刊社为了满足全国众多学员的求学愿望，采取了从社外聘请指导老师的措施。

钱茸老师对学员很负责，阅稿认真，回信及时，对我尚显幼稚的习作每次都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至今保存着她1985年5月8日给我的回信。她的回信是用钢笔写在刊院的16开白色信笺纸上，足足写了四张纸，字体端庄，评语中肯，有的放矢，可谓语重心长！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诗爱者，我从中受益不浅，至今感谢她的辛勤指导！我一直从笔迹上判断，钱茸老师想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先生。后来上网搜索才知道，她1950年生于上海，比我大14岁。钱茸老师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人民音乐》杂志社做过编辑工作。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忆起来，吴家瑾老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诗刊》编辑，说来我还是很幸运的。1986年，我已经从庆阳师专毕业，返回华亭矿务局杨家沟煤矿从事职工教育工作。工作之余，我仍然坚持给《诗刊》写信和投稿。我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读刊非常细致，喜欢嚼文嚼字，也爱钻牛角尖，经常写信给《诗刊》提意见和建议。1986年上半年，我惊喜地收到了吴家瑾老师给我的两封回信。有一封回信也是写了整整四页，吴老师的回信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捧读她那十分娟秀的笔迹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美的享受。我激动地一连读了三遍，那时我23岁，正处在为诗癫狂的青春时期，读诗写诗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在我的潜意识里渐渐形成了一种不当诗人不结婚的糊涂思想，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是急于求成，心浮气躁。又不谙世事，却往往愤世嫉俗。吴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她从不讲大道理，而是针对我信里的疑惑和提问一一耐心解答。她没有一点大编辑的架子，总是不厌其烦地摆明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从她的谆谆教导中我深受启发，慢慢也化解了我心里的郁闷！我当时孤陋寡闻，尚不知她担任着《诗刊》编辑部主任的要职。后来，我从《诗刊》上看到了她主持会议的照片，她戴着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令人敬仰! 要知道当年的《诗刊》，每天的读者来信和稿件都是拿麻袋拎回来的。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中，吴老师能够给予我这个边远省份的工矿作者难得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在漫漫诗路上给了我温暖和有力前行的动力！

吴家瑾笔名吴嘉，江苏常熟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年她给我回信时，已经高龄56岁了，她的确是一位整日伏案工作的好伯乐！令我倍感遗憾的是，后来吴老师退休了，使我错失了在编辑部晤面请教的机遇。她没有发表过我一首诗，我则永远记住了她。她是一位心里装着作者的优秀编辑，她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是留给《诗刊》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后来者不断学习之。

王燕生，诗魂永存

1992年以来，我又先后参加了《诗刊》社第7届、第8届、第11届、第21届诗歌艺术培训中心的刊授学习。王燕生老师没有直接辅导过我。他主持了1992年、1993年《诗刊》社的刊授工作，那年他担任《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未名诗人》执行主编。

我初学写诗，作品稚嫩却发表欲强，经常给《诗刊》投稿和写信。1987年12月我收到了王老师写的署名一编室的回信，这是王老师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他在信里说;“吴家瑾把你的诗及信转交我们。哪怕再热爱诗，也只是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为诗而牺牲爱情、健康是不值得的。”我反复阅读了王老师的信，同时也深刻反思了自己诗歌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写诗的心态也趋于平和，便冷静下来发奋读书。学习期间，我十分关心刊授学院的工作，从多方面提出建议和批评，这也得到了王老师的肯定。五年之后，我在诗艺上不断取得了进展，《未名诗人》（《诗刊》刊授版）1992年第10期发表了我的《想念一个人（外二首）》。著名诗人弘征主编的《1993青春诗历》（湖南文艺出版社），收入了我的短诗《思念的心迎着冬雪上路》。另有2首诗作被收入《最新当代大学生诗选》（峻岭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朦胧诗纯情诗多解辞典》（邹建军、赵令珍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这些点滴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王老师的辛勤辅助。

1990年代，我收到过四封王燕生老师的亲笔回信。这些信件我一直精心保存着，还有王老师亲笔签名赠我的两本诗论集《学诗十二忌》《与缪斯的会晤》。即使我后来搬过两次家，王老师的回信和大著一直在我的书柜里妥善保存着。

1992年，我把自己的习作70首编成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已经联系好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我斗胆把稿子邮寄给了王燕生老师，恭请他为我的诗集作序。他工作相当繁忙，不料他一个月后就很快写好邮寄给了我。那篇名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原载1996年4月14日《中国煤炭报》）的序文，是他用钢笔写的。四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王老师的手稿和书信。每当我遇到困难和受到非议的时候，我就一遍遍阅读这些信件，心灵就获得了慰藉和前行的力量。

诗人伊甸说得好：“王燕生老师是灵魂充满诗意的诗人”。是啊!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付诗歌的人才是大写的诗人。他以敬业、热诚、辅助、辛劳的忘我精神，培养和扶持了全国一大批青年诗人。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点，他亦诗亦友的关怀，一只温暖着我的内心。而我回报他老人家的却少之又少，特别是王老师从《诗刊》退休后，我忙于单位工作，加之出差机会太少，很少去北京探望他老人家！我由此深感愧疚！

我不由得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王燕生老师的情景。那是2008年12月，一个暖阳高照的日子，谁曾料到，竟成了我们的永诀。那天上午，我从遥远的杭州坐火车来到北京，专门到和平里王老师家里去看望他。中午，诗人孟长海过来请老爷子吃饭，长海兄带来一瓶好酒五粮液，我们仨便在王老师家门口的一家餐馆喝起酒来。王老师和我俩是忘年交，大家相聚一起兴致很高，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着诗歌的话题。不到个把钟点，一瓶白酒见了底，接着又喝起啤酒。王老师稳坐泰山，面露红颜，即兴朗诵起他的诗作《怀念艾青》。我由此看到了王老师谈笑风生，尽显诗人本色的一面！

亦师亦友的丁国成

1993年，我报名参加了诗刊社第8届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青年诗人培训班的学习，我自主选定的指导老师是《诗刊》副主编丁国成。由此有了与丁老师相识相知的机会。丁老师批阅我的诗稿十分认真和细致，每次回信都能详细指出他认为写得好的优点，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出存在的缺点，让我心服口服。

丁老师在给我的第一封回信中，对我的诗歌《春鸟的啼鸣》给予了好评。他写道：诗味颇浓，语言也较生动传神，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其中“而群莺的啭唱/不时向我倾覆/一片鸟语之中/我的每个细胞/具有了飞翔的姿态”，堪称佳句，富有韵味。从中可以看出，您对诗的感受能力、捕捉能力与表达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作品写得虚实兼备，相得益彰。经过丁老师的推荐，此诗和《一阵鹊语如水波涌来》刊发于《青年诗人》1993年第5期。

丁老师对我的肯定和热情鼓励增强了我锐意锤炼诗艺的信心，渐渐我的诗歌创作有了明显起色。1994年6月，诗刊社以《青年诗人》名义编辑了一本刊授学院学员作品集《青春诗选》，收入了一百多名学员的诗歌，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诗刊》主编杨子敏亲自作序，杨子敏在《一点祝愿》的序文中说：“诗，永远是一种追求，一种创造，一种艰辛里拌和甘甜的事业。”这句话我一直铭记着，它有力支撑着我在艰难诗路上不断摸索下去。《青春诗选》收入了师榕的《听这一片雪声》（原载《飞天》1991年第9期），它也收入了至今仍旧活跃在当代诗坛的诗人大卫、庞清明、桑梓等人的早期诗歌。

随后，《青年诗人》1996年第3期发表了我的《踩雪》《这个冬天》，《青年诗人》1996年第6期发表了我的爱情诗《我把脆弱的玫瑰精心呵护》，当年刊授学院的执行主编是宗鄂老师。我平生在《诗刊》发表的第一首诗《雪的历程》（原载《诗刊》1993年10月号），就是丁老师推荐给刊授学院教务处的。《诗刊》1994年6月号还发表了我的短诗《踩雪》，这些成绩的取得显然与丁老师的热情扶持是分不开的。自那以后，我的诗歌开始在《绿风诗刊》《诗歌报月刊》《诗林》陆续发表。

1994年6月，我被甘肃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95年，我加入了中国煤矿作家协会。1997年我33岁，我把准备用来结婚的积蓄拿出来出书，这才有了第二本诗集《初恋的冬天》（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扉页书名就是我请丁老师题写的。诗集出版后在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诗刊》1997年8月号发表了著名诗评家阿红先生给诗集写的序文《寻找爱情的家园》。这篇序文就是丁老师签发的，充分反映了《诗刊》对一个热爱诗歌的边远省份的基层作者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爱护，感谢丁国成副主编对我的培养和教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子夜诗会》节目也对诗集作了评点，配乐播送了四首代表作品。《名作欣赏》2000年第3期发表了著名作家马步升和江苏诗人左家雄对诗集的评论文章。1998年4月，我赴京出席了全国煤矿青年文学创作会议。2001年，《初恋的冬天》获得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诗集创作奖。

2005年腊月，41岁的我终于结婚成家了，新居在平凉市红旗街20号院内。婚后，我带着新娘一起回到华亭煤业集团马蹄沟煤矿工作。这年我参加了《诗刊》第21届诗歌艺术培训中心高级研修班的学习，至今记得我的学号是A328，指导老师是林莽先生。《诗刊》2006年8月号下半月刊，刊发了师榕诗歌《秋雨》，2009年6月号上半月刊，刊发师榕诗歌《蛙声高过峰顶（外一首）》。2009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少年时代的梦想三十年后终于变成了现实。2011年，我的第三部诗集《海在山外》荣获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2015年，我的第四部诗集《师榕诗选》喜获第五届“甘肃黄河文学奖”。

近十年来，我由于长年患有腔隙性脑梗塞和冠心病，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与《诗刊》的联系明显少了。但我一直关注着贵刊的微信公众号，获悉明年扩版改版，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也重新燃起了我的投稿热情。2023年11月29日，我给《诗刊》发去一封挂号信，投递了我近期精改的一个组诗。虽然我在《诗刊》上总共发表了不过区区五首短诗，眼下已经身处两鬓班白的花甲之年，我依旧难忘我与《诗刊》四十多年结下的悠悠情缘，我一直牢记着《诗刊》对我这个基层作者的扶持之恩！

我的本家诗人潘虹莉曾经给我题词曰：“因了诗，使我们的日子充满了阳光！”让我们满怀信心，重拾信任，编读同心，共同迎接诗歌的春天。

2023年12月28日完稿于平凉

师榕，本名潘勤，甘肃省华亭市人，现居平凉市。60年代诗人、作家。鲁迅文学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平凉市作家协会顾问。著有诗集《师榕诗选》《海在山外》《初恋的冬天》《今冬无雪》四部。曾获得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甘肃文艺评论奖”。

诗歌，《诗刊》，邹静之和我

王乐元

从1996年到现在，27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与邹静之先生再也没有见过面。一晃眼他也是七十多岁的人啊，想想那时每一次去《诗刊》社，他与李小雨和梅绍静在中国文联大楼五楼靠北边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作品组，好像是509），安静地看着稿件，不慌不忙，张弛有度，他的言谈举止所散发的气质与他名字中的这个“静”字真乃珠联璧合也，他的桌子正好靠近那个办公室的门，他说话的声音充满了标准的京腔的磁性，意味深长又让人回味，他说话时同样不慌不忙，带着一丝丝感性或小幽默。我已经忘记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模样，在什么具体的时间，但一定是在1996年的夏天，我是那一年6月份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的一家诗歌内部刊物做编辑的，收到他给我的第一封退稿信很短，然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乐元，诗没有用上，你现在怎样，北京不是一个写诗的地方，但可以留下来发展”。短短的一句“你现在怎样”让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北京的我倍感温暖而亲切，我与他的交往也由此开始，大概有五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说来真是奇怪，那几年间他编了我那么多的诗歌送审，最后都是终审给枪毙了，只有一首《接近还是远离》的诗歌通过终审，《诗刊》最后竞还忘记给我发表出来，这是1998年或者1999年的事情，再往后一点，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去了。我想，这首由他编辑的诗没有发表出来，很可能与他的工作调动有关。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当年《诗刊》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很难再现了，这其中的况味五味杂陈，也不足为外人道也。在和静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几个小场面是我不能忘记的，这其中既体现他为人朴实无华的一面，也可以看得出他对待文学、诗歌与写作的严肃和虔诚。我那时住在北京日坛路，一般一个月左右就会去一次《诗刊》社，他们上班好像是在星期四，一次我到静之先生那儿，他给我看了甘肃诗人叶舟的来稿，是手写在稿纸上的那种自然来稿，他说叶舟诗歌中可以读到海子的某些味道，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模仿，反正有那种死亡的气息，比较忧郁，低沉；那时候，海子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而宽泛，从他的言语中看得出某种忧虑：他觉得诗歌更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并且应该是积极的，阳光的，不应该沉湎于过去。还有一次，也是在他的办公室，他一边翻阅着手中的稿件，一边指给我看，说一个江西省的基层作者，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给他寄稿子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信的第一句话就是：“邹老师，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诗歌爱好者，可是我其实并不是一个乡下人，我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静之先生是江西南昌人，从个人情感上说他对江西的作者应该是更亲切一点比较合乎逻辑，但是这个作者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很尴尬，他对我说：“你就说你是个乡下人我可能还会高看你一点，甚至你也不用说你是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也会好一点，城市人又怎么了，乡下人又怎么了，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诗歌曾经是一代人的梦想，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静之先生的诗歌似乎在那个年代是不温不火的，这可能与他起步比较晚有关。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创造，事实上，他的很多诗歌都是脍炙人口的，有一首《一个故事》的诗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的是在冬天的炉火边给女儿讲一个与一只灵犬相关的故事，最后女儿泪流满面。那首诗歌给人最大的感动就是真实，没有虚构的成分，它就是在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故事甚至超越了诗歌本身。他的短篇小说《九栋》也一样出色，还有他的散文，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趣事，从他的笔下流散出生活与艺术的芬芳。

《诗刊》社五楼靠南边的一个办公室我也经常去，它就是评论组，朱先树老师与我也算是忘年交，那时他办公室的另一位评论家是唐晓渡先生，记忆中朱老师是不抽烟的，但唐老师烟瘾却不小，不知道他们在办公室是如何协调这个关系。静之先生偶尔抽烟，但一看就不是职业的水平，我每一次去都会给他递一只烟，一般情况是第一只他会接着抽，第二只一般不要了，他说抽得少；在我看来，他那时候可能已经感觉到办公室还有其他两位女同志，抽多了对她们不好，故而浅尝辄止，这些需要用心体验的细节，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和责任担当。那时候《诗刊》每个月只出一期，每天的稿件多得数不清，记得朱先树老师跟我说过，他到下面去开会，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带着质问和不满的口气问他：“我给你们《诗刊》的稿子你们退回来后，我原封不动地寄给了我们省里的权威期刊，它们很快就发表了，这说明什么呢？”朱老师说，这非常正常啊，在《诗刊》发表一组诗歌，它的影响力不亚于你单独出版一本诗集，如果是给你们省里期刊投稿的稿子被退回后，你再寄给我们《诗刊》，我们发表了，那就说明你是真的有实力。

静之先生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主要的写作方向是面向电视剧和大众文化，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在我看来，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对文学，特别是对诗歌的那种真知灼见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独辟蹊径，可这些都不能消解他对诗歌和《诗刊》的知遇之恩，他在《诗刊》工作的那么多年，他与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建立起的感情，还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际遇，恐怕是一言难尽的。2001年国庆节期间，我在北京海淀与诗人王家新一起聚餐时问起过静之先生，他说他现在是个大忙人，并且一般也不住在城里面，见一面要靠机会，2010年4月，我在北京前门大街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张颐雯，问她经常见到静之先生吗，她说，文联这边只有开会他才会偶尔过来，并且，即使过来了也不一定能够和他见上面。但是张颐雯跟我说静之先生的家里她倒是去过一次，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的椅子，看上去就特别贵族，她都不敢去坐，感觉那就是艺术品，一旦碰坏了可赔不起呢。而真正要说到用一句话概括静之先生，还是我们中国诗歌的共同老师王燕生先生说得准确，2009年农历年底，我因为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请王燕生老先生作为推荐人，在北京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旁边请他吃晚饭，席间喝酒，喝到第二瓶时，酒气正酣，我又向他问起静之先生，老先生趁着半梦半醒的酒气，一口气把中国的诗歌往事全部抖了出来，从“青春诗会”说起，到第一个去接从南京大学毕业来《诗刊》社上班的唐晓渡，到舒婷的成名，到周所同怎么样调入《诗刊》工作，到欧阳江河、南野们的诗歌实验性；最后，他在我的一再提醒下谈及静之先生，谈及他的温文尔雅，还有那些和他一起下围棋的日子，在夕阳消逝和路灯亮起来的分别声里，一次次，一天天历历在目，王燕生老先生对我说道：“静之—— 一个好人啦。”                     

                          2023.12.04.夜急就于武汉

王乐元，1973年2月生于湖北麻城，祖籍江西吉安。199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著有诗集《泪水从心中流过》《百感交集的旅程》《在一切歌唱之上》等三本，散文集《万水千山走遍》两种。

《诗刊》点亮我的生活

——我与《诗刊》的故事

王建岭

我与《诗刊》结缘，是八年前的事儿了。

我是北大荒一家大型国有农场的中学教师。闲暇的时候，总喜欢读书，尤爱诗歌。床头堆满了汪国真、海子等著名诗人的书。汪国真的“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度成为了我诗歌、散文写作的座右铭。诗，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能伴我走多远，《诗刊》能点亮我的生活么？

记得有一次，在垦区建三江作家大视野上发表一期作品《故乡》，到了晚上，有个人加我微信好友。说句心里话，我一般不愿意加好友，因为芸芸众生，人的性格、品行、素质就像是一棵树的叶子，各不相同。可好奇心又驱使我想点开看看，这时候，我看到留言写着“我也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愿意与你一起探讨诗歌。”我自己清楚，我写的诗歌，顶多也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我暗想：一定要加他！或许对我写诗歌能有帮助。出于这个目的，我毫不犹豫地点击加了好友。加上后，才知道他是诗坛上很有名气的卜老师。这位卜老师，不但诗写得特别好，还是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我试探性地问卜老师：“您为什么要加我，您可是一个著名诗人，而我写得太out了。”卜老师说：“我看到你的作品了，干净、清新、有个性，你是农场的，而我以前也在农场待过，对农场有着特殊感情，能见到农场的诗人，骨子里就有种亲近感，因此，才加你。”接着，卜老师认真地点评了我的诗：“你的诗结构、段落没有问题，但是，略显空洞，没有生活，写诗看似简单，写进自己的情感，这样，才有生命力，还要留有空白，给读者留有一定空间，去思考、去想象。”听着卜老师讲解，我明白了许多，因为是刚认识，也不好问太多。最后，卜老师说：“我家有关写诗的书很多，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邮寄过去。”我当时也没太当真，就随手把地址发了过去。

时间如白驹过隙，日子就像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地过着。一天，我正在做午饭，突然，手机响起来，是快递电话。放下手机，我一边做饭一边琢磨，最近自己也没有上网拍东西，怎么会有快递呢？是不是快递公司打错电话了。我决定下午去看看。等我到韵达一看，真的是我的快递，一大包书，再看邮寄人是卜老师。我愣住了，眼睛有点酸。我们萍水相逢，原以为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卜老师当了真。我庆幸遇到了文学上的贵人。开始我是抱着往家走，走了一段路，两只胳膊酸疼，索性，我也不管好看孬看的，把书扛在肩头，一个穿着高跟鞋，肩头扛着一大包书的女人，像是从乡下回来的怨妇，成了大街上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好不容易到家了，打开家门，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老公还以为我被谁欺负了呢，从卧室里冲出来，大声喊道：“咋的了媳妇?”我哪有心思理他呀。

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的时候，《诗刊》《李少君诗集》《诗歌点亮生活》《迟子建散文集》一大堆宝贝全都在那闪着光亮。看到这些书，我高兴地大笑着，在原地转好几个圈。老公再次出来，以为我疯了呢。我连忙打开微信语音，兴奋地说：“卜老师，您给我快递的哪里是书呀，简直就是个百宝箱，太谢谢您了。快递费多少，我给您发红包。”卜老师说：“算了，没几个钱。你今后要想写好诗，必须得把《诗刊》里的诗读懂、读透。《诗刊》目前是中国诗歌的最前沿，那里的作品高屋建瓴，值得你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从此，没事的时候，我就打开《诗刊》，犹如解开了母亲的胸怀，尽情地吸吮营养。一个阳光亮丽的早春二月，我与《诗刊》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一份《诗刊》，点亮了我的生活。

2021年，为了提高自己诗歌创作能力，我订阅了《诗刊》，一定就是三年。

就在这一年，老公突然脑血栓住院了，每天在医院，除了照顾老公，剩余的时间就是望着医院白墙，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白得心里颤抖。怎么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呢？每天看到病床上的老公，心里更不是滋味，我红肿的双眼，疲惫的身躯，整个人处于崩溃状态。得知老公住院了，卜老师大哥哥般安慰道：“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只要把心放宽，凡事咱尽力了，做到问心无愧足矣。你整天这样，以泪洗面，你老公看到也上火呀，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没事的时候，读读《诗刊》，把内心的想法融进诗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宣泄呢？”听了卜老师的话，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虽感曲折却又不失光亮的小路。我急忙打电话给女儿，让她把家里的《诗刊》给我多带来几本。我的宝贝《诗刊》来了，我的眼泪没了，感觉自己灵魂也一度空灵起来。我先是反复读名人的诗歌作品，仔细揣摩其中的曼妙，之后，就伏下身子不停地写，有时把老公住院的事儿都淡化了。灵感来了，一天能写好几首。写完后，就漫无目标地发出去。结果《佳木斯日报》《吉林日报》《满洲里日报》《黑龙江林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先后发表了我的作品。那感觉就像自己又多生了好几个儿女，我曾经苍白的脸色竟然红润起来，连同病房的姐妹们都羡慕地开玩笑说：“你得了什么喜事儿，不是第二春了吧。”我怒嗔道：“去你的，别瞎说。”我把报刊拿给她们看，接着说：“我诗歌在报刊上发表了。”姐妹们争抢着看，虽然有人可能看不太懂，可她们还是很开心，并纷纷鼓励我坚持下去。

在医院这一个多月里，老公的病有了起色，我的作品也日渐成熟。医院有规定，电脑不许在病房充电，护士长得知我喜爱写作，给我开了绿灯，后来，有个小护士还说：“我们都知道您是老师，喜欢写作，并且，把病人也照顾得这么好，我们都在偷偷地为你点赞呢！”听了小护士的话，我连忙双手合十：“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才有了和家人团聚的幸福。”

文学又何尝不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天使呢。

出院后，老公的智力与语言能力都需要锻炼恢复。没有办法，每天忙着上班，还得护理病人。怎么才能恢复老公的语言功能呢？我曾听人讲过一个美国总统的故事。据说他由于先天舌头发育不足，因此说话有障碍。为了锻炼说话能力，他每天在嘴里含着小石头块练习说话，不但成功了，还竞选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个故事让我灵机一动，家里这么多的书，让老公每天读书来锻炼语言能力，通过识字来锻炼大脑功能。我带着他来到书架前，让他自己选，他指着《诗刊》说：“就它吧。”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好奇地问：“你为啥选这本，你懂诗吗？”他结结巴巴地说：“每天－我－都看－你－看它，它－一定－很好看吧？”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宝贝《诗刊》他也喜欢。就这样，每天我都给他留作业，上午读两页，下午读两页，要大声地读。每天回来我都检查。日子如流水般地过着。我写作的时候，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心情好了，继续大声地读《诗刊》，《诗刊》成了我们俩生活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诗刊》邮寄到了，我去韵达快递取出后，心急火燎地打开看看，这时，正好我的一个学生家长也来取快递，看到我也在就问道：“王老师看什么呢？这么着急，在这就看上了。”我尴尬地笑笑说：“《诗刊》”。“哦，难怪您的诗写得那么好，原来是这样呀，真的是老师也还在学习呢，看来，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呀。”我冲着她点点头。

我们大兴农场有个“冰凌花”文学社，喜欢读书写作的人，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一个周末，农场宣传部长找到我，说：“王老师，我们想请你给大家讲讲有关写作的知识，提高一下咱们农场整体写作水平。”我想了想说：“讲课谈不上，但是，说说我自己写作的心得体会，大家在一起交流、探讨还可以。”“冰凌花”文学社位于我们农场植物园内，木质结构房屋，独具特色。植物园风景旖旎，小桥流水，鸟儿高歌，鱼儿玩耍。荷花池满池的荷花，低声细语，荷叶挨挨挤挤，大有江南水乡的味道。交流过后，我把自己订阅的1至7月份的《诗刊》都带来了，无偿地摆放在文学社的书架上，大家可以借阅，学习借鉴。部长激动地说：“这些《诗刊》可是王老师的私货家底，今天，王老师带来，供大家学习，我们得感谢王老师呀。”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好的刊物，推荐给更多的人去认识他，欣赏他，不是更大的乐乐吗？

诗歌点亮生活，一份诗刊让我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砥砺前行。一次诗友们聚会，我举起一本《诗刊》，朋友们，《诗刊》是我的好宝贝！

王建岭，笔名建岭，中学教师。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佳木斯市作家协会会员。2020年佳木斯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有诗歌、散文散见于《遵义日报》《黑龙江林业报》《北大荒文化》《吉林日报》《佳木斯日报》《通辽日报》等报刊。散文《窗口》收录于建三江百篇散文一书。

蓝色诗稿

花 盛

小时候生活困难，人们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父辈常教导我们“知识改变命运”。于是，从上学时我就喜欢写写画画，时间一长，就养成了一个人悄悄信手涂“鸦”的习惯，偷偷记录一些小情绪、小感触。25年前，我在天水上学时，周末常去市广场逛旧书摊，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一些旧书，包括《诗刊》《散文诗》《辽宁青年》《读者》等。天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创作氛围，各个学校都有文学社，文学社之间经常开展文学活动。其中，在与天水二师的文学社团活动中，认识了很多怀有文学梦的师友，他们对待文学的真诚和热情，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鼓起勇气投稿，在《天水日报》相继发表了几首短诗，天水市文联的《花雨》杂志不惜版面，一次性发了10首诗歌，备受鼓舞。也就从那时起，我才算是与诗歌结缘，与文学结缘。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老师。学校没有电视，饭后很是无聊，但有大把的时间用来阅读和涂鸦。学校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写东西只能手写。我有几个厚厚的日记本，里面灰色字迹是用铅笔写的，红色字迹是用蘸笔写的，蓝色字迹是用钢笔写的。一到周末，我就挑一部分进行修改，再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待誊完一沓稿纸时，拇指、食指、中指上都是蓝墨水，就连鼻子和嘴唇上也有不少，舔一下嘴唇，有点涩涩的，再看看因蓝墨水书写而蓬松的稿纸，于是在心里给自己誊写的稿子起名叫蓝色诗稿。一学期下来，会誊写完好几本稿纸。到了寒假或暑假，就乘坐早班车到六十多公里远的县城邮局，郑重地将提前准备好的诗稿一个个投进邮筒，再买一些备用的信封和邮票后，又满怀希望地在班车的一路颠簸中返回村小学，继续教学、阅读、涂鸦。这期间，一些蓝色诗稿在《诗潮》《西藏文学》《诗歌月刊》《飞天》《散文诗》等刊变成了铅字，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涂”下去的信心。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骑自行车到乡政府所在地，去取订阅的报刊。乡政府门前有一小饭馆，几乎全乡的信件都寄放在小饭馆里。一次，我刚到小饭馆，饭馆的主人就说有我的信件，让我自己翻找。其中，一个信封上印有红色字体“诗刊”收件人是我。匆匆拆开，是2006年第4期《诗刊》（上半月），我从目录上的“闪电花环”栏目里找到了自己的笔名，心情颇为激动。急忙翻到对应的页码，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诗。饭都凉了，我还在一页一页地找。原来，“闪电花环”栏目的诗一部分转到了另外的页码。当找到自己的诗歌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那次刊发的诗歌虽只有一首，却给身处青藏高原大山深处的我，给予极大地鼓舞；虽仅有短短的7行，却为我心灵深处的梦插上了翅膀；虽时隔17年之久，但每每回想起来，犹在眼前。

那时，乡中心小学有一台油印机，除油印试卷和文件资料外，几乎不外借或挪作他用，会用的人也极少。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我找会用油印机的老师帮忙印几份稿子。那位老师一手仿宋体字写得很漂亮，他照着我提供的诗稿，工整地刻在蜡纸上后，开始滚刷油印，墨味儿很浓，直往鼻孔里钻。没有印几张，字迹因刷墨不匀而模糊不清，有的地方甚至一团乌黑。无奈，只好放弃。后在他的建议下改用复写纸，复写纸是蓝色的薄纸片，有浓浓的煤油味儿。使用新复写纸誊写时，将垫在稿纸的第一页和第二页下面，一写就是一式三份，复写出的效果比较清晰。旧复写纸只能垫在稿纸第一页下面，若垫在第二页下面，写出的字迹就比较模糊。复写时，要用圆珠笔，也叫油笔，压实了写。我每次用复写纸誊写时，一般是一式两份，这样就可以做到同一张复写纸多用几次。这期间，部分复写的蓝色诗稿在《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等杂志发表。   

后来，学校配发了电脑和磁盘，我开始学电脑，练习打字，将自己的诗稿做成电子文件，拷贝到磁盘，一有空就去乡中心小学打印。那时中心小学不再使用油印机，换成了针式打印机，打印时来回滑动，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打印出的字是蓝色的，且散发着淡淡地墨香。然而，有时打印出的稿子几乎成了碎片，纸都沿着字的笔顺裂开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将其保存着。因为它要比手写稿、油印稿好看和工整，几乎可与铅印的字媲美。仔细看，诗稿上每一个字的笔画都是由许多蓝点组成的，像一朵朵蓝色的浪花构成了纸上的河流，流向远方。这一年，是2008年，我寄出的针式打印稿在《诗刊》（下半月2009年3月）“银河”栏目发表，共7首，并配作者简介。《诗刊》再次让我的蓝色诗稿流向了更为宽阔的诗歌“银河”。

一年后，学校配发了新电脑和喷墨打印机，也开通了网络。投稿也比之前方便快捷了很多，又有几次在《诗刊》发表。我的蓝色诗稿虽然退出了我的创作和投稿历史，成为一段美好而深刻地回忆，但它却见证了一个乡村教师与《诗刊》缘分，也见证了我的文学之路，梦想之路。

花盛，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协会员、第四届甘肃诗歌八骏。出版诗集《花盛诗选：低处的春天》《那些云朵》《转身》《缓慢老去的冬天》等。

无诗不欢

张亦舒

在我成长过程中，最想念的是奶奶与外婆毗邻而居的热闹故乡，最怕的也是节假日回到故乡，被七大姑八大姨们组团围攻。

在她们眼中，我必须是那个最才思敏捷，最出口成章，最诗情画意的。

“不会辅导表弟表妹们写小作文？”

“不会带头主持一下家庭晚会？”

“不会给南洋的姑姑写一幅对联寄去？”

她们理所当然地给我布置许多“课外作业”，而我一旦表现力不从心，尬聊的最高境界就出现了。那些好事的姑姑姨姨们会异口同声、言之凿凿地说：

“‘诗欢’这个小名，可是你在娘胎里的时候给自个儿争取来的啊。”

话说，当年，也就是我的那些姑姑和姨姨们尚且年轻——年轻到还整天哼唱着谢霆锋那首《因为爱所以爱》的时候，忽一日，她们惊喜发发现，新婚的我妈“有喜”了，这可是新世纪以来我们大家族里的第一桩喜事。

我可是我这一辈分里的长女。当然，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但作为是最为稀罕的“头胎”，姑姑姨姨们总想尽早取得与我的交流。她们或拍拍我妈的肚皮，或播放轻柔的音乐，可是，已经撑起我妈半边身子的我，在一“皮”之隔的世界里，非常淡定，并不配合。后来我想，那难道不是我体谅我妈怀胎辛苦，以安静的姿态表示特别照顾她吗？让我妈心平气和，波澜不惊，这分明是我人品好，天生自带孝心啊。

然而，好事者姑姑姨姨们着急呀，成天围着我妈，不厌其烦地调换着电视频道，用儿童歌曲、动物世界、幽默故事轮番刺激我，使尽浑身解数，却总不见效。

直到春节如期而至，连烟花爆竹、人声鼎沸都不足以引起我的兴趣。

初春来临，正月底的清晨如此宁静。刚刚升入初中的小姑姑还在家里享受着寒假时光，我妈捧着大大的肚子站在窗前看风景。门前是一条小河，河对岸，阳光铺满每一寸河道，卵石滚满了河滩。

这时，小姑姑端着奶奶调理的药膳走进了我妈的卧室。

阳光透进窗帘，正好照射在书架上。

在等待我妈喝汤之际，小姑姑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被阳光晒得蓝光闪闪的杂志。平时就喜欢登台表演的小姑姑有板有眼地读了起来：

要在麦地里拥抱

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麦地   梦想众兄弟

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

……

“咦，转身了！”我妈惊叫了一声，汤从她手中的小碗里洒了出来。

“怎么啦？”大姨正好走进门来，被我妈的突发情形吓着了，紧步上前接过碗来。

“肚子里的小家伙突然来个大转身！”我妈又惊又喜。

“是吗？我看看，我看看。”大姨和小姑姑都凑上前来，“啊，怎么又安静了？”

“就是，就是读到家乡的卵石……家乡的卵石……那句，就猛一骨碌转身了！”

“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小姑姑又重复了这句话。

“果然，又动了！”

“继续读，继续！”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事实上，这回，真正表演的是“幕后”的我，她们只是“台前”的吹鼓手，在制造气氛而已。

小姑姑吸了一口气，郑重其事地接着朗读：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   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风吹炊烟

果园就在身旁静静叫喊

……

“动了！动了！再来一句！”

“风吹炊烟/果园就在身旁静静叫喊。”

“动了，再来一句！”

“就是这句，小家伙又动弹起来了。”

这时，奶奶也闻讯赶进来凑热闹了。

“再读，再读一段！”

小姑姑一手举着杂志，一手将另一本杂志卷成麦克风状，声情并茂地朗诵：

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

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

使我健康   富足   拥有一生

从黎明到黄昏

阳光充足

胜过一切过去的诗

幸福找到我

……

“停，就是这个，再来一句！”

“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幸福找到我。”

“动了，原来是个小诗人！”

“动了，个头也不大，会不会是个女诗人呀？”

“如果是女孩，小名就叫诗欢！”

“如果是男孩，小名也叫诗欢！”

“不，如果是男孩，小名就叫诗狂！”

“哈，诗狂，唐代的贺知章就是诗狂！”

“诗欢独此一家，看来我们家要出诗人了。”

那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离我出生还有整整两个月呢，按大人们的话说，我已经给自己整出了小名：诗欢。

那是当年和小姑姑一样已然13岁的旧杂志，《诗刊》1988年9月号！

阳光照射着的那些旧杂志旧书籍，都是奶奶精心从大姑姑和表哥他们到处乱扔的书物中整理出来的，放在书架上，传给了我妈作为填充书架的“镇宅之宝”。

至今，我还保存着那本杂志，蓝色的印刷体“诗刊”二字占据了整个封面，左上角写着阿拉伯数字“1988”，右下角写着个“9”，那简洁明快的风格一如既往，传袭至今。

当然，从那天起，对诗歌、对文学的热爱，也被定义为“与生俱来”的符号，让我不敢松懈。于是，我一边识字，一边就翻着那个“祖传的”老书架，读诗，抄诗。

对我进行过成功“胎教”的那三首诗歌，正是《诗刊》1988年9月号“新人集”栏目重点推出的海子新作：《五月的麦地》《重建家园》《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

感谢那阴差阳错的巧合，感谢那与生俱来的滋养。

正是在此氛围下，我自幼喜欢朗诵诗词歌赋，喜欢写写“小作文”。

13岁那年，读初一的我以《光明之梦》为题，第一次尝试投稿，获得了《闽东日报》“重建家园”库区移民题材征文“校园作品奖”。

18岁时，我应正在组稿的恩师之约，作为家乡最年轻的诗人为《古田诗歌读本》供稿。在电话中，听到自己被定义为“最年轻作者”的刹那间，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海子”二字。于是，当晚我一气呵成，写成《德令哈，十个姐妹开花》全诗二十五行，致敬仅仅在人世间呆了25年的天才诗人海子。

大学阶段，我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在《中国诗歌网》持续发表诗歌，其中部分上了“热力诗人榜”。 2022年11月19日，我应邀参与《中国诗歌地图·古田》直播，被冠以“00后诗人”的我，用《一个时代》歌咏当下的中国，歌咏我的故乡古田。

如今，大学刚刚毕业，是考研还是考公？是应聘还是创业？我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是淡定的，我不迷茫。

因为，我有《诗刊》，有诗歌，有故乡。我想起一句话：“如果你厌倦了故乡，你就厌倦了人生。”何其有幸，我有烟火升腾的故乡，曲径通幽的故乡。何其有幸，我有风花雪月的诗歌，荡气回肠的诗歌。

《诗刊》，已然成为我精神的原乡。

张亦舒，宁德市古田县人，“00后”诗人。2021年12月在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足迹》。组诗《闽东乡村叙事》《八月来信》、诗歌《沸腾的港湾》等作品获得省内外文学奖项。诗作散见于《解放军报》《浙江诗人》《诗网络诗刊》等刊物、出版物及海内外华文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