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虎坊桥旁的那座小院

刘功业

还记得1985年北京的虎坊桥吗？虎坊桥旁有一座带着月亮门的小院，宁静里有着热烈，春天里紧接着夏天。

那个春天和夏天，对我来说，是属于虎坊桥的，也是属于小院的，更是属于诗歌的。不仅月色迷人，阳光里也仿佛带着星星一样的梦幻。还有小院里的海棠树，以及曲曲弯弯的走廊，一个个让书报杂志挤满的房间。房间里是满满的热爱，那是属于诗歌的青春，就像青春里浓浓的爱恋。

那个春天和夏天，我曾下了火车转汽车，或出了火车站，一路走着，向东再向南，穿过一条条胡同，让风在心中自由地翻卷。那个地方，似乎很近，但比起去前门，天安门，似乎又有些偏远。就像那个曾经的八十年代，曾经的属于文学的群情澎湃，已经相当模糊，让回忆有了些困难。

还记得评论家朱先树，办公室的陈大姐，编辑部的寇宗鄂老师，王燕生老师，后来调到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老师等，都是那么的热情，像那个年代的人，是老师，更是朋友，交谈起来，毫无距离感。

记忆深刻的，还有雷霆老师的大胡子和亮嗓门，浓浓的济南乡音，又是59级中文系的校友，自带着一种熟悉的情感。

记得那一条长长的胡同深处，一个叫中央戏剧学院招待所的地方，那里，曾经集合着一群热爱诗歌的老师和文学青年。那个诗刊社刊授学院，给予很多那个年代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一种乐于享受的特有的温暖。

那些天里，我感受着诗，感受着生命中的美好。写诗，改稿，闲暇里，也去逛逛。如珠市口，东四十条，中国美术馆，北海公园，有很多的风光，很多的记忆，增长见识，捕捉灵感。更多的时候，是听老师讲诗，谈诗，评诗。或去编辑部串门，和老师们聊天。许多睿言提点，似乎都在不经意间被接收，被消化，而受益恒久。

经过修改，我的一首诗被选中，先是发表在《未名诗人》杂志，又刊登在那年10月的《诗刊》上——

夜晚，我们在英雄山

路 并不陌生

夜 并不黯淡

迷迷蒙蒙的星光

把路分成几段——

一段在前

一段在后

放在你我的双肩

——背上它

我们上山

我们不是英雄

山顶的纪念碑显得遥远

我们是泥土中普通的花草

面对纪念碑

举起爱与美的枝蔓

把甜蜜和景仰一起播种

成熟的种子

会长出绿色的憧憬

也会收获金色的梦幻

于是 像丰硕的庄稼拥有土地

璀璨的星星拥有天空

我们 拥有了这座英雄山

以及山上 这一个

星光洗亮的夜晚

我们的纪念碑

就由清风和露珠来建造吧

像忠实于祖国一样

忠实于我们爱的信念

在青青的野草上

写下你我永恒的碑文

明早的太阳

会把它点燃

为了那燃烧的文字

和我们高高的纪念碑

我愿常走这段路

我想常登这座山

  （原发于《诗刊》1985年10月号）

这首诗，记得朱先树老师还配了评论。我读大学时，曾去过济南的英雄山。那儿，就像济南人的精神圣地，也是爱情的乐园，保持着很高的人气。每一次去，都能激发灵感和想象力。我的这首诗，写了爱情和忠诚，赞美了为国征战的英雄。朱老师的点评，给了我很多鼓励。

《诗刊》的编辑们不断传承着，诗刊也成为我经常投稿和求教的地方。《诗刊》是老朋友，那些编辑老师也成为可以深交的挚友，长期保持着联系。高洪波主编，李小雨大姐，都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些年来，也陆续在《诗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王燕生、周所同、杨志学老师，都编发过我的诗。《奔跑的欲望》《情感的描述》《一枚椰子落在海上》等受到读者的关注，还分别被选入几种年选。

这么多年过去，有几位老师先后调走了，但仍能读到他们的好作品，有真知灼见的好评论，依然活跃在诗界和文坛。

遗憾和叹惋的是，一直保持联系和交往的李小雨大姐、王燕生老师、雷霆老师，先后仙去，唯留下风中一缕难消的思念。还有那个属于虎坊桥的年代，属于诗歌的光芒，都恍若隔世，又如在眼前。一直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不断努力，把每一首已发表的诗，作为前行的动力和进步的阶梯，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保持着激情，不敢稍有懈怠。

这么多年来，《诗刊》面向生活，引领着诗歌的风尚，我也保持着习惯，每一期《诗刊》，都会读之为快，为上面登载的好作品、涌现的新诗人击节叫好，当做学习的榜样，交流的范本。更从中能感受到诗歌的创新、诗意的美好。

古今融汇，东西交响，才有中国新诗的百年风采。《诗刊》虽不能说篇篇都是佳作，但无疑是诗界的旗帜，具有向导的作用。贴近现实，引领时代，团结了更多的诗人，也让我读到了中外更多的好作品。

在困惑中求变，在迷茫中求新，也在探索中前进。时代的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到诗学，更激起我们对诗歌的热爱。也许就是因为热爱，才赋予我们力量。时间会疗伤，会治愈，也会让我们从旧诗学的废墟上新生和成长。通过不断重读《诗刊》，我可以回望传统，学习经典，更可以面向未来，从中感受到东西方诗歌艺术的融汇与碰撞，提升自己对诗歌的理解。

为争取读者，应对阅读方式的挑战，《诗刊》的编辑们在中国诗歌网上连续五天做网络直播，我一直都听了。中国诗歌网也有一个《每日好诗》栏目，是每天都有的。我也在看，在听，这无疑都是普及全民诗教的好形式。通过网络，大刊编辑、诗作者、评论者和诗友们可以直接交流，答疑解惑，拨云见雾，辨析好诗，如一座诗歌的空中课堂，有了更多的受众，更大的影响，可以培养作者，也让优秀的诗歌精神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这让我又一次回想起那个远去的八十年代。生活无论怎样跌宕起伏，都无法让情感脱离现实世界。而诗歌，正是一种可以让心灵的美好照进现实的情感艺术。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悲悯和痛感让我们的精神变得富有。只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诗歌就不会远离美好，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阵暖意。    

刘功业，1956年3月生于山东淄博，现居天津。诗人，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原天津市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市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鲁藜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现当代诗歌创作与欣赏课程特聘教师。出版有诗集《星星海》《若夫诗选》《对海当歌》《错位》，及散文随笔集《水写的城市》、长篇纪实文学《激情唐古拉》等10余部。

一本《诗刊》三顿饭

刘万用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人生旅途的八十八个春秋。六十六年前，我正在山西省立范亭中学二十九班读初三。提起《诗刊》来，还真是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份的一个星期天,艳阳高照，风轻气朗。同学们个个都在为自己的理想爱好忙碌着。想当运动健将的，在操场上拼搏。想当音乐家的，在琴房演练。想当科学家的，在理化实验室，摆弄那些瓶瓶罐罐。个别富家子弟，三三俩俩走出校门，上街玩耍。而我是范中文学小组的一员，本周日无集体活动，便可随心所欲，在校园内四处参览。及至校门口，眼前一亮，传达室玻璃窗上贴着一张邮电局的“一九五七年报刊杂志征订单”。近前一看，《诗刊》创刊，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细看价目：道林纸本每册定价四角，一季一元二角，半年二元四角。报纸本每册定价三角，一季九角，半年一元八角。

订阅，板上定钉，爱不能舍。至于纸型，当然选报纸的，便宜么。即使这样，订半年，也得一元八角。对我而言，这也是个天文数字！那时，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六元。我是贫困家庭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四元，家里只出二元。购买课外读物，纯属奢侈开支。想订刊，又没钱。一对矛盾，摆在眼前。苦苦思，默默想，不能对人言。黑云压城城欲摧，霜重鼓寒声不起。死结无解，苦恼与日俱增。数日后，或一夜，梦境中有位白胡子老人，左手提“节衣”二字，右手握“缩食”二字，从我面前缓缓走过。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福人自有天助，高人指路，一点就通。节衣，不能自主。缩食，倒是可控。伙食费每月六元，每日平均是二角。早晚饭一角，中午饭一角。每月逢五逢十，中午少吃一顿饭，可省一角钱，一个月可省六角，冬三月即可把订半年《诗刊》的一元八角，就省出来了。一本诗刊三顿饭，足矣！

一九五七年二月份开学后，门房老卫登，亲手将创刊号《诗刊》，悄悄交给我，并且说这本刊物很珍贵！全校一千五百多名师生，《诗刊》，仅仅一本。于是，藏于衣内，藏于被窝，自己偷偷看。

《诗刊》（月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创刊号）。主编臧克家，副主编严辰，徐迟。编委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正是主编臧克家参观鲁迅故居后，有感而写的。两种人，耐人寻味。诗人情怀，感召无数人。他编《诗刊》，自然受人欢迎！

创刊号首发毛泽东主席的十八首诗词和关于诗的一封信。这对于我们的诗歌运动、诗歌创作，都是极为重要的。编辑如是说。那时候，我们青年学生，对于毛主席的诗，知道的还是很少的。一下见到十八首，喜出望外，不胜欣慰。

起初一周，保密度还算可以。第二周就被同室发现了，一传二，二传三。同室四人都看到了。我与他们约定：书不出户，只须家看。不出三周，班里也有人知道了。先偷传，后公传。不出一月，全班四十五人，都看过。

我们范中文学小组有十六人。杨茂林是小组长，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他知道后，要求拿出来集体学习、讨论。会后轮流传看，学习写诗，争取给诗刊社投稿。

就这样，传着传着，创刊号寻不见主人，主人也不知道创刊号花落谁家？就连二月号、三月号，也是如此命运。今天看到诗刊征文后，翻箱倒柜一整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五七年的四、五、六月号三本。58年、59年、62年、64年、78年、79年、80年、85年、89年、93年及近几年的大约有六七十本。丢失多少？很难忆起了。从57年创刊的32开本，到93年改版的16开本，及至近年来的上下月版本，还有增刊的子曰本，我与《诗刊》，情缘不断，始终关注。愿全新改版的2024年《诗刊》，以动人心弦的容貌与读者见面。

刘万用，终身从教，搞灵魂净化工程。组建过一些诗词组织，编办过一些诗词报刊，发表过一些诗词作品，受到过一些金、银奖项。

我和《诗刊》的缘分，是一辈子

刘晓亮

可能没有人相信，我和《诗刊》的缘分要追溯到学龄前。我和爷爷围坐在炉火旁，炉上的水壶冒着热气。他捧着一本《朗诵诗选》，一字一句地教我朗读。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这本书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

这是一本作家出版社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诗刊社选编本《朗诵诗选》。书中所选70多篇作品，大都是经过了当时的多次朗诵活动，在群众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佳作，比如贺敬之的《回延安》，比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比如张万舒的《黄山松》……

《黄山松》发表在《诗刊》1963年第1期，“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要站就站上云头…要飞就飞上九霄…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之上，你像昂扬的战旗在呼啦啦地飘”。我从小喜欢文学，喜欢朗诵，与爷爷的教育有潜移默化的关系。这些积极的、正能量满满的诗歌，给我幼小的心灵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本书我不知道爷爷是通过怎么的机缘得到的，但我知道它自从来到我家，就成了爷爷的心头宝。他也会让爸爸看，但爸爸比较“调皮”，在诗选下边放了一本《三国演义》。我偷偷告诉了爷爷，爷爷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爸爸一眼，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教我了。

拼音还不会的年龄，我已经会背诵不少诗歌了，所以上学后我酷爱语文。我会在跟同学们聊天时，时不时地蹦出诗句，也会在黑板报上誊抄名家诗歌或自己照猫画虎的拙作，那时候老师也很支持我，帮我修改，引导我的课外阅读，黑板报成了我文学的后花园。有一次学校朗诵比赛，班里推荐我参加，我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非常高兴，就让我朗读这首《黄山松》，没有意外，我在学校一炮而红。从此，歌咏比赛我是朗诵者，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我也是朗诵者，县里组织的朗诵比赛，学校也推荐了我。

朗诵让我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对我写作的提升有益无害，在这样一种良好的氛围中，我爱上了学习。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跟爸爸很少争执，但就我辍学这件事，他们争吵得很激烈。爷爷坚持认为我是拿笔杆子的料，爸爸却为妈妈的病急白了头，他需要我辍学来分担一些压力。这时候我已经读了高一，读与不读，这个决定权其实在我。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眼泪扑簌簌地流。

那些年青甸洼十年九涝，砍高粱都要坐船，于是妈妈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大概在我读初二的时候越来越重，后来突然又得了一种缺钾症，身体僵硬不能动弹，太吓人了。爸爸又要出去挣钱又要领着妈妈四处求医，焦头烂额。在同学们每周30块钱生活费的90年代初，我只能有10块钱。我不敢吃贵的好的，馒头夹酱豆腐是我的伙食日常。那天学校门口来了一个卖石膏像的人，我特别喜欢这些艺术品，就挤出一块钱买了个最小的，周末回家用弟弟的水彩颜料涂了好看的颜色，摆到了妈妈屋里的电视柜上。结果爸爸回家看到了，固执地认为我在浪费钱，只听“啪”的一声，石膏像摔了个粉碎，然后呵斥我：“扫喽！”一块钱的事，竟然把爸爸折磨成这样，事后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爷爷，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床，把书本收进柜子里，然后平静地套上牛车，去大田里拉玉米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让爸爸着急。至于爷爷，我不敢看他，我知道他在窗前默默地注视着我。

后来我确实让爷爷高兴了一回。这期间我已经跟爸爸学起了泥瓦匠，即便不喜欢，我也一直坚持着，因为我已经没有了自主选择出路的机会。但我的热爱一直不曾磨灭，我趴在被窝里写诗，然后坐在路边读给经过的牛马听，坐在河边读给水里的鸭子听，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泥瓦匠就是我的人生吗？我的心里一直压着一团火。

那天无聊打开电视，蓟州电视台正在播放恒信金店征集广告语的消息，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了，琢磨了两天，工工整整地铺开一张八开纸，把想好的广告语连同注释，胸有成竹地写了上去。不过只写了半面纸，右半面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写了一首赞美恒信金店的诗歌。心想：就算我广告语写得不好，因为这首诗，他们也得多看几眼吧。

后来呀，我就成了恒信金店企业策划部的一员啦。听说这首诗，李总经理在晨会上是哽咽着读给了店员听的，店员们也都跟着抹眼泪，她们没想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关心金店爱着金店的人们。

爷爷比我还高兴，在他眼里，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爷爷抚摸着我的头喃喃着：“我孙子有出息，真的坐办公室啦！”

可是我后来的成绩，爷爷再也看不到了。千禧年前夕，在那个大雪的清晨，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在收拾爷爷的遗物时，我在柜子里又看到了这本《朗诵诗选》。从此我把这本泛黄的书用心保存着，它不仅仅是一本老书，更是爷爷对我的期望，看到它，我就充满了力量。

妈妈的病在我们全家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北京通州的一家医院得到了根治，原来缺钾症是类风湿的并发症，妈妈连续服了一年的中草药治疗类风湿，配合着吃氯化钾片，当穿着白大褂的老大夫告诉爸爸妈妈以后不用来了时，他们喜极而泣。

从恒信金店离职后，我就用跟着爸爸学的泥瓦匠手艺去城里打工。建筑公司发现了我的才华，被重点培养，后来提拔进了公司工程部。业余时间，我读了个大专文凭，算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又通过努力考取了天津市二级建造师资格证（建筑专业，市政增项）。而这些事情，我只能在爷爷的坟前跟他说了，如果爷爷还在，他得多高兴啊。

新冠疫情期间，整个人闲了下来，我又拿起了文学之笔，尝试着写作，与作家老师们学习创作技法，并鼓起勇气把作品通过邮箱投了出去，虽石沉大海也乐此不疲。随着水平一点点提升，邮箱也终于有了回信。就这样，在2022年，我加入了天津市作家协会。我对着天空“啊”的那一声吼，爷爷应该听到了吧！

我还有一个愿望，我知道这也是爷爷的愿望，我一直在为此努力着。现在，我正跟着新诗高地诗社王相华老师学习诗歌的创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诗刊》上一定会有我的名字。那一天我会把它拿到爷爷坟前，读给他听！

刘晓亮，笔名牧舟，天津市作协会员，新诗高地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诗林》《诗选刊》《诗歌月刊》《绿叶》《海燕》《诗词》等。

渐渐远去的青春

——我和《诗刊》之缘

赵会喜

像这样回忆的文字，一生中也许只有一次。

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创作转向的重要阶段。1985年，我在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读书，学校就有诗社，浓厚文艺氛围，让读诗、写诗几乎成了我们的全部所爱和追求。那时，我订阅了《诗刊》（1988年、1989年），此外还订阅了同期的《诗神》（前不久将这些期刊捐赠给《诗选刊》）和《星星诗刊》。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青春病”。

当时的《诗刊》订阅量在几十万分，1988年的《诗刊》定价是0.7元，在第11期卷首语上有说明，“从今年六月起，我们收到突然袭击，每吨纸价一下涨了一千多元”，读者收到的《诗刊》第11期、第12期，由原来的64页改成了48页，“别无出路，只好减少一个印张”。由此，从89年起，《诗刊》的定价为1元，这些小小的变动，读者都能够理解的，也是能够接受的。

1988年，是我中等师范毕业的那一年，整年的杂志没有缺少一本，这真实一个奇迹，因为这涉及到我的工作地址的变动，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中教学，这期间经历了多少周折已经无法得知，但是随着工作相对稳定之后，89年的《诗刊》却少了四期，这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是缺憾了。眼前，我案头的《诗刊》杂志就这么多了，在这30多年的过程中，我又经历了上大学、重新调动工作，中间又搬了几次家，那么这些书籍能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珍藏下来，那同样也是值得为之骄傲的，因为看到那是一路陪伴着自己的青春和梦想以及由物及人的爱慕。

懵懵懂懂，那时几乎一直在拼命写诗、读诗。我也无法说清楚，其实诗歌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就是现在还时断时续的也没有停止过诗歌写作。80年代中期，正是诗歌从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向现代性转变的碰撞期，那是的诗歌探讨、争鸣尤为真实和激烈。《诗刊》开设了“我观今日诗坛”，可以说都是当时诗坛的大家，如88年的第1期就有袁忠岳、公木、谢冕、周涛、杨炼，大家文章都是直言不讳，争鸣自由，就是同期的“《诗刊》编辑对话：纵横诗坛”也不避锋芒，也不必附庸风雅，如1989年第4期刊登的《困境中的成熟和成熟中的困境》，其中，杨匡汉、任洪渊和高洪波之间的谈诗以及对诗坛现状的分析和批评，就是如此；关键是，在同年的第1期还有意识地推出了《读者：也唤一声“亲爱的诗坛”》，是读者对诗坛的现状及创作的看法，尤其是对编辑提出了忠告，同时对每期漫评的阿红、吕进这些批评大家进行了反批评，在当时《诗刊》之所以做，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读者和它的为全民服务宗旨，由此彰显出它的大众性、公平性和探索性，这正是诗歌理论发展的前提，摒弃了因市场带来的趋利性和创作上的浮躁心态，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的内驱力和读者喜爱的真正原因。

以普通读者身份的认知，这两年（88、89）的《诗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办刊的艺术勇气及自信力。编辑同仁始终以平等的姿态，首先将读者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创作者，始终重视将读者来信的意见，敢于推发批评观不同的文章，尤其是敢于直面现实的批评文章。如1988年第8期推发林希的《抢救诗人》，就直接提出“我们的时代正是产生大诗人、产生不朽诗作的伟大时代”，但“更重要的是要给诗人以基本的生活保证”，“诗人昌耀穷得没有钱买纸烟”、“大诗人公刘前不久还是四壁空空，全部家产是几只纸盒”，这可能就是当时部分诗人的状况，作者指出“这已不是诗人的耻辱，而是国家的耻辱”，我基本可以断定，如此犀利的文字在当前应该是没有合适发表的地方，当时《诗刊》敢于发表这样的批评，显然有它自身的考量，诗歌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以及读者的心理期待和市场消费等因素，与那个自由争鸣的岁月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是高度关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主要是深入生活调研、采风和深度触及社会改革以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另外，批判的、讽刺的诗作同样设有专栏，尤其提倡短诗创作，这些都显示出编辑们对时代发展和个体解放、创造的双向关注，同时还不断推出诗坛新人，当然当时的部分新人已是当今诗坛的创作代表性人物。

再者是倡导诗话创作，每年至少推发4期，成为显著的两点。诗话题材，自古至今有着鲜明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老一辈诗人木斧、曾卓、沙白、陈敬容、刘征等人的诗话作品，尤其受到读者的喜爱。另外《诗刊》的“卷首语”（89年的第9—12期没有“卷首语”），实在是让读者爱不释手，编辑老师的每一个字似乎都有了说悄悄话的感觉，似乎这些知心话只属于自己。88年第12期刊登了盛海耕的《我看<诗刊>“卷首语”》，作者提出《诗刊》一是包容百家，显出大方之家的风度；二是旗帜鲜明，“讲多元并存，讲百花齐放”；三是亲切有味，富有可读性，但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如文字老套和重点不够突出等问题，还有“新诗话”至少每季度两次，是否能够成为固定栏目的问题，这些中肯的建设性意见，依然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想说的是，因为《诗刊》不定期刊登了“诗坛讯息”，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也就按图索骥，又相应的、有选择的买了一部分书籍：

1988年第7期刊第51页刊登有诗刊社邮购数目，我从中邮购了《上园诗谈》和《五人诗选》；1989年第1期第31页刊登的诗坛讯息，我从中邮购了宗鄂选编的《当代青年诗100首导读》；1989年第6期第64页，刊登有《诗刊》同仁的诗丛，我从中选择了朱先树的《诗的基础理论与技巧》和唐晓渡的《不断重临的起点》。

其中，1989年第9期第27页刊登有诗集出版消息，我从中选择了《崛起的诗群》，“已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直面中国现代诗的诗论文集”，当时的邮购价（含邮挂费5.20元），说实话就这本书让我遗憾，那时我是骑着自行车要到镇上才能够汇款，二十多里路颠颠簸簸，最后收到的是退款的通知，地址是准确无误的，不由得我还要再去往返一趟，退款的原因大概是这本书不能出版了，这对我来说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无论如何，这些杂志书刊，我还都保存着，将成为我记忆中的珍藏！

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时自己才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了工作，恍然间将要到了退休的年龄，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青春，我越发感觉读诗、写诗的旧时光，是那样的清晰可见，是那样的梦幻多彩，我越发爱它们了——《诗刊》无疑将成为我们每个人青春的永远的记忆！

赵会喜，1970年生，河北省魏县第二小学教师。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评协职业道德委员会委员、河北省评协理事、邯郸市评协副主席，曾荣获第十届、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首届“白马湖杯”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奖等评论奖项，曾出版诗集《风中的故乡》、长诗集《故乡来兮辞》和文学评论集《美的邂逅》。

订阅《诗刊》的历程

郭志杰

说来话长，订阅《诗刊》是上世纪一个很久的历史，一个漫长的历程，是从喜欢读诗到酷爱写诗的过程，就像喜欢森林去了宜春，喜欢黄河去了壶口，喜欢沙漠去了敦煌，喜欢草原去了科尔沁，喜欢色彩去了丹霞地貌……

诗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抛物线，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赤脚荆棘地走、泥泞地走、踉跄地走。大多时为找不到路而揪心痛苦，更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诗沮丧、心灰意冷，甚至是丢弃。但不久夜黑的心灵又被诗的圣火点燃，被这根又爱又恨、又悲又喜、总也无法了却的弦拨醒，继续有风、有雨、有雪、有阳光的踽踽独行。后来，陆续在《诗刊》《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儿童文学》《北方文学》《诗神》《诗选刊》《当代人》《脊梁》《文艺报》等杂志报刊，零星的发表几首（篇）拙作，更为结识了许多知心的编辑和文学界的好友高兴而欣喜。

其实，诗是有根、有叶的，是我向往的一棵神树，追求的一片仙荫。在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的时光中，这棵灵性的枝长叶茂、根深杆粗，历经苦雨寒雪、冰霜冷雾的神性诗树，不管曾摘得的是红果、青果、白果、还是稗果，自新诗的开创与诞生时起：“尝试派诗群、文学研究会诗群、创造社诗群、湖畔社诗群、新月派诗群、象征派诗群、现代派诗群、七月派诗群、中国新诗派诗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群……朦胧派诗群、新现实主义诗群、新边塞诗群、他们诗群、非非主义诗群、莽汉主义诗群、知识分子诗群、民间写作诗群、下半身诗群、中间代诗群、荒诞主义诗群、丑石诗群、灵性诗歌诗群、新江西诗派诗群和广大诗人……”为新诗的发展与进步都付出了艰辛，付出了心血，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探索新诗前进的曲径中必须具有把青春榨干、把生命击碎的勇气。必须具备酸甜苦辣、夜烹昼炸，艰熬下去的意志。直到榨成骨头，熬出魂灵，剩下仅有的一滴血成为诗。

诗是我生命的近处与远方，又是我心灵栖居的城市与村庄。它从灵魂的沃土出走，又从沉睡的酣梦中归来，就是不停地搅合和动乱我的生命，使心神不宁，使诗魂不定。有时它低吟，有时它高亢。有时它从血管里激流，有时它从筋络里沉静。有时它沉寂的如死海没有波澜，有时它汹涌的如活海激扬澎湃。它是我体内隆耸的一座高山、它是我体内奔腾的一条江河、它是我体内涌动的一片大海，随李白的月亮朝起潮落，随杜甫草堂的太阳东升西没。

我从1976年《诗刊》复刊，第一期至第六期的0.24元，到第七期至第十二期的0.18元，再到77年至79年的0.23元人民币开始，一路走来，与诗携手结下了不解之缘。

期间，我读到了毛主席诗词的创世之篇，以及毛主席手书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毛主席手迹诗词三首，毛主席电复彭德怀同志的“谁敢立刀横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著名经典。还有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元帅和粟裕、张爱萍等将军的作品。文学大师矛盾、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郭小川、贺敬之等文学泰斗的诗作。还有许多诗人、文学大家恕我没能一一列举，是他们给予了我充足的马力与极大的动力，才有了写下去的意志和勇气。有时累了打个哈气，上岸喘口气，拥着《诗刊》打盹歇息一会儿，等待诗神的再次抚慰与唤醒，然后掸掸心灵上的浮沉继续前行。因为诗的板块已是我生命地理的一部分，跟随我命运的天体已多大半生，它一直朝有目的或无目的方向运转、红移，但我不知运行的是恒星还是流星，其实只要拥有，哪怕是不发光的黑矮星，只要存在，就是理由。那时我正读中学，有初生牛犊的幻象，经常把《诗刊》装在外衣口袋招摇过市，既是显摆又是炫耀。其实，我深知是为满足我的心理，张扬我的虚荣，装出一副爱好文学的样子，尤其要引起女青年的注意。

当时文学高烧，一千度的汞柱打不住，热得了不得，一直烧到八十年代末。别说在国刊有名的杂志、报纸发表一两篇作品，就是在省、市级刊物、报纸发表了文章，那也是相当的高级、相当的超级，无与伦比。绝对被同学、同事、好友刮目相看，簇拥着、佩服地恭维着。然后，必须浩浩荡荡、车水马龙恭贺地庆祝地在小酒馆或风餐露宿的小地摊一醉方休地狂饮一阵，在这关键当口一定要挺住，一定要不顾一切地从容大度一回，要显示出不一般的豪气与维度，哪怕是囊中羞涩，也要崇高一下，才对得起群朋众友恭祝的一片诚心、一派好意。

其实想来，当初和我一起追求文学理想的许多朋友，都因在期刊、报纸发表了大作，改变了命运，有的到了作协成为专业作家、有的留在高校做了教授导师、有的去了杂志社、报社或文化单位，完全蜕变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我是很羡慕的，但绝对没有丝毫妒忌的成分，因为我很快入流地加入了这个狂欢的盛大队伍，诚心诚意地为他们骄傲地豪举酒杯，高兴的醉成、烂成三影甚至四影的狼狈窘相。当然，我与这些实至名归的朋友相比实在汗颜，无地自容，不值一提，但不气馁。因时至今日，我仍始终不渝地、顽固地、一百头牛拉不回地为爱着诗、写着诗、读着诗、订着《诗刊》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也更响亮地、自豪地做为一名制造光明的电力生产者，永不后悔而深感无尚的光荣而自居。因为我从月亮上俯瞰宇宙的那瞬，正好我和飞天的玉兔蓦然回首，领略了九百六十万那攒动的灯火阑珊：一个欣欣向荣、马达隆隆、万家灯明的中国世纪、中国情……

郭志杰，生于20世纪60年代，祖籍河北博野，现居河北保定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曾进修北京鲁迅文学院。先后在《诗刊》《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北方文学》《北方作家》《诗神》《诗选刊》《当代人》《脊梁》《文艺报》等杂志、报刊发表作品近千余首（篇）。出版诗集《审判》《国度》《情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