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4年春节团拜会。

贺老：我看到你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微笑着，精神饱满。

我用手机对着屏幕闪了一下，想起了20多年前与你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在2003年9月15日晚风习习，珠海第8届国际诗人笔会的大舞台上，我朗诵了《打桩，为未来打桩》以后，野曼老师引领我，坐到了你的身边。

第二天上午，我又应邀来到你入住的宾馆房间，一群大学生刚好涌出来。我兴致勃勃地向你汇报了自己的创作情况。你说：“中国诗歌从《诗经》、《离骚》开始，就关注时代了。”你还说起1963年与郭小川去上海复旦大学与同学们见面、朗诵的场景：“那时的学生很热情，我朗诵了《雷锋之歌》。”

你那本仅仅67页、印数却达到166000本的《雷锋之歌》，曾被我带到安徽小杜生产队，藏在随我一起下乡插队的大米箱里。2006年6月，我又把它带到了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的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研讨会上。当时，主席台上的吉狄马加建议我，请贺老在那本书上签个名，你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2019年5月初，鲁迅文学院举办的“新时代诗歌高级研讨班”开学。报到的当天晚上，我跟你通了电话。5月8日上午，我应约赶到你家。客厅里挂着柯岩老师的大幅彩照及书法作品，桌上摆着的毛泽东雕塑和“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十分醒目。

我坐在沙发上，回忆着你与我的交往。你“平生总为山河醉”，此刻卡起老光眼镜，看到“红色诗歌研讨会”请柬上有自己“时代永远需要黄钟大吕之音”的题字，露出了笑容。你对我说：否定诗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政治，涵盖了百姓生活。现在诗坛出了那么多流派，越来越琐碎。你鼓励我说，新时代需要嘹亮的充满形象思维的政治抒情诗，要敢于触及重大的时代主题。现在，能激情反映新时代的作品少了！

这几年，你由于身体原因，较少参加社会活动，但你依然关注诗坛的现状，关注新诗百年研讨中的一些新的提法。你说，现在有一种观点，反映真善美的就是‘假大空’。描写阴暗的、失望的作品，才算真实。积极向上的诗就是假的。这太片面了！大，不一定空。黑暗，不一定实。关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是诗人应有的情怀。政治抒情诗当然要注意艺术性，练艺，练句，练字。这个领域的“概念化”倾向现在已经抑制。诗歌不能机械地配合，而要充满创造欲望。政治抒情诗不是重复概念，不是叙述过程。

  记得2006年6月13日，我的作品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你轻轻地从讲义夹里抽出一张发言稿，纸上写满了字，你从容地读着：“我从来是这样认为的：在跟我同辈的诗人中，许多同志远比我的成绩大。新时期以来，桂兴华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上取得的新开拓、新成就和新经验，一直是我倍觉珍贵并努力学习的。今后在诗歌多样化的进一步发展中，我祝愿并同时相信：与人民同心、和时代同步的社会主义诗学观和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抒情诗，必定会、也理应会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它的更加辉煌的前景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你的诗歌佳作很多。继《西去列车的窗口》《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之后，新时期以来，你把主要时间放在“有诗思、诗情、诗意和诗味”的新古体诗研究上：“壮哉此行偕入海，钱江怒涛抒我怀。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

  我请你回忆一下当年到延安的情况。你娓娓道来：1940年4月，你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被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录取。1942年，在鲁艺未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同志的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食”。一个礼拜后，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在“小鲁艺”这个艺术学校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那天，你的位置离主席很近。看到主席在引用“黔之驴”的故事时，笑得很欢，印象很深。

你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延安。1956年3月，陪同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联欢晚会要你出个节目，于是就诞生了《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你早就明确表示：政治抒情诗首先得是诗。要把握抒情诗中形象化手段的特点，运用富有生活实感又富有艺术张力的不同形态的细节，以使情有所托，理有所倚。抒发豪情的时候，既能用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式，新诗体，也能用民歌体，新古体诗。

我想起2019年年底。北京下着大雪。雪后的早晨，零下4度。我和散步归来的你坐在大院亭子里笑谈。然后健步上楼，我拿出一叠珍藏的由我策划的各地朗诵会剧照，你一边欣赏一边笑：“善于写领袖是你的一大特色。但你也写了许多老百姓的题材。我注意到，浦东塘桥已经成了你的创作基地。既请朗诵家指导，又有群众参与，这种形式你要坚持下去。”

你指着这本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放歌集》，打趣地说：“你和我都属于‘明朗诗风’啊”！我说：“当知青时，它给了我很多营养。”贺老说，“这本书1961年是第一版。1973年再版以后，立即被批判为‘文艺黑线回潮’。出版社本来还想再版一些作者的书，就不行了”。

我问，“你怎么看自己写于1959年的《桂林山水歌》？”贺老说，“有些议论，我已经注意到了。其实，中外古今的诗人作品已经替我回答。同一个时代，即使同一个诗人，都会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这很正常。”

当时因我正在主编一本《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1949--2019）》，就问你：“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作品？”“《西去列车的窗口》！”你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的，这首诗选择列车“窗口”作为构思的核心，把历史和现实，热烈送别的昨天和急切期待的明天组合在一起，汇入特定的“窗口”，既有古典诗词的凝练美，又有群众口语的酣畅美，使这首诗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听说有一部电视剧里集体背诵这首诗，还有一些单位正在排练”，你高兴地说。

临近中午，你留我吃饭。你滔滔不绝谈着陕甘宁民歌的动人和优美。谦虚地说：“我的诗歌没有超过民歌”。我赶紧打开手机，录下了你的随口吟唱：“两只红鞋就像两盏灯，兰花花穿上，饶你们年轻人。红军一走白军来，有什么心思穿红鞋。红鞋绿鞋都穿过，穿上白鞋受折磨。既朴素，又有深意！发展新诗怎么离得开民歌啊。”当我得知你出生于1924年，你是这样接口的：“不是有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吗？你我就属于老年先锋队了。”

此刻，我打开这几年贺老为我题字的集锦：“峥嵘岁月”“又一春”“地铁朗诵角”“中国在赶考”“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等等，那雄健的毛笔字，一个个鲜活地跃动在眼前，仿佛一起在祝愿你：健康长寿。

——写于2024年2月15日 上海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