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毕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说到诗，自然会想起人们通常的议论：诗是语言的艺术。这话虽是老生常谈，却也千真万确。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句：诗是在生活的长河里卷起的浪花，是在生活的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时代的生活、一个民族的生活，带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内心深处焕发出瞬间的感悟或持久的激荡，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借助于某种形式和技巧的语言流淌而下，自然就形成了诗。同时，诗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超越的过程，在经典的学习中提高，在传统的继承中发展，始终是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 
       回忆童年时代，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可以说，是在文化相对匮乏的时代度过的。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中，也还是偶或闪过诗的光亮。
       记得在小学高年级，有一次偶然从一本旧书上，读到郭沫若的一些作品，他那种气势磅礴的长诗，像带有道白意味的《凤凰涅槃》、带有戏剧色彩的《女神之再生》、《湘累》、《太阳礼赞》等等，当时虽感觉新奇，对其意蕴实在是不甚了然；倒是像《黄浦江口》、《天上的街市》那样隽永清新的短诗，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似平淡却韵味悠长，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后来，又读到田间的长篇抒情诗《给战斗者》，那短促紧张的节奏，将激昂迸发的情绪，瞬间强烈地感染了我，让我的心灵鼓荡起澎湃的旋流，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街头诗，铿锵有力，令人振奋，敲响了时代的鼓点，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不知何故，其新版诗集《给战斗者》未能收录那首著名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每念及此，颇觉遗憾。直到今天，我在诗歌写作时，往往不由自主地涌出节奏铿锵的短句，想来也是田间诗歌留下的印记吧。对于艾青，我虽然久闻其名，但由于历史的误会，阅读他的诗歌，却是较晚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读到他的《光的赞歌》等，一时还无法理解其历史地位。再到后来，读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才在内心掀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他的确精准把握住了历史巨变中我们民族的心律和脉动，并以无与伦比的诗歌艺术形式，完美地呈现出来。我确信，艾青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而我读闻一多的诗歌，虽然为时较早，但那种豆腐块式的新格律诗，很长时间都没有引发我的兴致，直到近年重读《死水》等篇章，才恍然明白，诗的格式和句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领悟深蕴其中的真挚诗情，才是学诗的根本要义。再如戴望舒的诗歌，流传虽不算多，而像《我用这残损的手掌》这样感人至深的经典之作，每回读罢，常令我为之双目潸然。至于其脍炙人口的《雨巷》一诗，虽然他本人以其过度的音乐性而摒除于诗集《望舒草》之外，我还是感到清新悠长，亦为可传之作。
       当代诗人中，令我印象至深的是贺敬之。他借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而写作的阶梯诗，如《放声歌唱》等，激情四溢，影响了一代人，我自然也在其列；而收录其早期作品的诗选《乡村的夜》，则是我早期诗歌启蒙的基本读物。至于朦胧诗及其作者，应该说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和事，当然印象更深、感触更多。大学本科时代，手刻油印本《今天》诗刊，在同学们中间广为流传，读过之后的无比激动之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外国诗人给我影响最大的，当数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我读普希金，主要通过当代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他所翻译的普希金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是我平生最爱的外国文学作品，曾伴着少年的我，在摇曳烛光下，度过了多少个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至于他所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更是我少年时代曾朝夕吟诵的精神食粮。
       在我的业师中间，以诗人著称的，老年一辈有吴奔星教授，中年一辈有徐荣街教授。他们都是我的本科老师，传道授业，惠我良多。但在本科学习时，这些老师都颇为低调，很少以诗示人，而我又一心向往学问，主攻古典文学，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于是很遗憾地错失了向老师们请教学习的机会。直到很久以后，才读到吴老师的《别》和徐老师的《你只有二十二岁》等诗篇，皆为感情深挚、语言生动的优秀之作，受到很大的艺术启迪，只可惜读得太晚了。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张松如（笔名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那时正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同时，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也很紧张，所以，虽然几乎隔三差五要到先生家中，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而在诗歌创作的具体方面，居然很少直接触及，及今思之，惋惜不已。好在六卷本《公木文集》早已行世，第一卷主要收录其诗歌作品，多年以后我还是经常翻阅，又如面聆教言，重新领受珍贵的指导，总算弥补了些许遗憾吧。
 
                                                            （这是即将出版的诗集《月光下看海》“后记”的前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