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从1980年代开始到21世前一二十年，在包括40后、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几代诗人共同努力下，地处偏远的甘肃一度成为备受全国诗歌界瞩目“诗歌大省”。三四十年过去，耗费数代人心血建构的甘肃诗歌高原在历经几次代际更迭平稳过渡后，又到了一个代际更迭的关键时期。秉承老一代诗人脚踏实地、踏实创作及“不薄旧人爱新人”传统，加大80后、90后甚至00后诗歌良才培养和推举力度，是事关确保甘肃“诗歌大省”永不失色的唯一可行之途。

【关键词】

诗歌高原 代际建构 代际更迭时间过得真快，当我在这里再次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诗歌创作发展脉络时，距离我第一次谈论甘肃诗歌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在那篇题为《塑造中的甘肃诗歌群落》^①中，凭借作为当时甘肃诗歌发展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观察，我对处于蓄势待发状态的甘肃中青年诗歌创作提出了一些个人化的归纳与评判。十多年后，我又以《找一个词代替》^②和《诗歌高原的成长履历》^③为题，对彼时已群星纷起、众星璀璨，群体水平和整体实力都堪当“诗歌大省”美誉的甘肃诗坛，做出过一些真诚且直言不讳的警醒。几十年过去，当年开辟并创造甘肃诗歌辉煌与光荣的老一代诗人离场的已经离场、老去的正在老去，更多年轻的后来者一如三十多年前的我一样，还在前行的路上彷徨——这种现状，与三十多年前我在灯火昏暗的天水老城一隅撰写《塑造中的诗歌群落》一文的情形何其相似！因此，在接到《西部文艺评论》要我写一篇有关甘肃诗歌的文章时，我便想起以代际建构与更迭为切入口，来谈谈我对甘肃诗歌历史与现状一些不成熟的观察思考。

代际建构与甘肃诗歌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甘肃诗歌是以“新边塞诗”和“西部诗”兴起为发端，并在逐步建立的阵容庞大、实力雄厚、代际结构完整的甘肃诗歌群体共同努力下，完成由西北走向全国、从平原崛起成高原的形象塑造的。

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的章德益、杨牧、周涛承袭李季、闻捷、贺敬之，并与汉唐“边塞诗”相对应，以描写西部自然风光和边疆地域风情为主题的“边塞诗”为圭臬，发起“新边塞诗”运动。这股从新疆刮起的“西北风”沿河西走廊吹向全国时，随着唐祈、林染、老乡、何来、李云鹏、高平等众多甘肃诗人加入，阵容日渐壮大，势头愈来愈强劲，并在《上海文学》《中国西部文学》《青海湖》和甘肃的《阳关》《飞天》《红柳》《当代文艺思潮》等刊物推波助澜下迅速席卷全国，成为“朦胧诗”备受诟病、大潮初涌的新时期中国诗歌面临进退两难窘境的80年代影响面最大、冲击力最强的诗歌潮流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源流众多的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以及更多新锐先锋、充满创新意识的诗歌流派出现，以概念化、表象化描摹西部自然物象而存在缺陷的“新边塞诗”走向式微，最终被仍然以表现自然历史与人文情怀为特征的“西部诗”替代。但历史而公允地说，正是借助“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浪潮，新时期以林染、老乡、何来、李云鹏、高平为代表的甘肃第一代诗人被推向全国，大浪初启的甘肃诗歌群体才初具雏形。

“新边塞诗”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林染、老乡、何来、李云鹏四十来岁，正是创造力勃发的年龄。加入“新边塞诗”和“西部诗”阵营后，这些各具个性、活力旺盛的甘肃诗人，不仅为“新边塞诗”和“西部诗”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初步完成了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的形象塑造。这一时期，林染确立了以《敦煌的月光》为代表的河西书写形象；因意象奇崛、立意孤绝被誉为“诗怪”的老乡，也创造出了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当代中国诗歌难以模仿的文本孤例的“野诗”；大学时代就以《烽火台抒情》成名的何来，更是以《断山口》《爱的磔刑》《侏儒酒吧》等作品树立了西部地域背景下一位有关历史、民族、未来思考者的形象。

也是在由“新边塞诗”演化而来的“西部诗”及高平、林染、老乡、何来影响带动下，以彭金山、匡文留、阳飏、韩霞、万家斌、人邻、张子选、高尚、石厉、于跃、成倬、毛菁文、陈默、唐光玉、郝明德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诗人登台亮相，不仅完成了甘肃诗坛代际结构与诗歌群体整体相貌的初步建构，这些知识结构和审美趋势更加丰富，诗歌感知与创造力更为敏锐的年青一代诗人，还以各具情态、不断探索的诗歌文本，为其后三四十年甘肃诗歌持续发展鸣锣开道，奠定了基础。这个时间区间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大学毕业后为了诗歌远走阿克塞的张子选和高尚，在完成由校园诗人到“西部诗”革新者身份转变的同时，还以富于西部生命与精神意识的作品，为拓展甘肃乃至“西部诗”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文本。比如张子选的《阿克塞系列》《西北偏西》《藏地诗篇》等作品，即便放到现在，仍不失为直击西部生命本体与精神情感的经典之作。大约是在80年代末期，以《阳飏诗选》出版为标志，阳飏从“西部诗”的追随者和河西大地的吟诵者，一跃而为西部人文精神的探秘者和个体灵魂的追询者：“我从西藏带回一把藏刀/我将这把刀挂在墙上/如果面对仇人，我会如何/或许我会要求把我俩的血搅在一个碗里/面对面盘腿坐下，把刀放在中间”（《一把藏刀》）这种转变不仅为阳飏展开了更为辽阔的诗歌语境，也为西部地域诗歌从单纯的西部自然描摹走向自然、人文与生命本体的相互提示，提供了新的文本示范。而一开始就恰似灵魂低语者的人邻，也开始由个体情感与心灵的审视，走向对西部严酷自然环境下生命本体的关注：“在这险处／风／千万不敢吹动／山的锋刃／正馋”（《有羊的风景》）

从林染、老乡、何来对“新边塞诗”的推动与丰富，到张子选、阳飏、人邻、韩霞等对“西部诗”范畴下西部人文与生命本体表达的探索与拓展，甘肃诗人以独具创新意义的“西部表达”为80年代频遭起伏的中国诗坛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诗歌文本，也为其后甘肃诗歌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土壤。以至于紧随其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60后诗人在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不同程度都接受了老乡、阳飏所代表的上几代诗人诗歌文本和诗学观念的启示与影响。后来，当以娜夜、阿信、古马、唐欣、叶舟、桑子、马青山、高凯、徐兆寿、牛庆国、沙戈、杨建仁、唐翰存、草人儿、于贵锋、孙江、胡杨、马兆玉、梅子、第广龙、倪长录、梁积林、王若冰、罗巴、杨春、周舟、雪潇、李继宗、欣梓、丁念保、汪渺、老盖、小米、毛树林、廖五洲、张晨、杏黄天（何不度）、陇上犁、过河卒、波眠、魏旭、尚建荣、完玛央金、牧风、申世家、西可、师榕、彭金山、邵小平、独化、妥清德、宗满德、余普查、兰叶子、淑曼、闫虎林、郑万明等，包括王久辛、师永刚、马萧萧、杨献平、袁俊宏、张春燕在内的军旅诗人，数以百计。当遍布全省各地的一大批60后诗人步入诗坛后，以西部书写中的甘肃表达为特征，阵容整齐、实力强大的甘肃诗歌群体代际结构基本成型。一个即将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最初十多年对当代中国诗坛产生重大影响的“诗歌大省”呼之欲出。

代际传承与诗歌大省和诗歌高原的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和剧烈变革的社会文化，让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全民关注中心的诗歌越来越淡出大众视野。这种诗歌被边缘化的现实一度让整个中国诗坛陷入诗人在创作上的迷惘彷徨，评论家面对充满“晦涩”“深奥”“繁复”^④意象的诗坛频频失语，一些诗人出于生存压力或对诗歌现状的失望而撤离，整个中国诗坛陷入一种沉闷、焦虑、尴尬的“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⑤。然而，由于《飞天》《金城》《西北军事文学》等刊物引导，尤其是老乡、何来、李云鹏、阳飏、人邻等老一代诗人的鞭策与鼓励，再加上大批60后诗人正处于创作旺盛的青春期和甘肃远离市场经济中心区的地缘因素，甘肃诗坛不仅没有受到这种弥漫全国的沉闷气氛的影响，伴随着叶舟的《大敦煌》、娜夜的《回味爱情》《冰唇》、古马的《胭脂牛角》《西风古马》、高凯的《心灵的乡村》、人邻的《纸上的风景》、王若冰的《巨大的冬天》、周舟的《正午没有风》等作品出版，阿信、桑子、李志勇、牧风、完玛央金、阿垄、王小忠等的甘南叙事，朵生春、漆进茂、胡杨、梁积林、苏黎、倪长录、谢荣胜、万小雪、苏振亚、马兆玉、于刚、赵兴高、徐学、张精锐、张中定、方建荣、陈思侠等的河西写作，高凯、陈默、牛庆国、李继宗、第广龙、南山牛、闫虎林、雨眠、崔俊堂、申万仓、何小龙、张志怀、西可、杞柏、李建荣、师榕、李致博、李建荣的乡土写作等，既独具地域特色，又在文本和文体上各具风貌的甘肃诗歌频频引发业内广泛关注，以及随着众多60后诗人诗学观念和创作意识的日趋成熟，甘肃诗坛反而在整个90年代进入为即将出现的“诗歌高原”奠基的创作旺盛期，40后、50后和60后老中青诗人并肩作战，在全国各大报刊攻城略地，拉开了甘肃诗坛二十多年持续繁荣的黄金时代序幕。

当时的甘肃诗坛，老一代诗人一边勤勤恳恳创作，一边借助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发现、扶持并向外推介年轻一代诗人，大批早年从《飞天·大学生诗苑》走出来的60后诗人也无可保留地继承了老一代诗人虔诚认真对待诗歌，扎扎实实写好每一首诗，不浮不躁、不事喧哗、不出风头的品格，勤奋写作，潜心修炼，不仅在历尽千辛万难的闯关突围中磨炼了扎实精到的写作功底，淬炼培养了纯粹正大的写作意识，也营造出甘肃诗坛多少年来代代相传的“不追风、不争论、不着急”^⑥“各美其美，蔚成大观”^⑦的诗歌氛围。这一切，正是甘肃作为全国瞩目的诗歌重镇和“诗歌大省”在21世纪到来前后被普遍确认的基础和根本。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诗歌大省”主要支撑力量和甘肃诗歌高原重要奠基者的阳飏、人邻、娜夜、阿信、古马、高凯、唐欣、牛庆国、叶舟等以取向各异的诗歌美学追求，相继完成了各自诗歌文本的超越与重构，创作出一批无论对于甘肃诗坛还是诗人个体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对于这几位诗人的创作，我在《塑造中的诗歌群落》和《诗歌高原的成长履历》中大多都有过评述，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次重申我对他们作品的持续理解，以及他们对甘肃诗歌高原诞生的意义。因为对于甘肃诗坛来说，他们的创作不仅是甘肃“诗歌大省”成立和甘肃诗歌高原崛起的基础，而且到现在依然是继老乡、何来之后甘肃诗坛难以超越的又一高峰。

阳飏是甘肃诗坛公认的老大哥。这不仅因为他年龄长，经历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甘肃诗坛风云变幻的每个阶段，还由于他三四十年来深耕西部大地创作的历久弥新、辽阔大气的诗歌文本。“作为一位一直都在努力打造个体风格的诗人，阳飏在创作行为上，始终都在追求一种诗歌本体、诗人情感与沾满绿锈的历史精神相照映的诗歌方式。即便是在西部诗坛流行表面地、生硬地描摹西部自然景观的那个时期，阳飏仍然坚持以一种尖锐地近乎尖刻的诗歌品格，力图破解荒凉苍茫的西部人文背景下面所隐含的生命和精神隐秘。”这是十多年前我写的题为《大风起兮云飞扬》^⑧的阳飏诗歌简论里对进入21世纪后，阳飏诗歌新变化的论述。此前，阳飏已经写出了包括《青海湖长短三句话》《风起额济纳》《西藏：迎风诵唱》《邓马营日记》等一大批气势磅礴、西部自然与个体精神相互照耀的作品，并就此造就了他历史与现实交合、人文图景与生命意识并存的诗歌文本。本来就性格沉静、长于内心凝视的人邻，也在继《最后的美》出版及其以后的创作中，实现了由内及外、从个体经验到群体意识上对一种冷峻尖锐、幽暗明灭的生命本体的介入与审视的锐变。而在诗学意义上，人邻这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言说方式，也成就了他“静默使人邻诗歌的超语言成为可能，使精神自我得以突显。静默的诗歌境界传达了生命的深层意蕴，无言的所指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玄想空间和体验生命别趣的审美愉悦”^⑨的诗歌品格。此时的阿信也从桑科草原的吟诵者，将诗歌的触角拓展至甘南草原的天地万物，并开始了由一位地域诗人到从藏文化神性入手对一种具有普世灵魂探秘与认同的美学表达，这也让阿信的“字里行间都能见诗歌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的存在”^⑩：“那掠过浮云，掠过湖边枯草、野花的鸣唳/也掠过我：那短暂的灵的颤栗。”（《黑颈鹤》）“有一种独白来自遍布大地的忧伤。/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聆听其灼热的绝唱。”（《小草》）时至如今，三十多年在苦寒高远的甘南高原生活写作，不仅让阿信创造了只属于他自己的诗歌文本，阿信“诗歌就是生活”的诗学理念以及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融入甘南高原的写作态度，对于处在代际更迭时期的甘肃青年诗人来说，无疑具有启示和示范意义。伴随着《西风古马》《古马的诗》《红灯照墨》《落日谣》等诗集出版，“将中国古典诗词、民歌谣曲的神韵与西方现代诗的元素融于一体，营造出独特的‘西风古马’的诗境”^⑪的古马，已经从对中国古典诗歌、民间歌谣和洛尔加诗歌文体探寻到属于自己的诗歌言说方式，走向在以蒙古高原、青藏牧区、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寻找与自己诗歌精神相适应的北方游牧文化精神存在的诗歌探求与漫游，这种转变也为古马打开了一种更为开阔自由、缤纷繁盛的诗歌新境：“黄金的戒指镶嵌着红玛瑙/卓玛，快把它扔进水中/你要沉沦/就带着落日为我沉沦”（《扎尕拉草图》）“坐在暴风雪中心给你写诗/最后十行/冻僵的十指围拢着马灯/是肋骨，也是圈不住火的马厩”（《马灯》）对于古马诗歌近年来的这种变化，有人认为“古马的诗能够穿透黑暗、探索光明，进而到达生命与精神的隐蔽之所。”^⑫也有人认为，古马诗歌“写地域而超越地域，细节生动，意味辽远，可见生命的宽阔与光亮，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的热烈情怀，体现了一位优秀诗人观摩生活、自然，思考天地人关系的态度。”^⑬

毫无疑问，娜夜是目前当代中国诗坛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有人说“娜夜，在当代诗人中，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女诗人，颇有女性主义色彩，甚至是女权主义。而娜夜，虽是女性的，有着女性的敏感、多情，与强烈的生命的呐喊。但她却是中性的，从单纯的‘人’的角度进行思考。她是诗性的，亦是理性的，是幽微的，也是开阔的。”^⑭我觉得这是对娜夜当下诗歌最妥切的评价。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星星》诗刊推介娜夜诗歌时我就以《情感的节制与表达》为题，谈论过在女权主义意识泛滥的女性诗坛中，娜夜的敏感内敛、含蓄节制与当时女性诗歌的区别：“她的组诗《过好这个春天》仿佛一幅现代装饰的古典画，其间绰约的风姿、典雅的抒情、隽永的意韵所展示的艺术品质，亦即娜夜一贯持有的以深沉、节制的认知态度和清醇的意绪对现代女性精神品位的文化性观照及诗意化呈现。无论陈述幸福的渴望，感伤的怀恋,娜夜这位西北诗界不媚不俗的青年诗人,都表现得朴素率真,不落不浮。这使得她与近年流行于诗坛的那种黑色情感,构成了明显的区别。”^⑮娜夜早年的诗歌原本就有一种童话与歌谣的透明与晶莹。愈到后来，生活与诗歌的教养让娜夜的诗歌愈归结于本真的诗情和本源的诗性：“起风了 我爱你 芦苇/野茫茫的一片/顺着风//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思想/只需要芦苇/顺着风//野茫茫的一片/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起风了》）。从娜夜这种以清晰自然的意象、简洁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繁复的情感体验的诗歌文本，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位心怀纯正艺术取向的诗人对一种典雅高贵的艺术精神的追求与维护，甚至可以将娜夜这种以深切内心本体细致入微、多维度呈现女性情感世界清水涟漪的书写，归类为“阿赫玛托娃式的中国式抒写”。惟其如此，娜夜也成为当代诗坛已经被众多读者普遍接受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诗人之一。高凯和牛庆国一个来自陇东高原、一个来自会宁乡村，作为甘肃诗坛60后中间，两人最初都以乡土和乡村生活为表达对象。高凯离开乡村较早，所以他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前几年的乡土写作，主要是从乡愁层面表达“故乡”被消解后灵魂与情感难以摆脱的留恋与失落，进而试图从刻心铭骨的乡愁中寻找现代社会愈来愈弥足珍贵的善良与纯朴、真情与真爱：“在离村子三千里的地方/我这个奶名就叫拴牢的天涯人/用一根揪不断的肠子/拴住了村子”（《拴牢》）。所以，高凯笔下的乡愁也超就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乡愁”，抵达了现代社会人所共有的情感与精神故乡消失后那种心无所依的失落、迷惘与孤独。这正如徐克瑜所言：“高凯的‘乡愁诗’，其抒情主题是对中国古代‘思乡念家’母题的继承和超越”“他的诗歌还有属于诗人独特文化心理与气质所形成的那一种独有的忧郁、孤独、感伤的抒情气质与审美情怀。”^⑯当然，高凯近些年来创作的大量以口语诗形式直击现实的作品，以及因《村小：生字课》而成名的儿童诗创作，则展示了一位具有深厚诗歌功底、丰富诗歌修养和极具成长性诗人非同寻常的创造力。与高凯站在外面看乡村不同，牛庆国一生与乡村的生活情感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而老家会宁又是闻名全国的干旱苦焦之地，所以苦难与贫穷的感受已渗透到了诗人骨头里。“苦”是牛庆国对自己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最本质的体味和认知，也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活着 种地、种地 活着、这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也有人躲在屋顶下 或者阴凉里/他们是些有伤的人/疼痛 是一个村子的阴影”（《杏儿岔》）牛庆国笔下之“苦”是生活在偏远落后的西北农村的农民生存之苦，也是诗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情感与精神之痛：“那夜 给队里当饲养员的爷爷/因为牲口透圈 啃了队里的青苗/便把自己吊在了那棵老杏树上/像从地上跃起的一只山羊/眼看快到嘴边的一片树叶/却始终没有摘着”（《爷爷》）。牛庆国这种发乎真情实感、具有文本实录般的写实表述，也是对流行中国诗坛多少年的“伪乡土”的反叛与回应：“当水桶终于又被提上来时/多像一个浑身都被水湿透了的亲人/被我救了回来/回来就好 天黑之前/我对一只水桶这样说”（《捞一只水桶》）。当然，近年来那首一经出现就引起读者情感巨大共鸣的《我把你的名字写进诗里》，既是牛庆国延续几十年的“乡村苦难”写作的结晶，也是其乡村写作的自我超越。还有叶舟，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才华逼人的叶舟已经开始将更多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但从大学时代到现在，诗歌一直都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早期的叶舟近似着迷地漫游于河西、甘南、西藏、新疆，为我们呈现出的充满才情和宗教文化气息的“边疆写作”，让他成为甘肃“诗歌大省”的重要建构者之一。近年来，他为我们提供的包括《陪护笔记》《月光照耀甘肃省》在内的一大批诗歌文本表明，叶舟依然是甘肃60后诗人中极具创造活力的一位。

进入20世纪，已经在二十多年诗歌之路上经受历练、走向成熟的大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被推到构筑甘肃“诗歌大省”前台，成为扛鼎甘肃诗歌高原崛起的中坚。随着众多70后诗人登台亮相，一个以四五十年代老诗人为前锋、五六十年代诗人为中坚，以70后诗人为后援，阵容整齐、实力雄厚、代际结构完善的甘肃诗歌群体集结成型，一座承载了几代诗人努力与梦想的诗歌高原在西北訇然崛起。特别是进入20世纪，由甘肃文学院联合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连续举办三届的“甘肃诗会”，不仅为甘肃诗人与国内诗歌名家名刊提供了交流展示平台，也让全国诗歌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甘肃。在此期间，许多国内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对甘肃这种国内罕见的省际诗歌创作群体及实力全面凸显的现象，给予了积极评价。著名诗人、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韩作荣说：“在西北五省中，甘肃诗人群的实力好像是最强的，就全国范围而言，甘肃诗人群也是相当有实力的。”著名诗人、原《诗刊》副主编叶延滨也说：“在中国的整个文学版图中，如果不讲诗歌，那么就很难评价甘肃的文学；评价甘肃文学，如果不讲诗歌，就把甘肃文学的成就大大削减了百分之五十。所以，我认为甘肃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诗歌大省。”^⑰以2004年4月第三届“甘肃诗会”提出建设“诗歌大省”为标志，甘肃“诗歌大省”随即在全国诗歌界被广泛确认，一座承载了甘肃诗歌过去与未来，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诗歌高原巍然崛起。

代际更迭与已经面临的代际重建

甘肃诗歌高原渐次崛起的新世纪，是延续甘肃诗歌代际传承的70后和80后诗人成长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50后、60后诗人一方面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一方面不遗余力将一批接一批具有良好诗歌素养与潜质的70后和80后诗人推向甘肃诗歌前台，促使一批才情俱佳的年青一代迅速成长，因此也就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与老一代诗人的代际衔接，成为支撑甘肃“诗歌大省”蓬勃生长的又一支有生力量。他们中既有已经具有全国影响的包苞、李满强、郭晓琦、扎西才让、王琰、李王强、叶梓、离离、段若兮、王选、李越、赵亚峰、莫渡、刚杰·索木东、惠永臣、武强华、赵琳、郝伟、姜一苇、樊樊、谢荣胜、刘山等，也有众多已初显极具个性创作才情的70后、80后乃至部分90后诗人：朱妍、陈宝全、王强（卜卡）、包容冰、马路明、北浪、富永杰、响流、苏敏、杨强、小鲁、驰子、孙立本、唐宏、树贤、庄苓、成志达、马宇龙、彩虹、贞巢、石枫恋、石凌、包文平、李川李不川、诺布朗杰、吉晓武、丁维刚、吕建军、王悦、张元、孟小语、亮子、李红梅、唐亚琼、拾谷雨、诺布朗杰、弱水吟、富永杰、西克、赵文敏、鬼鱼、阿海、乌痖、邯冰、诺杨、李玥、董浩、董月红、鬼石、蓝冰、豆浩亮、杨波、嘉阳拉姆、何书毅、田兴辉、夏沫、樊斌、李帅帅、王银霞、何珍、蒲黎生、苏卯卯、刚子、朱旭东、半卯、野子、龙跃国、阿天、子伊、任智峰、吕建军、王银霞、紫凌儿、李永康、李如国、李业兰、闫小杰等等——限于篇幅及我所能搜集到的信息，这里就不一一点名列举了。

就整体势力而言，承接50后60后甘肃诗歌代际接力棒的青年诗人，特别是80后、90后诗人队伍的庞大程度和写作走向的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三代。就目前而言，已经站在前排，担当起甘肃诗歌代际传承重任的，还是此前经历了一二十年脚踏实地写作磨炼，初步显示出各自写作实力的一些70后和80后诗人。其中包括包苞、李满强、郭晓琦、扎西才让、李王强、离离、段若兮、赵琳、郝伟、亮子、刚杰·索木东、花盛、江一苇等，他们中的大部分曾入选“甘肃诗歌八骏”。这些在更为开放多元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要么以自己所熟悉的乡土为原点探寻诗歌与生活的真味，要么以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审视现实与生活的隐秘，要么倾心于心灵与情感的自我瞭望，语言风格和文本取向斑驳多样，其所呈现出的源流多样的诗歌走向，不仅成功承接了甘肃诗坛代际交接的平稳过渡，也是今后一二十年甘肃诗歌希望所在。

在当下活跃于全国诗坛的甘肃70后和80后诗人中，包苞是出道最早的一位。包苞刚起步时就深受老乡、何来、阳飏关注，因此其早期诗歌或多或少接受了老一代诗人西部抒情的启发与引导，西部情怀与乡土抒情一度成为他创作的焦点。然而，和很多人走惯了熟悉的路便懒于开辟新境不同，包苞不仅勤于写作，而且是位一直试图在写中求变的诗人。以2007年参加第23届“青春诗会”的组诗《以爱之名》为标志，一种立足现实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洞见与抒写，让包苞走向更为自在开阔的世界：“光明的生活，让我对所有的黑暗守口如瓶”（《闪电修通天堂的路》）“梦幻染蓝的天空，被几颗星星钉在眼睛的深处/钻石的钉子，尖锐的疼痛/成全一个幸福的瞎子”（《一定，是有些心动》）。接下来多少年，包苞仿佛一位于繁杂纷乱的生活中虔诚地寻觅诗歌的赤子，其目所能及、身心所至的一切生活景象，都能激发他的诗兴：“一生中，深陷其中的事物/终将被黑暗替代/唯有光，可以幸存”（《黑夜》）。近年来，包苞又将目光转向地域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精神的探询，创作出了包括诗集《时间中的绿锈红斑》和组诗《寻找摩天岭》《伐鱼河》等历史与现实交杂相映的作品。

王征珂在评论李满强诗的时称李满强是“胡麻地里走出的少年”，这是基于李满强早年的乡村写作。事实上，以《乡村志》为标志，李满强借助对老家李家山的书写，已经完成了他有意经营的乡村叙事：“要有一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灰头土脸的山神。他接受/香火和敬畏，也赐予村民幸福和信仰”（《一个村庄的精神构成》）。接下来，以《梦中三日》《大修车间》《身体里的陌生人》为标志，李满强在写作指向上由乡村向城市转型，也趋于在精神和意识上对现代与现实的追问：“给孤独失意者/送去干净的纸巾和语言的创可贴/给街头流浪者/赠予回家的道路和意志的维生素/给那个操场上奔跑的孩子/指给一片蔚蓝的天空和可能的远方/给脚手架上挥汗如雨的民工/虚构一片遮阴的白云和故乡的田野”（《嫌疑犯》）。这种转变也促成了李满强正在进行着的中年写作：“不要说秋风是无情的篡逆者，他其实/是有情有义的王。”“而一株中年的野菊花，在盛大的秋风里/头顶白霜，兀自端坐。有着拒人千里的薄凉”（《薄情的人在秋风里沉默》）。对于这种充满沧桑、孤独的写作，有评论认为诗人在用诗歌追寻活着的意义与答案，李满强自己则认为是“尘埃里的探险与修行”。^⑱

郭晓琦认为“一首好诗歌要能挖掘出更新更深的生活背面”。^⑲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郭晓琦虽然也写过乡土，但他笔下的乡土往往呈现出被诗歌过滤过的普遍的生活本相：“桃花红了，梨花白了/一个瞎子爱上了春天琐碎的事物/沙尘、草屑、慌乱的雨滴/拱破地皮的嫩草/分蘖的麦苗，抽绿的杨柳/一个瞎子，他感觉到他的老骨头/也有了拔节的声响——”（《一个瞎子的美好春天》）。于是，发现并以饱含诗人个体情感浸润的语言和意象精准呈现常常被生活本身遮蔽了的感悟与感受，也就成为了郭晓琦发现诗歌、结构诗歌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一个女人，一个耕作了一辈子的女人 / 一个一辈子都没揣过那么多钱的女人 / 此刻，她毫无顾忌地瘫坐在街道上放声痛哭 /围观的人挤上来一拨 / 又退下去一拨 / 她凄厉的哭声，像一根甩来甩去的麻鞭子 / 狠狠地抽打着，这个潦草的小镇———”( 《一个女人在街道上嚎啕大哭》) 。也许正因为如此，第十届华文诗人奖评委会才给写下了这样的授奖词：“郭晓琦的诗歌取材于生活的体验，语言简洁，表达清晰，情感深邃，他的诗歌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优秀的审美价值。”

扎西才让是继阿信后，甘南草原成长起来的又一位虎虎生威的诗人。同样写甘南，扎西才让的民族属性决定了他以一种自觉的精神意识由内而外的感知，并以此发现藏地文化及风物的本体诗意：“当善与向善的邪恶灵肉相合，/神土里就长出了五谷，树叶就遮蔽了胴体”（《起源》）。正是这样一种根植于本土的书写，让扎西才让在持续不断的甘南叙事中，构建了以“大夏河”“桑多镇”为喻体的诗歌故乡，也成就了他以藏文化为母体兼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互现的写作格局：“只有在夏天，我们跟桑多河一样喧哗，热情，浑身充满力量/也只有在夏天，我们才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桑多镇/在这里逗留，喟叹，男欢女爱，埋葬易逝的青春”（《桑多河：四季》）。生活中与人交往，李王强总是微笑并沉默着，讷于言谈，然而进入诗歌创作状态，敏锐的直觉往往让李王强又变得激情飞扬，一开口就能精准而具体地言说出他于生活细节中发现的诗意：“那么多的花，忙着给春天涂上口红/蜜蜂飞来又飞去，把空气/擦出一道一道的香气/垂柳，在一汪湖泊里钓着自己的影子/写到这里，我就悲伤起来”（《轻易悲伤》）。作为一位在生活中从来都不会言不由衷的诗人，李王强也将沉默的内心品尝到的生活真味交付给了诗歌：“薄凉的翅翼，在夕光中/有着轻微透明的颤抖/此刻，小小的空壳，如埙/带着灵魂的香气，被风吹奏/宛如人间最庄严的法器”（《蛛网中的蜜蜂》）。

同样的女性身份认同，并没有影响离离和段若兮以不同个性和气质创造出各自有别的诗歌文本。王渤认为“安静、沉寂”是离离诗歌的“精神气质”^⑳。事实上，同样作为从陇中乡土走出来的诗人，女性本身所具有的敏感敏锐天性，以及已经在经历中品味出的生活真味，是构成离离诗歌悲悯忧伤质地的基础：“蝴蝶说/在花朵上停留一会儿/然后再飞走/这样就是蝴蝶的一生”（《蝴蝶说》）。同样写爱与孤独，我们往往能从离离那种看似平静、随意、含蕴的表达中读出更大的忧伤：“生活还在继续的时候/伤口也在愈合/如果我还没有忘记一个人/那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慢慢爱》）。似乎是隔代承袭了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诗歌意识的段若兮则不同，从组诗《去见见你的仇人》那种“既温柔婉约又个性决绝”²¹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敢爱敢恨、大胆率真的现代女性形象：“你抱住的是我体内的最后一个少女/不懂世事，还不认识你/你抱住的是我的花边裙子、奖状和红领巾//不是我。”（《你抱住的不是我》）这也印证了雪潇“作为女人的段若兮对生活一种归真返朴的认识，同时也是作为诗人的段若兮从千姿百态的人生假想中对俗世女性群体生活样貌的的一次还原”²²的评价。

至此，我们对近四十多年甘肃四五代诗人代际关系进行了粗线条梳理。梳理的结果是老一代诗人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有的由于身体、年龄原因离场退居，大部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经基本完成了各自的形象塑造，尽管有些人还在坚守写作，但决定甘肃诗歌高原和“诗歌大省”未来的重任，已经无可置疑地落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诗人肩上。就像万物皆有轮回一样，甘肃诗坛代际结构又到了一个大交接、大调整的关键时期。这种交接与调整不仅需要不同代际诗人之间的互认与衔接，如何像当年老一代诗人扶持60后、70后诗人一样将更多正处于上行关键期的80后进一步推向全国，为众多90后和00后诗人提供成长和融入已有甘肃诗歌群体的动能，才是重振与重构甘肃诗歌高原的关键。作为受益于过去多少年甘肃诗坛良好诗歌氛围成长起来的过来人，我想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几点思考，供大家参考：

思考之一：延续有益于向外推介新生力量、扩大甘肃诗歌影响力传统，创新激励年轻一大诗人群体进步、良才冒尖培养机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代际断裂培养支撑力量。甘肃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诗人成长进步，首先归功于老一代《飞天》诗歌编辑张书绅、老乡、何来、李云鹏等持续不断的扶持与培养，也与连续举办的“甘肃诗会”和“甘肃诗歌八骏”评选推介有直接关系。“甘肃诗会”已经终结，“诗歌八骏”还在延续，能不能建立并创新鼓励年青一代行稳致远、脱颖而出的新生力量培养机制，与甘肃诗坛未来关系重大。

思考之二：倡导并支持各地、各阶层组织举办诗歌活动，推进各地90后、00后诗歌创作人才成长进步。早年的甘肃青年诗歌协会不仅创办过《敦煌诗报》，经常举办的各种青年诗歌活动一直能够得到老一代诗人大力支持。新成立的甘肃青年诗歌学会也很活跃，已举办九届甘肃青年诗会，但由于社会支持度、老一代诗人参与度和关注度，以及在全国层面宣传推介力度所限，一定程度制约了这个青年诗歌团体的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7年陇南市政府支持《诗刊》社举办第33届“青春诗会”后，不仅相继有郝伟和亮子参加素有“中国诗坛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随后成立的陇南诗歌学会还在公众号“诗陇南”上不遗余力推介新人新作，邀请《诗刊》《星星诗刊》《草堂》等刊物编辑及省内外诗歌名家参加诗歌学会举办的多种多样的采风活动及改稿会，让过去写诗者了了的陇南迅速成为引起全国注意的诗歌大市。

思考之三：切实加强青年诗人，特别是网络年轻诗人培养力度，确保他们健康成长。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诗人在发表前都经历过反反复复，长达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年投稿退稿磨炼，这种磨练不仅锻造并磨砺了他们较为扎实的诗歌语言功底，也从一开始就强化了他们对诗歌艺术的本体理解与认知。90后和00后诗人大多是从自媒体进入诗歌写作的，自媒体的门槛会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他们对诗歌本体的经典型理解与认知，也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对诗歌语言和结构的打磨锻造，这种现状如不及早改变，作者自己如果只满足于自媒体自我欣赏或鱼龙混杂的公众号推送，就会将一个有可能的好诗人甚至大诗人扼杀在襁褓中。

有关甘肃诗坛代际更迭过程中已经显现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就不多谈了。在本文结束之际，唯望已经持续保持了二三十年辉煌的甘肃诗歌界能够恪守老一代诗人一直秉承的“不薄旧人爱新人”传统，为90后、00后以及更年轻的诗人成长创造条件、开拓空间，以扶上马送一程的姿态鼓励他们冲出甘肃、走向全国。这也是确保甘肃诗歌高原巍然屹立、甘肃“诗歌大省”永不失色的唯一可行之途。

【作者简介】

王若冰，甘肃天水人。高级编辑。诗人、作家、秦岭文化学者。出版诗集、文艺评论集、“大秦岭系列”长篇散文多部，曾获敦煌文艺奖、中国电视金鹰奖。

注释：

①《飞天》1991年11月号。

②2004年第二届甘肃诗会会刊。

③2006年中国诗歌学会和甘肃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当代诗歌西北论坛暨第三届甘肃诗会上的主旨发言。

④唐小样《重新认识“90年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7日。

⑤张立群《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文学史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2004年第5期。

⑥叶延滨语，见2004年6月18日《甘肃日报》叶延滨访谈《甘肃：当代诗歌的一个重镇》。

⑦彭金山《各美其美，蔚成大观——新时期以来甘肃诗歌综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⑧《飞天》2006年11月号。

⑨张玉玲《静默与本色之诗》，《飞天》2009年第16期。

⑩2018年度“陈子昂诗歌奖”授奖词。

⑪韩作荣《孤独的探求者》，2007年6月7日《文艺报》。

⑫韩颖莉《论古马诗歌的生命意识》，《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⑬《诗刊》2020陈子昂诗歌奖“年度诗人”授奖词。

⑭周文艳《你的手触到了我的伤口——娜夜诗歌简论》，《百家评论》2021年6期。

⑮《星星诗刊》1992年8月号。

⑯徐克瑜《孤独犹豫的思乡之歌——评高凯和他的<乡愁时代>》。

⑰第三届甘肃诗会会刊。

⑱李满强诗集《萤火与闪电》自序。

⑲《郭晓琦：厚重的泥土里一定有一种巨大而坚韧的力量》2017年09月13日，中国诗歌网 。

⑳王渤《自然与人的幻化交叠》，《甘肃高师学报》2018年第4期。

㉑郭麦霞《甘肃诗歌发展现状与反思》，《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㉒雪潇《铿锵之气 柔和之美——段若兮诗歌简论》，“陇东诗群”公众号21017年8月7日。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