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拙文《作为诗和科幻的科幻诗》（载《科普创作》2020年第4期）末尾提出了“科幻诗宣言”：

（一）科幻诗是诗；诗是无法精确定义的。

（二）科幻诗是科幻；科幻是无法精确定义的。

（三）科幻诗是无法精确定义的，但这并不妨碍谈论、赏析、研究和评价科幻诗。

（四）科幻诗的评价标准与诗的评价标准无异，虽然并不存在所谓“诗的评价标准”。

（五）科幻诗的科幻性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考察，如泛科幻性、内科幻性、互科幻性及其他。

（六）科幻诗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相异、错列、类比。不论泛科幻性的“异于现状”、内科幻性的“认知陌生化”，还是互科幻性的“文本指涉文本”，都否定诗作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指涉或模仿。

（七）科幻诗可以抒情、叙事、审美、思考、反讽、戏仿，等等。科幻诗当然也可经由类比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或者借助以言行事的方式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八）种种后人类或非人类所生产或参与生产的诗，可能但不必然具有科幻性。其具体诗作是否具有科幻性，可参照第五条。

（九）科幻诗拒绝以作者意图作为判断依据。诗作科幻与否，与诗的写作者/生产方式无关，与读者对科幻文本的感知和界定有关。

（十）现阶段科幻诗的预设读者是地球人类。那么在或近或远的未来，科幻诗也将拒绝以读者感受作为判断依据。这十条悖论式“宣言”虽然带有戏谑的味道，倒也的确是探究科幻诗这一文类的诗学尝试。

其中第一条就强调，科幻诗首先必须是诗。不过诗的界定和评价标准恰恰是个难以尽述的问题。在目力所及的创作实践中，很多科幻诗无疑具有第五条中所言的“泛科幻性”，但却很难说是好诗。在诗中生硬填塞科幻的术语和意象，并不能成就佳作。正如第九条所言，科幻诗拒绝以作者意图作为判断依据，创作时是否刻意征用科幻元素并非评价科幻诗的依据。虽然没法就何为好科幻诗提出一定之规，我们倒是不妨以几组具体的诗作为例，尝试解读和分析这些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科幻诗创作如何“给诗以科幻，而不是给科幻以诗”。

诗人翟永明的“全沉浸末日脚本”系列诗作，可谓颇具自觉意识的科幻诗。即便科幻如斯，诗人似乎也并未刻意强调“科幻”二字。

“地球将死于何种形态？/人类末日又是怎样？”

甫一开卷，便是天问。“地球”“人类”“末日”无疑是科幻作品里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意象。但此中的科幻感并非出自这几个词本身，而是源于以人类和世界为关照对象的宏阔视野与苍凉基调，以及接下来自成体系的行文架构。“导演”“编写”“剪辑”“特写”“中景”“长镜”将整首诗呈现为一部关于未来的纪录片。片中对末日景象的种种可能形态进行了多重推想，这才是全诗中科幻意味的核心。登上某座山头的“我”观察着“我们”——人类。在推想种种毁天灭地的景象前，“我”所专注的终究还是人类，人类的微末、无知，人类以蚍蜉之躯面对宇宙伟力时所体验到的崇高感。

关于人类自身，在《永生是什么》一诗中困惑依旧：“我是什么？再次叩问大地。”与《全沉浸末日脚本》一诗类似，《永生是什么》中也对永生的可能途径提出了多重推想。不论作何推想，人都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人”，而是未来意义上的“后人”。对人类自身的关照和思考，当然是诗歌历来的题中之意，但只有在当今语境下，诗中的人之思才会遭遇真正的人文主义危机，因为关于人的一切传统定义行将失效。而诗中甚至都并非在刻意征用“科幻”语汇。“安全气囊”“芯片”“连线上传”“虚拟替身”“赛博格”“机器人”“大数据”……这些以往不常出现在诗歌中的概念和意象，其实正是当下活生生的话语。关于科学与技术的表述已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任何足够敏感和及物的作品都不可能视而不见。《永生是什么》《奇点临近》《一个无边的路由器》皆是对此般经验的表达。这些诗作所呈现的与其说是“科幻性”，毋宁说是“当下性”。

在诗中，人类面对宇宙、面对自身，而世间当然不只有人类。机器人（《德洛丽丝的梦》）、雪豹（《雪豹的故乡》）、蟾蜍（《蟾蜍》）、多肉植物（《豢养》）皆为生息于世者，也皆尽入诗入思。此中最为极致的一首诗作要数《太空垃圾》：我被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推入太空 从此/无人问津……

虽然开篇便以“我”确立了拟人的书写策略，但全诗无处不在透露着绝对的物性和极端的他异性。太空垃圾，与人类无关，正因为脱离了与人类的关系，垃圾方为垃圾。然而，太空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乃是人类的创生和伴生之物。人类的太空垃圾，正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弗兰肯斯坦创造怪物、抛弃怪物、毁于怪物，他与怪物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解除的伦理关系。被囚禁于太空而不得安息的垃圾亦是怪物，因“被无人问津”而变成潜在的“杀人犯”。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世界中，数以十万计的太空垃圾正疾速飞驰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威胁着宇航员、空间站乃至地表。可以说《太空垃圾》甚至是一篇“现实主义”诗作，诗中的科幻感并非源于所写事物，而是得自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

如果说诗人翟永明是在当代的日常现实中发现科幻，那么科幻作家韩松就是在当代的日常现实中窥见超现实。韩松几乎从未有意将他的诗写成“科幻诗”。他的诗就是直抒他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而他所感受到的是异于现实的超现实。“把尸体充上电”（《真言》），此意象无疑直指《弗兰肯斯坦》。但“充电”又是个极具当代性的经验和表述，于是“把尸体充上电”便成了当下经验引发的超现实蜃景，与1818年的科幻设定遥相呼应。“世界装入碎纸机，/档案袋里住活人。”（《行车》）这当然也可以视作颇具科幻意味的世界设定，而与此同时，更以荒诞感提示着于坚《零档案》式的后现代情境。此乃韩松诗的特质：语言平直、意象诡谲、表达晦涩、张力明显，于日常中见异常，于荒诞中遇科幻。如果说韩松诗中有科幻，那或许并不出于刻意的构思，而是源自不可思议的并置，一如“格子床单、绿窗帘和宇宙尘”（《昼夜平分》）。

更加“无意”的科幻诗，可以从完全不知何为科幻的儿童口中去寻找。“太阳/被关上了”（郭弈茗《夜》）。将天体视若可以操控、具有功能的造物，这无意间促成了简短却地道的科幻诗。“地球属于人类/这是个有罪的想法/地球是大家的”（姜二嫚《干杯》），“不光人有生命/小草也是生命/飞鸟也是生命/天花板也是生命/遍地都是生命/生命比人多”（姜二嫚《不光人有生命》）。原初而朴素的万物有灵世界观，恰恰暗合了消解人类中心论和破除人类例外论的科幻气质。

“春天/我和我领手/左边这个是我自己/右边这个是我自己小时候/我领着我/去上幼儿园//左边这个我不太高兴/因为有点/赶不及上幼儿园了/右边这个我挺高兴/因为不用上幼儿园//地上是十朵花彩/天上是七朵云彩”（郭弈茗《荒诞叙事学——我和我》），这首共现“此时之我”与“彼时之我”的科幻诗，是别具匠心的有意设计吗？恐怕并非如此。可以说，小诗人此番奇思妙想完全发自本心、天然偶得。是童心童趣与科幻约典（megatext）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耦合。

科幻诗的优劣，并不在于诗中科幻“意图”的有无或多寡。不论处于“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之间的哪个位置，都可能生发出好科幻诗。“给诗以科幻”意味着，首先要考虑诗的问题。有诗意、有诗味、有好诗，才有可能给诗以科幻，给岁月以文明。

选自《星星诗刊·诗歌理论》2024年4期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