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中叶，罗素就在其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敏锐地注意到：“在未来几百年，文艺复兴以来闻所未闻的多样性文明势必现身，可能会出现比政治帝国主义更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当前的大战之后，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适，那么，从我们的思想深处就要承认两种平等，一是在政治方面承认亚洲与我们是平等的，二是在文化方面也要承认这种平等。尽管现在无法判断这会带来何种变化，但它一定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看，罗素把亚洲和中国文化看作是与西方“政治帝国主义”相对立或对等而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这等于承认了中、西方思想方式和政治模式的明显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西方近百年来对东方的惯性思维和集体认知。其实，东方文化骨子里并不像罗素所讲的“文化帝国主义”那样富有冒犯性乃至侵略性，却相反是一种非常尊崇高尚人格、提倡谦卑自然和追求精神境界的人本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哲学与理论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哲学理论之所以称为“东方精神”，乃是因为在全部世界哲学的金字塔之中，它居于纯粹人类精神（既非政治理性，又非宗教迷信）的最顶峰。纵观世界哲学，“自然—人—精神”的研究对象层次正体现了哲学研究视阈不断上升和“追梦”的过程，把中国哲学精神置于世界哲学和文化的辽阔疆域之上，它就像居于中央的一颗最闪耀明珠，熠熠生辉、光芒万丈，这大概也是罗素惊呼未来世界及其亚洲东方或将出现“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
    中国儒家文化的立足现实又超越世俗的伦理道德，是对社会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认识的升华；佛家和道家则更进一步，不仅升华和超越了对世俗社会的认识，更将人的精神置于全部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如果说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世俗关系从人的角度进行建章立制和追求“道德境界”（冯友兰语）的话，那么佛道则是进一步从人的精神改造层面对自然世界乃至人类社会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超越性论断，从而达到对自然、物质和人身的彻底超脱和无上飞升，足见中国哲学对人的精神层次要求之高尚与苛严！
     西方哲学则不然，它们从对自然和人身的客观性观照与认识入手，辅之以心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等重要手段，从而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观等各个层面上提供了有关世界与人的较之东方世界表现得更为系统化的客观认识、科学逻辑及分析论证方式，进而建立起来一个个无比精密乃至近乎标准化的理论模型与科学体系。
    如果说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哲学乃至东方精神所体现的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的不断上溯和超越，即相当于“从地面到天上”的跨越式认识飞升；那么西方文化和哲学则走了一条近似却相向逆行的路，它们将对精神和人和自然的认识不断回归和实在化，从而一步步“从天上拉向地面”，这也是西方后期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哲学研究应回到“粗糙的地面”“眼前的东西”上来的重要根据和历史原因。
    对比之下，东方精神的本质在于人本内容及其精神向上的超越与升华，而西式哲学的高明之处则在于自然观察及其客观方法的实在、高效，却缺少了关于人的精神层面的高尚襟怀和自然神性，东方哲学儒家的“真仁”和“良知”高尚自不必说，再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儒家后继心学所谓的“心体”以及禅宗所追求的“自性”等，可谓将这种对“自然神性”的认知发挥到了极致。更进一步地，如果将东方精神和西式哲学两者进行完美融合，尤其是将后者的诸多概念、重要范畴和逻辑方法论等融会贯通于中国哲学精神之理论模型研究与体系结构梳理，那也就能有效地架起中、西方文化与精神的互补互通桥梁了。
    而互补、融通乃至最终高度一致的“中国—世界”哲学与文化，不正是古代先贤深心描绘的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理想蓝图的“大同世界”和当代人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来得以最终确立的深层次思想交流与精神重铸！（黄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