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诗歌与写作
文/刘合军
     纵观华夏五千年，文化的光华  总是在蜕变中前行，处在当代的诗人们，我们同走一条尘世艺术与求索人生的崎岖天路，历史上的人类经过漫长跋涉，翻过一页又一页的史书，诗人们以自我的观察和语言，通过生存和繁衍的艺术空间，抒发热爱，书写现实与未来，并在不可逃避的物欲与无处喧泻的平淡和枯燥中，像风一样翻动时光的草叶，驾驭语言的“白马”来赋予灵魂的使命。
      如果说，这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向往的年代，或者说文化已死，诗歌已死，是被冷酷的现实封存的，醉生梦死的画面，作为诗人的我们，身边的素材却是有些黯然失色，在这个时代快速发展和社会形态过于强大的人类，潜于现实的语言是渺小的，通向灵魂的通道并不“宏大”，而科技与城池向箭一样吞噬了人的最后领地，现实是多少人像迷途的羔羊，奔突在守猎者的围场里。
      作为当代诗人的我们必以自我“灵魂”为写作的诗骨，以真实为“诗核”，诗者，是以关心社会、信仰、人格与尘世的镜像为文字的梯子，他的最高荣誉是活用语言的拟象与拟意，而不应是“物件和存世者的道具”剔除“纸上”的阴影和尘暴，找出另一个“自己”，让灵魂洞穿自己的脑海走出断岩和庸俗，哪怕是做一个失败的“文匠”，也要坚定地让真诚和敬意的语言走出精神与灵魂的荒漠，让求索与向往在星空中得到释放，让崇高的，神性的灵魂语言骑上时代赋予的白马，驰向广袤，永不湮灭。
      其实，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赋予诗人使命，而诗人就像是一盘散沙，为什么历代的文化人又都会将诗人的名誉和诗歌捧为文华之冠呢？那是由于它能真实的反应大众对生活中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它包含着我们对一切社会、文化、艺术乃至人本身的思维与辨识、并通过社会现状中的认知，来推动人类对灵魂的探求、产生神秘与时代真相的欲望和必然的动能。
      作为诗人不是有多少诗歌在某大刊发表，获过多少奖，而是那些奔涌热血和浸染真情的文字，被多少人记住和传颂，一个诗人如果将作品停留在所谓狭义的“族群”而完全沉浸于“写实”的层次上，这样的作品其生命力也是不会长远，而必须加以“现代”诗歌之艺术，也就是匠人艺术。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的经验的文学则是浅层次的文学。伟大的作品都是彻底个人化的。只有人、自己，才能实践其作品的心理与性灵的自由化，打破语言、法则的“魔”境。
      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世界上最孤独和痛苦的人。诗人自由的写作不等于诗人拥有自由的精神。诗人是以自我思想为主体所构建的另一个生命。具有灵魂和自由的诗歌是不会附和于权力与狭隘的小圈子的，让作品进入一种与读者共融状态，就必须是有血有肉，有情感贴近生活和时代的素材，再加以融合于自然和诗艺的提练，组成鲜活又干净的词语，达到或成为灵魂的、创造性的最为珍贵的诗歌“语言”。让思想进入创作最佳状态，把“活”在诗歌中的每一个字，都当作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活体”并随时让它随着意象思维导引和运动。
      作为一个诗人光有“气”而少“量”是难以达到抒发情怀的，这个量是胸怀之量，需要做到情与物的拿捏和造势与释放，抒有抒的尺度，放有放的遐想，有时候隐喻是因为出于与初哀的背离和“不可言状”的无奈，而不得不把放飞云端的臆想扳回到“哲思”的小径，皈依“皇道”之下，将不可迸发之唇语吞咽于抑郁之中。
      要活用诗歌语言与拟象，让文字像清溪一样自然流淌于灵魂与哲学和伦理之中，杰出的诗人总是用孤绝的方式重塑自己心仪的理想世界。要以灵魂的信仰、人格精神、学养、性灵来折射永恒之光的尘世镜像，以近乎完美的文字地揉合于其通灵澄明的分行汉字肌理，并以此为灵魂交媾通道，引发更多的关涉真善美和精神厚度的心理滋养与心声的共鸣。
      在我对现代诗界的孤陋了解中除了昌耀，海子，陈超等前界诗人外，我所了解的一批诗歌新秀中，不缺既有骨感而又有诗艺的典型诗人，他们包括多多，王小妮，李南，梁平，刘川，雨田，伊旬，商震，汤养宗，张二棍，野川，李不嫁等，现代诗歌写作当然不排除像“鲁”风那样对现实的戏谑与嘲讽，启用各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现实中更多问题，如何喷发诗歌语言的震撼力，将隐晦，拟意，富有美感的诗歌语言呈现给读者，让自然与微妙的灵思更接近于“神性”。
      诗歌语言的使命就是用不同方式去处理你对现实的理解，不同的语言使用就会有不同的使命。那些比较隐晦、比较神秘的修辞可能对文本的成就有较大的的辅助。但时代在变化，现实中的语言也在变化，我们要活用今天的语言去探索未来的方式。使诗歌和语言能够有所创造和扩展，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现实而又比较丰富的场景中，我认为处理诗歌语言的能力其实就是诗艺的技巧。而语言传达出来的正是我们的思考，也就是你说的语言承载的内涵。诗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一个是诗歌中的现实。

2024-08-29 于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