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诗歌选编》2023年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诗刊》主编李少君任编委会主任，柯健君主编、李健副主编，王自亮作卷首语。共分为东海潮以及太仓、上海（浦东）、宁波、舟山（岱山）、台州（温岭）、洞头、宁德（霞浦）、泉州（惠安）八个地域的诗人作品，共收集79位诗人关于海洋题材的诗歌。

在《诗刊》组建东海诗歌联盟的基础上，《东海诗歌选编》将进一步推动海洋题材诗歌的发展，唤醒大众的海洋意识，让更多的诗人和读者关注海洋文化，让海洋成为中国诗意新的动力源。

东海岸的声波存档：《东海诗歌选编》的地域诗学与生态叙事建构

文/迟牧

对于海洋，诗人柯健君有一个比喻令人深刻，即将海比作“一张78转的胶木唱片”（《不含杂质的灵魂与幸福》），这个精妙隐喻不仅揭示了一位诗人对海洋的细腻认知和深情凝视，更暗示了海洋诗歌作为文学声音档案的独特价值。而由柯健君主编的《东海诗歌选编》这部诗歌选本，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记录“胶木唱片”声音的一个范本。

该部诗选广泛收录了几十位诗人的海洋题材作品，以八个地域单元的结构框架，在不到二百页的篇幅内践行了一次对东海文化基因的诗学解码，系统呈现了当下东海诗歌书写的多元面貌。这些作品，不仅有对中国古代海洋诗歌“疆界象征”和“壮景抒情”写作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更在中西诗歌对话的现代语境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诗学”和“地域诗学”体系。其意义也远超普通选本的文献价值，在地域诗学的构建、生态叙事的探索和文化传承的创新等层面，均展现出独特而多元的价值，堪称一部立体的“东海文化精神图谱”。

一、地域诗学与文化地理的诗性建构

毫无疑问，《东海诗歌选编》最突出的特色与价值，便是其精准的文化地理定位，以东海沿岸的地理文化为依托，精心设计了独特的地域架构。除“东海潮”这一具有总领性的部分外，先后分设太仓、上海（浦东）、宁波、舟山（岱山）、台州（温岭）、洞头、宁德（霞浦）、泉州（惠安）八个地域单元，这种结构本身就暗含着对东海文化地理的诗性重构。它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诗歌选编中常见的按时间顺序或诗人知名度排序的模式，转而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展现出东海沿岸不同地区独特的海洋景观与人文风貌，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东海诗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这部诗选对活跃在东海沿线的几大诗群都作了较为集中的展示。从太仓的小箬村、长江口和浏河，到上海（浦东）的繁华都市里的哲思与艺术气质；从宁波的渔村简史和灯塔之光，到舟山（岱山）的群岛肖像与海上风雨；从台州（温岭）的海山相依和日升日落，到洞头的潮汐来信与沙滩记忆；从宁德（霞浦）的礁石奇观和海上读海，到泉州（惠安）的海滨焰火与丝路文脉……每个地域单元的诗歌，都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细腻地描绘出当地独特的海洋景观与人文情感，又如一条柔软的长线，将沿海的不同地名、历史和故事都贝壳般串起，在海光之下熠熠生辉。

《东海诗歌选编》通过对大量海洋意象的系统呈现，也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东海诗歌意象谱系。比如，“灯塔”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之一，在不同诗人笔下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海岸《灯塔》中的“灯塔”既是指引海上航线的一道光，更是“点燃内心的黑暗”的一种精神力量；白马《花鸟岛灯塔》中“花鸟岛灯塔”是一道带有故乡属性的温暖风景；浪行天下《点灯人》中的“退休灯塔”象征着传统经验的式微，却又坚守着古老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灯塔”意象的书写，既有传承又不失独创，恰如东海潮汐般既保持着某种恒定韵律，又不断生成新的形态。“渔网”与“船”作为海洋诗歌的经典意象，也在选本中经历了显著的现代性转化。高鹏程《织网的渔妇》中的“渔网”面对的既是艰辛的现实生活，更是无尽的人生之海和家庭之爱；若水《船》中的“船”是人间游子对于自我命运、精神皈依的具象隐喻；缪佳祎《打捞历史的老人》中的“渔网”乃是先辈们筚路蓝缕的一种力量和见证；余退《迷船》中的造船行动寓意了渔三代的家族使命和家国变迁……这些与海洋密切相关的典型意象，在人本主义的姿态下演绎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变奏。

它们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又融入了现代生态意识和家国情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当代东海诗歌美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然意象中很少出现传统山水诗的隐逸倾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积极的对话姿态，使东海诗歌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时获得了新的表达维度。

职是之故，该部选本对不同时期意象演变的完整呈现，使其不仅是一部诗歌选集，更成为研究海洋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文献。在既连贯相通又风格各异的文化地理视域下，每个诗群及其作品显示出独特显豁的海洋景观，共同编织出了东海沿岸诗歌、文化的整体图谱，彼此互动，摇曳生姿，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良性诗歌生态。正如本部诗选末尾，柯健君代后记所言，这些怀有赤子之心的诗人们都属于“大海里的歌手”。

二、生态叙事的探索与海洋生态文明的诗性表达

自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以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便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危机与挑战，包括海洋治理在内的生态问题也深刻影响着诗人们的抒情和叙事策略。《东海诗歌选编》便紧紧抓住这一时代主题，从诗歌文本上对生态叙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创新，使海洋诗歌成为表达海洋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

首先，海洋具有天然的故乡属性，既是温暖的港湾，也牵引出诗人们浓浓的乡愁。一方面，诗人们更多的姿态是对于海的亲近和赞美。如龚璇的《长江口》《霞浦颂歌》《海》等作品，皆以一种积极、拥抱的姿态，凭借优美温暖的叙事，抒发出自身对于海洋和生命的热爱、赞颂之情。另一方面，这温暖的故乡也牵动着诗人们的孤独、怀旧乃至悲伤。如柯健君《归宿》一诗，海不仅标识着诗人故乡的地理坐标，更因山上母亲的墓地而具有了无法割断的乡愁意味。年轻时，诗人是被故乡的海风吹到了异乡，去谋生立业；而当自己扎根于城市时，海风却把母亲永久地留在了故乡，并以一种不可违逆的力量也将诗人重新吹回故乡。

当作为故乡的海洋面临生态危机之时，诗人们自然也责无旁贷。该部诗选中的许多作品，都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海洋生态的实况，展现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现状和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如：王自亮的《大海鲢、盲者与生命之光——献给沃尔科特》中，“我见过大海鲢：脑袋满是伤痕，散发着咸腥味/为柴油所污染，鱼鳍像黑蒲扇残边，面朝岬角”，生动刻画了受工业污染的大海鲢形象，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语调，引起读者对海洋生态问题的深刻反思。柯健君的《面容》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当我身后的工业之车突突突地响起/我一直忽视的是海的包容与忍耐”，在鲜明的对比中，揭示出人类工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的潜在威胁，以及人类自身对海洋生态的忽视与破坏，而海洋却一直以其包容和忍耐默默承受着一切。厉敏的《欲望的网眼》又将批判的目光瞄向了人类贪婪的欲望，这欲望恰如抛入大海的“渔网”，网住了海洋生命，却也囚困了自己——海洋生命与生态的危机，也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

当然，在表达对海洋生态现状的担忧与批判同时，诗人们也积极探寻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试图通过诗歌传达出对海洋生态保护的强烈呼吁与美好愿景。他们倡导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类应尊重海洋生态规律，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陆旭光的《休渔期》中，“失去了锋芒的/渔船不再切割海面/安然趴在码头上，温良如食草类动物”，通过“渔船”的休息来表达诗人对于休渔期的认同，以此来消减人类对于海洋的暴力掠夺。张于荣的《捕捞：洄流泛着鱼骨的鳞光》中，“活着的鱼是人的前身/活着的人是海里的鱼”，以一种富有哲理的诗性表达，揭示出人与海之间近似血浓于水的古老关系，吁求人们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平衡……这种生态叙事的探索，不仅丰富了海洋诗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为当代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与精神支持。

正是在诗人们的这种努力建构下，我们可以看到，海洋与个人存在的某种“异质同构”关系。如陈小虾《下尾岛读海》在对海浪的“阅读”中认领了自己：“瞧，它们多像你/一次一次叫板自己/破碎了/开出一朵朵叫宿命的浪花”。浪行天下《海不知疲倦地运送着盐》说：“海不知疲倦地运送着盐/沙滩一次次/劝海浪别这么累，这分明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口吻”，叶燕兰《中年之海》用深情的笔触写海：“让我想起，一个干燥的父亲/他的一生不曾涉海，却是出色的舵手/精准地护我抵达这里——/这见境不惑的，中年之海”。这海不仅与诗人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认知相关，更从另一个维度上对应于血缘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父亲”或“母亲”，对诗人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作用。

在浩瀚无垠的大海面前，诗人们往往更能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有限，因而也更能观照到自身的存在与内面，如马叙在北部湾畔重新发现了自我：“一个落后的我。一个坦然的我/一个沉浸于低级听觉的我”（《在众人后面》）。与此同时，诗人们更为注重的也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大海”。如伤水《适应》中的“一尾鱼在我体内运走大海/我用雕刀在自己手掌上刻下风暴”，柯健君《海面》中的“只要心里，存有海底一样游动的鱼/平静就是很难的事”，身体内外的“海”使诗人们对于海洋生态文明有着更为强烈的亲近感和信念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诗歌中的生态叙事策略。

三、海洋诗歌的在地性书写与文化传承

《东海诗歌选编》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收录的作品大多源自诗人们对东海沿岸地区切切实实的亲身体验，这种在地性的创作资源使诗歌充满了生活真实感与烟火气息，避免了空洞无物的抒情与远距离的想象。诗人们深入到了东海沿岸的渔村、港口、岛屿等地，与渔民、船员等海洋劳动者进行交流，亲身感受海洋生活的酸甜苦辣，并在诗歌中真实地记录下东海沿岸的风土人情、海洋生态，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如张于荣《捕捞：洄流泛着鱼骨的鳞光》对箬山港捕捞活动的生动描写，包慧怡《黄龙岛》对海岛生活拼贴画般的书写和组合，姚碧波《一群渔民风雨中在海上作业》对渔民出海作业的真实记录，以及柯健君《晒鱼干》对海边日常生产细节的描摹……无一例外，都丰富而细致地展现了东海沿岸真实的生活场景与劳作艰辛，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海洋生活的质朴与真实。

更进一步地，东海诗歌的独特贡献在于其构建了“地方性知识”的生态诗学。这种在地性的书写不仅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更在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化与同质化浪潮的冲击下，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面临着被消解、被遗忘的危险，而《东海诗歌选编》通过诗人们对东海沿岸地区独特海洋文化的书写与记录，借助一句句充满“海腥味”的诗句，坚实地捍卫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为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种诗性方案。诗集分地域编排的结构本身，就是对“在地性”价值的肯定与张扬，它让每个地域的诗歌都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与韵味，正如台州湾的潮汐有别于泉州港的浪涛，宁波的港口文化与舟山的渔岛文化也各具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东海文化的复调音乐，并发展成一种能够助推地方文化、文学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在中西诗歌对话的广阔语境中，东海诗歌，或者更大视野中的海洋诗歌，应当呈现出怎样一种现代化面貌与姿态呢？诗人王自亮《大海鲢、盲者与生命之光——献给沃尔科特》一诗中，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而令人发省的回应：“诗歌不仅存活，而且游动，让大海鲢回到海中/回到意志的洋流。”当我们面对东海漫长的海岸线时，看到的不能只是具体的自然景观，更应该是一个民族在海洋文明冲击下的精神成长与文化自觉。

而且，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便是海洋诗歌书写如何及物，并在词与物之间构建起一种深刻的、牢固的、有效的内生关系。汤养宗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正如其组诗《从鱼皮到花衣》，诗人深谙诗道，能够巧取诸譬，从具体之物中挖掘隐喻、转喻的可能。其习惯于以微观之物的变化，折射出宏观的文明演进，恰如从鱼皮的粗粝到花衣的精致、从海水的永恒到都市的喧嚣，诗人发现了存在的第三种可能——既非对原始浪漫的回望，也不对现代盲目地臣服，而是在断裂处重构“异质与共生”的诗性空间。

在《东海诗歌选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海诗歌既吸收了西方海洋诗歌的生态意识与形式技巧，又坚守了中国诗歌“感物言志”的抒情传统，形成了一种现代化语境下“和而不同”的开放格局。这种跨文化视野，很好地使东海诗歌避免了狭隘的地域主义局限，获得了更为广阔深邃的阐释空间。从明代册封使笔下的朝贡航线，到当代诗人书写的工业海岸，东海诗歌的演变轨迹折射出中国人海洋观念的深刻变革。柯健君作为浙江台州黄岩籍诗人，自身创作就浸润着浓郁的海洋气息，这种主体经验使其在编选时既能保持学术客观性，又能精准捕捉不同地域诗作的精神内核。也正缘于此，《东海诗歌选编》不仅是一部诗歌选集，更是一部记录海洋文化现代转型的“诗性档案”。

结语：作为文化动力源的东海诗歌

当我们合上《东海诗歌选编》之时，柯健君“78转胶木唱片”的隐喻依然在耳畔回响。这部诗选确实如一部精心录制的有声档案，收录了东海的潮汐之声、船歌之韵和灯塔之光，更存储着沿岸人民与海洋相依相生的精神密码。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诗歌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生动呈现，更是文化认同的极佳载体。正如王自亮在卷首语中所期许的，这部选本激励着当前的诗歌写作者们“将东海作为一个重要的坐标系，一种不断对我们发生作用的事物”，而柯健君和他的编选团队，无疑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贡献了重要力量。东海诗歌的浪潮，将继续在这些精心编选的诗行间奔涌向前。

而且，在这部《东海诗歌选编》中几十位诗人的共同写作实践下，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风格的海洋诗学体系已经初见端倪。其意义不仅源于向外界贡献了当下东海诗歌丰富的创作成果，更因为它重申并突显了海洋与诗歌的内在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海洋依旧可以是诗人的重要“背景”、诗歌的深厚资源，而且诗歌也不仅仅是海洋的单面镜像，更应该主动成为守护海洋生态文明的精神力量。

东海诗歌的未来发展，正如白马在《洛华岛》中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守望岛屿/岛屿守望海洋/而太阳则睁大眼睛/将群岛与海洋守望。”这种“守望”永远不会有终点，但正是在这种深情的“守望”中，海洋诗歌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东海诗歌选编》的编选，为这种源于赤子之心的“守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通过它，我们得以看见辽阔的海面：只有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沃土，同时保持开放的全球视野，中国海洋诗歌也才能真正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作者简介：

迟牧，1996年生，江西赣州人，本、硕均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曾获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奖、“光华诗歌奖”等，入选首届全国大学生诗会、第14届星星大学生夏令营，作品见于《长江文艺》《诗刊》《星星》等。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