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化”这个话题近年来文学界谈论比较多，透露出某种紧迫感和焦虑，试图为当下文学打上一针强心剂，用“时间现在”替换“时间未来”——去剥夺时间对文学严苛淘洗、检阅、甄别的权利。我热爱不同类型的“经典”，但不喜欢人为化的“化”。读《碧水深涡——陈先发四十年诗选》，其中许多作品都堪称当代诗歌的经典，从20世纪90年代的《拉魂腔》、21世纪初的《前世》《丹青见》，到21世纪10年代的《写碑之心》、颇具规模的“九章”系列，再到近年的《了忽焉》《泡沫七首》等，我还是不想用“经典”这个词。因为，一方面，“经典”“精品”等在今天已泛滥使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当一位诗人以四十年之力写出大量优秀作品时，这些作品不只是个人的代表作了，而成为能够从海量当代诗歌中辨认出来的“稀有之物”，换言之，这已不是一个人的“文本现象”，而成为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现象”。陈先发近期出版的另一本诗文集是《破壁与神游》，2023年还写过一首短诗《旧宇新寰》，他就是一位在汉语中“破壁与神游”并在“旧宇”中创造“新寰”的诗人。

我用三天时间细读《碧水深涡》，三天中还写了三首诗，分别写到新疆的沙尘暴、越来越年轻的李白和呜咽的风，貌似与这部诗集无关，但无疑是被陈先发的诗歌“激发”出来的。这种读写结合的“互文”，在个人经历中并不多见，有一种愉悦而畅快的感觉。2022年9月，我和陈先发一起去了皖北的亳州，在博物馆展陈的曹操宗祖墓群文字砖前，我们端详、默读，久久不愿离去。我当时对他说，可以嵌入这些文字片段写一首长诗，要写，你驾驭得住！在亳州时，我只是将手机记录的文字砖内容串联起来，组合出七行诗：“顷不想思，顷不相见/当奈何？/勉力讽诵，日夙且休干/叹惟九月上旬之/苍天乃死，作苦心丸/为将奈何吾真愁惶/当奈何！”（收入我今年出版的《论诗·二集》）大概第二年初夏，陈先发向我要了这首《文字砖》，没多久，他写出了洋洋洒洒数百行的惊艳之作《了忽焉》。我心中一乐：这首诗的诞生还有我在博物馆幽暗灯光下给予他“刺激”的一点功劳呢。《了忽焉》是一首富有挑战性的高难度长诗，是诗的“智识考古”和“情感考古”，深入历史湮灭消失的部分，复原人物和场景，唤醒呼吸和体温……他书写文字砖后的缺失，触及历史的在与不在，就像写身边的事物一样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这两个故事能够说明：无论是“激发”还是“刺激”，诗人之间的互认、镜鉴和砥砺，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陈先发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历史意识、现实感和个人经验的完美结合，在他那里，历史感即现实感，现实感即历史感，是相互链接并贯通的，是齐物论和整体论意义上的“合一”——“一”归于“一切”，“一切”又归于“一”。他打通新诗的任督二脉，连接历史的沉默和现实图景，清理“废墟”和“无常”之间的壁垒与梗阻，使之成为超导体、超流体，成为低沉的雷声、夺目的闪电，成为荡气回肠、勾魂摄魄“打花舌”的“拉魂腔”，“从瓦砾中你会找到一些夹棍，烧焦的/惊堂木，或虎头铡的残片/夜间耳贴断墙，你还能听到地底的拉魂腔。//……散了哦，都散了——/唯有寒风中看戏的、父亲们的枯骨久久不肯倒下”。《拉魂腔》是一首早期代表作，同时也是先发的一部长篇小说。古老的拉魂腔，赋予他诗歌底色、语感、腔调和音韵，包含着因果、善恶、痛楚、悲怆、爱、决绝、救赎以及淮河流域乡村舞台的一根惊堂木。就像诗人笔下现实、历史和个人经验的有机结合一样，他将自己的思想锤炼统一，诗歌呈现出“综合写作”的鲜明特质：生死哲学、大与小、此在与过往、泡沫与暗礁、枯与荷、旷野与迷雾、警觉与恍惚、史记与显微镜、炽烈与清凉、荒芜与丰饶……这种“混溶”和“纵深”，像万花筒般千变万化，又像大理石一样沉着冷峻。“巨石为冠”“以病为师”，同时凝视“一只斑斓的蛱蝶落在/碗沿上”（《双河溶洞》）他语言的精湛考究，诗的巨大张力，呈现出的思想性和想象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他甚至怀有这么一个雄心和企图：将康德和孙悟空合成为一个人。写于2020年的《久违了康德先生》妙趣横生，令人印象深刻：“摆脱《纯粹理性批判》的/方式是读《西游记》，反之亦然/关门避疫这一个多月/我重读这两本极端之书/在这个年代，单一的康德和/单一的悟空都透着难以忍受的苦味/把他们敲碎了糅在一起才妙趣横生/谁是思想的受精卵/谁又是祛魅的定时钟/谢谢你们的陪伴啊/康德的专制、乌有/悟空的激越、哀伤”。

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诗歌是人类学和遗传学的目标，陈先发的诗歌业已具有人类学和遗传学的双重属性和色彩。人类学家强调“从本己到他者”，认为“我”也是一个“他者”，诗人则说“——写作。/在他人的哭声中站定”（《土壤》）他诗中不断涌现大量的“他者”：装卸工人、看戏的农民、口腔医生、一岁女婴、客死异乡的魔术师伉俪、凯撒的亡灵、不知疲倦的鲁迅、弘一、梁祝、李师师……“尸体，每天都来到我的身上/仿佛——又觉得难于合身。”（《白头与过往》）诗人认为灵魂是“八面体”的，“我”是“六棱形”的，“就坐于这里的我/曾被坐在别处的我/深深地怀疑过”（《杂咏九章》）；紧接着，多个自我出现了——“还有许多个自我/有许多种平衡”（《翠鸟》）；尔后，更多的自我出现了——“银杏树冠的我/白漆栏杆的我/檐上小青瓦的我，橱窗中/塑胶假肢的我/在小摊上哽咽着吃面条的/外省民工的我/在不远处拱桥洞中/寄居的流浪汉的我……”（《遂宁九章》）当诗中“多个自我”诞生时，意味着某种“破壁”出现了，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自我他者化”。与此同时，也是一个“他者自我化”的过程。

而在遗传学意义上，陈先发则将个人身世、记忆、性情、志趣不断导向“历史基因”和“文化记忆”，回溯、深化、拓展，即便写细小事物，也有一个宏阔的时空背景在其后面，如“啄破一粒草籽即窥见一个新的宇宙/……破壳的万千草籽赤裸着，在风中交谈/以这么自然的方式退出一个旧的世界……”（《旧宇新寰》）其中，血亲与血缘的辨认成为“诗歌遗传学”的一个重要主题。2008年父亲去世后，他写出了感人至深的《写碑之心》，两年后的《颂九章》写道：“为了把我层层剥开/我的父亲死了。”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写到父亲——常常是在看似无关父亲的表达中忽然出现不期而遇的父亲，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之后，父亲仍在不断归来。——这，与其说是诗人在唤醒个人的父亲，不如说是在召唤众人的父亲、历史的父亲、文化的父亲。一次，诗人在草丛中捡得一只小猫，回家精心抚养长大，他将它（她）断了的右后腿和父亲右身瘫痪、练习走路的样子联系在一起，他喊它（她）“翡翠、翡翠”，并写道：“就这样，父亲到了一只猫体内/她和他/总喜欢这么拖着右腿/偶尔对视，我会打个寒战……”诗的结尾是“爸爸，你学会走路了吗……新月正升起”。就这样，诗人在一只猫身上看见并发明了“泛灵的父亲”。同样打动我的还有诗人写自己的曾祖母，“她乞讨数十年在桐城县孔镇建起迎水庵”（《两僧传》注释）使人联想到清代乞讨办义学的武训。曾祖母是不识字的诗人——行动的诗人。我在想，诗人何尝不是向世界乞讨和祈祷的人？何尝不想以毕生之力建设起一座属于自己的也属于众生的“言寺”？

每一部四十年诗选都是“命运之书”，也是“心灵自传”。陈先发说“词活在奔向对应物的途中”（《杂咏九章》），他在“词与物”之间奔走、搏击、劝慰、和解，以便汲取一种“艰深的静谧”（《云团恍惚》），——他仍行走在上下求索、精进自己的路途中。他的诗歌不仅是当代文学的骄傲，更具有文化积淀的意义。他写下的风格鲜明的卓异诗篇，是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之诗”，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