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4日，“二十年代的生活与形式”青年诗歌批评工作坊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如期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南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河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上海各大高校及《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上海文化》杂志社、澎湃新闻·上海文艺等传媒机构的近三十位青年学者齐聚一堂，聚焦新世纪“二十年代”的特殊AI语境与诗歌新变，展开充分而热烈的讨论。

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上海大学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钱文亮教授首先强调了青年人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认为新世纪以来针对青年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专题会议稀缺，实属多方的遗憾。随后，他围绕会议主题“二十年代的生活与形式”展开阐释，指出当下已迈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诗歌生态正经历巨变， 大语言智能模型（AI）的层出不穷让诗歌写作面临全新的竞争与挑战，青年诗歌创作与批评需走出二十世纪的诗学阴影，直面新问题与新未来。他肯定了近年80后诗人学者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与“未来诗学”的探索，强调创作与批评应该相生相成，鼓励青年创作者既要专注作品质量，也要主动发声阐释、开展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以青春的锋芒打破各种遮蔽，为诗歌发展开辟新空间。

本次青年学者工作坊共设置了“一代人的数字经验”“变迁中的读写生态”“形式新变与时代征候”“身体想象与主体形塑”四场专题讨论和一场圆桌讨论，与会的青年学者各自发表了翔实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新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与诗歌研究领域的鲜活活力。

第一场讨论以“一代人的数字经验”为主题，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编辑李杨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胡桑担任评议人。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辰龙，围绕青年诗歌创作提出三个核心问题，并结合实例与理论展开探讨。其一，在泛娱乐化现实氛围中，如何聚焦日常中的 “严重时刻”？以黑辞、马欣雨、张瑞洪等青年诗人的创作实践为例，指出青年一代对公共议题有三种回应方式：一是拓展内容维度，二是直接介入重大公共事件，三是通过人物小传式书写关注特定群体。其二，在后默读时代，如何借助非文字艺术资源革新诗歌的形神？认为青年作者普遍呈现“二创”特质，如安扬的《范德彪手记》以影视二创文本为引语，体现出跨媒介创作意识。其三，如何在政治正确与隐性禁忌的夹缝中捍卫私人价值体系？提出青年诗人以坦诚大方的姿态书写原生家庭、性少数群体等私人经验，消解了表演性，实现了个体表达的真实突破。最后总结，这些创作实践的综合呈现并非单纯的技术融合，而是源于写作意识的开放性与复合性，青年作者正通过多维视角的交织，构建更具时代穿透力的诗歌表达。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讲师曹珊（曹僧），就诗歌如何处理科技经验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他以夏宏的诗作《二零年代与虚构的风景》为引子提出了一个疑问，在技术爆炸、人工智能渗透入各领域的今天，知识愈贬值、思想愈难产，“个体”将以何为凭据而成立？诗中 “跳进空白的纸张，跳进未建模的像素城”一句，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诗和艺术。曹僧从文学和哲学的层面，分析了当代诗歌对科技经验之书写尚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回顾科学与诗的历史纠葛，科学与诗的关系复杂多变，未来无论是书写题材还是书写方式方面都值得诗人们去积极探索。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玮旭（王子瓜），以青年诗歌中的 “引语情结” 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引语的相关特性与意义。青年诗歌中引语成为一种文学习惯，似乎是 “现代感” 的标志，余怒、陈先发等著名诗人也有此类尝试，更早则集中出现在欧阳江河、萧开愚、孙文波的诗歌中，其功能是为诗歌引入叙事性和日常性。引语少见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区别于经典抒情诗，是现代诗歌常见形式，故而具有“现代感”。结合巴赫金与福柯的相关理论，认为引语可能构成话语的多元性，继而使抒情诗转变为讽刺诗。然而，当代青年诗歌中引语的杂多形式反而构成整体的统一。少数诗人如王璞、曹僧、张存己、西尔、宋听月等的诗歌出现了“话语的自觉”，与互联网拼贴诗等大众诗歌形成合流，昭示了当代社会显在的话语性，并形成话语批评式的诗歌。

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黄艺兰，围绕当代诗人的 “女巫言说” 展开，分析女巫形象与话语的特点及意义。观察到当代女诗人对命理学、星象学、神秘学普遍感兴趣，不仅自称女巫，批评家也会使用 “巫性”“吉普赛人” 等词汇进行批评，“女巫” 成为一种神秘的身份或情结。指出中国的女巫现象体现新媒介和新空间的特质，2003 年成都媒体圈、诗歌圈、艺术圈就有女巫聚会，既与现实空间的白夜酒吧有关，也通过 BBS 论坛等媒介交流；近期 “城市漫游者” 等团体组织女巫相关主题活动，与城市生活紧密相连。从全球视野来看，女巫话语是一种身份武器，在宇向、包慧怡等人的作品中，女巫形象被赋予女性写作自由和颠覆性的意义。提到女巫的语言在2000年后得到更新和丰富，通过自创语言符号、英文缩写、汉语拼音锁等融入诗歌写作，形成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交流方式。

评议环节，胡桑认为，本次探讨十分前沿，能让人更直接地进入当代的诗歌现场。指出四位报告人都对数字经验有迫切的关注，背后是媒介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变化，很多年轻诗人关注技术对诗歌的改造，探讨感性经验背后的当代生命经验。提出大学话语体制需要关注青年人的诗歌表达，青年人也要主动关注与世界的距离，关注现实遭遇。

第二场讨论以“变迁中的读写生态”为主题，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肖水主持，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昶担任评议人。

《当代文坛》杂志社编辑陈辉从“综合批评”这一概念出发，以1990年代中国新诗批评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转型为核心，探讨了“开放式细读”这一解诗方法在借鉴西方文本细读技巧的基础上，同中国传统诗学中“知人论世”与“感悟”有机融合，并引入中国式文化诗学视角的综合路径。他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孙玉石、王家新、洪子诚等批评家的共同推动，新诗批评得以超越单纯的意义解读，拓展为审美感悟与文化阐释并重的开阔领域。这一方法的成熟与实践，最终推动新诗批评从以释义为主的“解诗”，转向“知识”与“感受”相结合阶段，标志着九十年代新诗批评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深化与成熟。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黄家光讨论了当代诗坛不同场域间、场域内部存在的权力结构及权力运作方式。他先分别指出作协、学院及民间三类结构中存在的特点，以及不同结构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又进一步指出其他难以进入“学院”视野但又人数众多的如古诗词写作群体、县城诗人、小红书诗人由于诗学观念、发表方式、技术演化等原因，常常被研究者忽视，却又对原有诗歌权力结构产生影响。结合我国古代社会“绅权”的相关研究，他强调，在正视主流、官方文化权力的同时，也应当看见其他类型主体诗歌创作的影响力和合理性。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白俄罗斯籍诗人白哲翔聚焦近十年来中国高校诗歌社团从传统校园模式向跨校化、网络化转型的深刻演变。他指出，当代校园诗歌生态场域中，传统的单一校园诗社正被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跨校诗社所替代。会议重点剖析了2010年代前后的“在南方”诗群与当下的“零零诗社”、“野火诗社”和“松针诗社”四个核心案例，揭示了其清晰的代际发展脉络：从“在南方”依托传统沙龙与奖项，到“零零诗社”实现跨国、多媒体运营，再到“野火诗社”旗帜鲜明地去学院化并拥抱AI共创，直至“松针诗社”成为完全依赖网络场域的微共同体。这一转型积极响应了青年诗人去体制化、去中心化的内在需求，但新一代诗社也因其“游击”姿态而面临组织松散、内部回声效应等新挑战。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胡子旭（胡了了）围绕“二十年代的网络诗歌社群”，指出二十年代网络诗歌社群呈现出“个人电脑一代”退场与“智能机一代”崛起的总体趋势，并进一步指出，二十年代网络诗歌阅读和交流具有更多被动性和多元性，青年诗歌社群具有低龄化特征，交流阵地多为群聊和公众号，以及二十年代初青年诗歌社群的崛起具有更为现实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宝石诗群、野火诗群、航船诗社等为代表的流派性网络青年诗歌社群作出分析和介绍；同时讨论了以野火诗社、雨晨在书房和水诗刊等为代表的平台性网络青年诗歌社群。最后，他强调，应当重视中国诗学中“诗可以群”的传统，也应当反思当代诗歌社群所具有的局限性。

评议环节，陈昶认为，陈辉通过对九十年代诗歌批评话语切入，但并不仅仅在梳理批评历史，而是通过回溯1990年代，进而试图建立2020年代新境遇下的批评形态。黄家光关注到了大众写作，创作者和诗歌连结的方式在改变写作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白哲翔的切入点非常新颖，校园诗歌社团联动现象十分值得关注。胡子旭追溯了详实的2000年以来诗歌群体聚合方式，但以往学院式的研究方式是否仍旧适用？启发我们应当把文学研究的眼光打开。四位老师的研究都很有勇气和意义，给予了研究者们很多启发。

第三场讨论以“形式新变与时代征候”为主题，由《当代文坛》杂志社编辑陈辉主持，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辰龙担任评议人。

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马贵聚焦青年诗歌语言形式与精神状态的关联，结合诗人案例展开分析与反思。以刘阳鹤、张存己两位诗人为例，指出刘阳鹤诗歌呈现“硬”“密” 风格，语言受文艺学研究影响，分析性强但易形成阅读障碍，将经验处理为过度考究的文本，隔离了肉身感受；张存己以细腻修辞处理历史题材，语言平实旁观，通过改写典故消解古典道义重量，呈现即兴批判态度。由此引出对两种风格的反思：繁复风格易陷入幽闭，反讽修辞虽具批判性却可能导向虚无。进而提出“松弛感”的理想状态，认为当代青年写作需突破生活与诗歌的“硬”，保持开放性，在追求松弛的同时探索新的表达可能，且所谓“心绪平稳、追求平稳”的松弛感实为对稳定的过度保全，可能隐含忧惧。反思青年写作中“舒适感”的追求应避免陷入中年或青年的“不松弛”困境，强调需以开放心态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创作动力，指向诗歌与生活的动态平衡。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海鹏，以中央民族大学朱贝骨诗社《朱贝骨诗刊·第八辑》为主要文本，观察 2020 年代中国青年诗歌的整体面貌与新变。从词汇系统切入，引用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指出年轻诗人的诗歌词汇系统较此前当代诗歌发生显著变化，对当下流行词汇及商业消费语汇的使用呈现出新的观念与美学取向，这种“诗的异物感”启发人们重思经典文章中关于商业化潮流与新诗关系的既有认知。分析诗中体现的年轻诗人在生活伦理与政治思想层面的思考，包括建立亲密关系的困难、对“世界”隔绝现状的反思，以及因人工智能、赛道内卷等催生的与郭沫若《女神》迥异的“宇宙”意象，认为这些共同使“世界”呈现为“异物”状态，深刻折射出年轻一代真实的历史实感。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苏晗以刘博然、赵淑婧、可仔等年轻诗人的作品为例，探讨当代诗的政治性。首先聚焦诗中残缺、耻辱的身体书写，如刘博然 “十九岁身上的第一个穿孔”、赵淑婧 “仙人掌的刺种在肉里”、可仔《月经之旅》，指出这类书写成为政治性的开端，身体之耻辱感关联着对政治性的触及，呼应二十世纪依托身体推进的主体革命，展现年轻诗人在数据定义人、例外状态还原人 “裸命” 的当下，以诗歌抵抗绝望的精神强度。其次讨论 “罪” 的意识，认为年轻写作者常将生存、写诗等日常选择的困境视为“羞耻”，但疫情后他们更清晰指认这种“羞耻”背后的政治性，拒绝用“同时代人”等虚无话语想象性解决孤独，转而抵抗精神暴政，构建行动者网络。最后解读《多默》，强调诗歌的无限性包含恐怖、责任与绝望，指出写诗需勇气与持续伦理行动，如可仔通过田野调查关注残障人士与女工权益，体现诗歌与现实的责任关联。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芷仪（王井）聚焦2020年代青年诗歌的城市书写，探讨其如何突破传统认知并构建新的伦理可能。指出传统城市诗歌，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常将城市书写为幻境，基于崇拜或情欲结构，导致人与城市呈现简单对抗关系，消解了救赎可能。而以当代青年诗人陈思择、祝梨、陈婷婷、犹木的书写为例，他们试图走出“幻象—真实”的二元结构，在书写城市幻境时，不仅言说主体异化体验，更呈现复杂感受，处理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下新的空间与自我难题，在诗歌中展现对话、触碰的意愿与行动：一方面承认城市中“无关系的关系”，直面共鸣的困难、落空与不可驱散的幻象体验；另一方面凭借激情与意志，突出对“可触动性”的呈现。青年诗歌将城市呈现为幻象与共鸣不可调和的共存之地，并使之在当代语境中具有伦理潜能：诗歌成为在深渊上走平衡木的劳动 —— 既在幻象书写中保留否定与批判性，又突出可触碰性，使主体向与世界的潜在共鸣敞开，重建自我与他人、人与事物、超越性存在及人与城市的关系，在呼唤与回应中面向可过的生活。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林子懿对比90后与00后诗人代际差异，指出00后因外部环境恶劣、学业考验严苛、创作活跃期优势，呈现出独特特征，并以秦三澍和李芮锐的诗歌为例，认为二人分别展现现代派和前现代风貌。从学术素养看，00后诗人因考据思维渗透，主动思考汉语新诗格律的文化根基。从书写内容看，现代派诗歌语言晦涩、主观承载自我情绪，公共性弱；前现代诗歌虽直抒胸臆，但背后有公共性文化系统支撑，带有说教要素。追问差异根源，认为2013年前后政治、经济、文化压抑及学业内卷，催生了00后更深刻的政治文化思考，使其与现代派体系决裂，形成独特的反叛姿态。

王辰龙在评议环节，首先肯定马贵对青年诗人繁复与反讽风格的观察，同时提醒警惕新技术认知下年轻作者对事物的简单转化可能催生“伪文化诗”。苏晗关于诗歌“政治性”的探讨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认同其“夺回词语命名权”的观点，认为当代写作需回应实感与质感问题。针对林子懿对90后与00后诗人代际差异的分析，提出可以更进一步探讨两位诗人的创作未持续深入的诗学原因，以及再行商榷对二位诗人诗歌风貌的划分。肯定黄芷仪议题的选题价值，并结合自身对城市书写的思考，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人对城市的负面认知多针对具体问题，而非整体性拒斥，需警惕套用李欧梵“幻象”理论，同时指出当前城市与文学研究中“匿名化”倾向，呼吁反思“大城市中心”的研究范式。

第四场讨论以“身体想象与主体形塑”为主题，由澎湃新闻•上海文艺资深记者徐萧主持，由《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木叶担任回应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刘祎家（砂丁）从对“人”的理解出发，以“丁玲的逻辑”、方李靖诗歌创作和2020年代诗歌写作为线索，探讨了“人”在不同时期诗歌创作中的生成脉络。刘老师指出，丁玲的主体性逻辑生发于在上海的意志重塑时期，形成于延安时期“体制”对“人”身心的扶持；进入2020年代，“谁能照顾人”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制度性空气对置身其中之人施加的影响将人指向不同方向；与此同时，“求幸福”的意志也在对现实的辨认、形塑和调整中被能动的主体重造。他强调，这条脉络的最终关切应当落脚到对一种积极的生活欲的询唤上。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钟芝红关注“发明词语者”这一当代青年诗歌的“主体”实践，指出“词语发明”是一种面对未来的写作伦理，即在语言的更新中寻找存在的更新。钟老师指出，当语言从私人转向时，诗歌方能成为主题实践的方式；并且，青年诗歌的“主体”实践是诗人在日常经验、社会感知与情感结构上的自我完成，社会生活在诗中被感受、被命名、被形式化；最后，青年诗歌的情感从个人转向现实时，青年诗人也重新发现了表达的可能性。故“发明词语者”涉及的是诗歌伦理问题：诗歌应当成为人和世界的桥梁——既能关心日常，又能回应现实。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王翰乾从柿柿的《文学概论课》与李曼旎《蔷薇色的来信》两首学院“反叛者”的诗歌出发，引出其创作者所处的文学社群或奖项：飞象界以及与其有一定关联的“游动论”实践和下方诗歌奖。他以这些社群推出的诗歌中一些题目中包含“诗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了其中蕴含的精神特质。分析指出，在“强”-“弱”对抗结构中，这些诗歌呈现出明确的向“弱”认同的倾向。诗人们并非被动地慨叹诗歌读者群体的萎缩或社会信任的缺失，而是主动选择站在“弱”的一边，并致力于挖掘和肯定“弱”的积极意义。他进一步提出，这一创作取向与当下青年社群实践中“同柔共弱”的互助理念形成了内在呼应，同时也可视为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年诗潮及九十年代后“日常生活诗学”的一种当代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李晓（祝梨）以身体为切入点，着重探讨知觉体验为诗歌带来的生产性；从三位诗人的框架中，感知不同风格的体验方法，并发掘“共同感知”的范畴。她指出，身体感知与语言表达之间存在转译的张力：个人体验通过语言进入公共领域时，既可能丰富集体感知，也面临转化中的挑战。诗人通过语言技术捕捉朦胧的感官体验，从而探索自我与世界更复杂的关联，拓展“共同感觉”的边界。最终，感知被视为一种行动，通过文化与实践塑造，而诗歌则成为调和内外、物我二元关系的重要媒介。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周乐天关注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青年诗歌写作明显的差异性，从这一特点出发，选取出三首“我”之诗，分别考察三位诗人如何塑造、展演“我”之形象，分析三个“我”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及三者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他认为，曹僧的《分身》是一首关于写者“我”的确立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一部分当代青年诗人对独立、强力的写作姿态的追求；郑越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吗》一诗中以“晚安”领衔的段落可与郭沫若的《晨安》相对话，诗人在其中进行了以自我宽慰和自我维持为目的的“抒情应对”；可仔的《雨天，我们去纪念馆》则提供了一个期望通过人的小范围联合而使得自身获得存在意义之“我”。三种不同的“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青年诗歌创作中多元的写作追求。

评议环节，木叶认为，很多世纪的二十年代都是黄金时代而又充满漩涡和躁动。刘祎家的报告隐含着一个以“上帝视角”和有限进行时视角看待从丁玲到年轻的方李靖等人的历史感和超越的可能。钟芝红谈到“词语”、情感发明等问题、王翰乾通过多首诗歌来辨证“弱与柔”，这些都呼应了现代主义脉络和中国诗学传统。李晓的发言关注到身体的特殊性，让人非常触动。周乐天提到的三首诗分别代表了诗人写作姿态的变化。本世纪以来充满着许多“混乱”，研究者们应当“创造新的混乱”以找到合适的生发点，回到自身，在微小之处崛起，最终回归到现实与新的可能之中。

圆桌讨论环节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唐小林担任主持人，以提问互动的方式展开。王晓晨和李杨提出个人疑惑，马贵、木叶、刘祎家、苏晗、胡桑、王玮旭等结合自身经历、学术思考与创作实践轮流发言，以青年视角切入时代命题，碰撞出密集的思想火花。

唐小林首先对整场会议进行回顾总结。他指出，各位嘉宾围绕社会生活、文学经验、时代症候与个人想象等核心议题，分享了大量新鲜丰富、机警有力的见解，发言信息密度高、极具启示意义。正如王辰龙老师所言，本次活动为大家创造了重要契机——重新夺回并打开对词语、经验、生活、身体乃至主体的命名权，进而感应、接通当下鲜活的生活现场与现实空间。唐小林老师强调，我们强烈感受到二十年代青年诗歌创作者与批评家们，为会场注入了特别而生动的氛围，这或许正是二十年代诗歌所映射的生活气息与时代症候。在这个杂语丛生的时代，那种充满复杂主体实践感的混沌、松弛、犹疑与反叛，在此过程中被彻底激活，并获得了更大程度的释放。

听众之一、上海大学文学院毕业生王晓晨率先提出两大关键问题，直指讨论核心。她表示，会议中多位老师提及青年诗歌呼唤“健康朗健的主体性”，但“健康的主体性究竟是什么”仍需明确；同时她结合个人体验指出，马贵老师提到的时代流行“躺平”与“松弛感”，与当下青年的真实状态存在偏差——青年人实则是在“紧绷中追求稳定”，考公考编等选择背后是主动争取而非被动放弃，而上班、做学术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压力”，更有实实在在的“身体疲惫”，陈昶老师深夜三点研读论文的经历，正是学术路上辛苦状态的生动写照。

针对王晓晨的疑问，马贵回应称，自己论文中对“松弛感”的描摹源于个人观察与精神分析式解读，并非绝对真实的现实复刻。他直言实证主义与当下流行的“松弛感”都非理想状态，援引冯至的观点提出，真正的松弛是“倒逼后的蜕变”——源于视野的打开与自我位置的清晰认知。他强调，砂丁提到的“体制并非铁板一块”，面对无法避免的时代混乱，与其规避不如正视，将“硬的现实”转化为自身成长的“软力量”，才是获得松弛的核心路径。

李杨结合自身读博与高校工作经历，道出当代青年学者的普遍困境：读博时熬夜成常态，同学凌晨四点发朋友圈吐槽失眠却获众多共鸣；进入高校后，国社科项目申报、“非升即走”考核等压力如“倒计时”般悬顶，持续的疲惫感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游刃有余”只是少数人的幸运。基于此，他抛出核心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可以成为诗人、诗歌研究者？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自我怀疑，最终如何走出？”引发全场对身份认同与成长困境的深度思考。

木叶用“想躺，躺不平；想卷，卷不赢”精准概括当下青年的生存状态。他追溯“卷”的词源，指出《论语》中“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古意与今意相反，古之学者“为己”而学，今之学者需在焦虑中持续壮大自身。他引用里尔克“居于暗处而自己努力”的理念，坦言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处境，唯有沉下心积累，方能在时代中立足。

听众之一、上海大学毕业生卢冬英以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分享感悟：她坚持10点入睡5点自然醒，深耕多学科知识、参与公益研究，为“十五五”规划建言献策。她表示要以“长期主义”心态接纳现实——既要承认每个人都肩负使命、需持续努力，也要懂得“身体不适便休息”的松弛，在社会变革与AI时代的浪潮中，接受“五年难有即时回报”的现实，方能长久立足。公务员群体也会有失落感，唯有接纳“尽力而为”的心态，做好时间管理，才能在坚守中成长。

刘祎家从“知识考古”视角出发，揭示“松弛感”的本质——它是前几年自媒体在资本加持下制造的幻想，远离了“以人为本”的核心，实则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延伸：“gap hour”式的短暂放松，不过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操控术，回归生活后仍需面对高压，并非真正的松弛。他强调，社交媒体制造的“真实”遮蔽了时代的多元面向，对待此类流行词汇需先“悬置质疑”，追溯其产生与流行的社会语境。他呼吁回望100年前早期沈从文、丁玲等作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虽不“松弛”，却将写作作为“行动”与“自我技术”，构建独特的写作风格与问题意识，当下青年也应在对自己的“自我技术”的探索中，找到自我与现实之间相嵌合、相沟通的有效锚点。

苏晗回应“健康的生活与诗学”命题时指出，诗歌的价值在于提供“幸福意识”与“强健的造型能力”，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为人们构建对抗混乱的精神力量。她以可仔的创作为例，其作品中清新鲜活的风格、充满能量的表达，与郭沫若《晨安》的精神一脉相承，印证了新诗“日日新”的初心——诗人通过直面自身的混乱与困境，在写作中追求幸福、想象幸福，而这种源于内心的力量，正是健康主体性的核心。

胡桑坦言，原以为会议会聚焦诗人的亲身创作经验，实则仍以学术研究为主，而“写作”与“研究”存在本质差异。他质疑“诗歌引导人走向幸福”的观点，认为诗歌更应成为“时代症候的表征”，传达青年人的经验与精神困境，却未必能直接“构造”理想世界。他认同李晓的观点，强调写作是“本真的身体情动”，是个人激情的畅快释放，而随着年龄增长与数字时代的到来，屏幕经验、AI技术削弱了人与世界接触的“痛感”，但这种痛感恰恰是写作的重要支撑——它关联着政治、历史、时代结构与个人生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仍坚持写诗的核心原因。

王玮旭直言自己也怀疑“诗歌能否改变现实与社会”，认为当前诗歌难以直接对一般的现实发言，却有能力“对另一些语言发言”。另一方面，讨论与反思应当走出“自我”，转向发明新的生活实践方式。他以陈昶、肖水老师赴监狱开展诗歌讲座为例，强调诗歌可能与生活直接互动，借鉴左翼传统中殷夫的创作，呼吁诗歌主动突破当代社会的种种壁垒，探索与世界建立广泛联系的实践方式，为诗歌创作与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最后，钱文亮为本次工作坊作总结。在总结发言中对与会同仁的倾情投入与精心准备表示感谢，肯定整场研讨兼具思想厚度与现实观照，全面考察了新世纪以来青年诗歌的创作生态与青年生活图景，让大家真正获得了当代诗歌语境的“在场感”，实现了与青年诗歌的“零距离”接触。同时，他也表示期待未来能搭建更多交流平台，持续深耕青年诗歌研究，让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出更多火花，为新时代青年诗歌的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本次青年诗歌批评工作坊论题紧扣时代、交流深入务实、研讨氛围浓厚，不仅有助于打破二十世纪诗学的固有框架，拓展青年诗歌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更能促进诗歌与科技、传媒等多领域资源的跨界互鉴，激励80、90后及更年轻一代创作者主动发声，为当代诗歌培植崭新的生态与生命。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