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诗人，盲人瞎马也胜过过早地在既有的规定下写诗。他一旦按照既有的概念和形式开始写诗，此后就会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达。写诗，宁可试错，也不要盲目崇拜地把自己交出去。你可以那样去研究诗，但是切不可就那样开始写作。

把玩，如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诗语是真的需要把玩，至少需要有把玩的心情，要揣摩，要品味，否则，就成实用的快餐了。古人诗文，讲究一字不可易、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今天还讲这个的有谁？刻字、写字、打字，就是不一样啊。

汉语里“听见”这么简单常用的一个词，它其实是运用了通感的，听觉与视觉合一。也可以说，将听隐喻为看。英语里，听是listen而听见是hear，这就少了点儿意思。互联网时代，到处都是信息，听和听见是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泛滥的结果是：听和看实在方便多了，真正听见和看见却变得稀罕了。

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凭着提高写作的难度，从而降低或消除阅读的难度。反之，拙劣的诗人人为制造阅读的“难度”，从而掩饰写作的无难度。

有的诗人借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东西，无非就是自认为掌握了诗歌的某种独门秘籍、至高法则。然而，在我看来，诗歌本身恰恰是反对这个东西的，反对唯我独尊，反对自以为是。东西方哲人无不告诉过我们这点，人在显示自己卑微的时候最伟大，在标榜自己的时候很渺小。若从诗歌直指人心这点来说，也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高深莫测的独门秘籍就跟这点格格不入。但是，事情复杂的一面在于，同心同理也有限度，不然也就没有“鸡同鸭讲”这回事了。

诗人写他不知道的，业余诗人写他知道的。诗人想，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什么好写的？业余诗人想，我知道一个东西，我要告诉你。于是他写了，急不可耐地发表。但是，别人其实也早知道——喜剧性就在这里。

我常常觉得，自上世纪90年代后，汉语诗歌在个人性与日常性这两方面走得太“远”，结果是：（1）个人性的迷途越来越深，一种打着个人性旗号的“唯我性”日益嚣张，不知反省，于是乎，从来没有见过的“内衣外穿”的尴尬局面渐成恶劣气候；（2）日常性的神话似乎包打天下，佐以被狭隘化与庸俗化的民间立场、民间叙事，于是乎，纷纷以琐屑为能事、拿肉麻当有趣、以崇低为光荣、以写“小”为借口。如此这般，终于落得，诗歌从来没有这么廉价过。

可以断定，凡是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而且经久不衰的外国诗人，如果其汉译作品读起来让人莫名其妙，甚至想要打人，无一例外，都是被翻译糟蹋了。大诗人，每个词都是实心的，每个词都是稳稳当当地落在它该在的地方的。说到底，没有哪个真正的大师是浪得虚名。也就是说，大师都是经得起翻译的，就看怎么翻译。

当此时，应给诗人下一个定义：诗人是以身作则活出热情并给人信心的人。

随笔写作不是随随便便的写作。这个词的早期翻译就成问题。没有专业的人是写不好随笔的，随笔恰恰应该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在专业基础上的发言，或在研究过程中，溢出本专业而发出来的文字。我不相信一个没有专业性的人能把随笔写好、写得有价值。不过，有人只有一个专业，有人多专业或者认知广泛一些。但是，再怎么广泛，也只能是由点及面、由面及体。有博学的人，绝没有无所不知的人。现在AI给人无所不知的印象，仿佛一个活字典。

写作本质上是谦卑的，批评本质上却是骄傲的——你不能因为我批评你，你就说“你行，你上”，我可以不行，但你必须行。我不能放弃批评的骄傲，你也不能放弃写作的谦卑。这不是为了保全你我的面子，而是为了各自专业的尊严。

作者系湖北诗人、翻译家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