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新著《朝霞列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插图精装本）日前由重庆出版社隆重出版，共计476页，定价130元（出版方正以五折销售，可在日日新书馆公众号订购）。

这是怎样一部书呢？当然，这不是一本无趣的专著，不是一篇无味的文学史，也不是一部无韵的报告文学；是的，此书志在改革述学文体并致敬于以下作家作品——考利（Malcolm Cowley）的《流放者归来》，洛特曼（Herbert Lottman）的《左岸》，或齐夫（Laaser Ziff）的《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

此书为刘太亨主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歌史料”之一种，该诗丛另五种为敬文东所编《五君诗选》（共计632页）、杨碧薇与胡亮所编《莽汉诗选》（共计516页）、胡亮所编《整体诗选》（共计584页）、杨碧薇与何小竹所编《非非诗选》（共计736页）、敬文东所编《诸子诗选》（共计732页）。该诗丛所有编者与作者焚膏继晷，历时五个春秋，推出六部大书，总结一个时代，重现满天朝霞，真可谓青春已逝热血未凉，惟诗惟歌如火如光。

据悉，自2025年5月至今，胡亮所撰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随笔集《西游记，东游记》，所撰文学与思想笔记《诗珠》，所编《我不悲伤秋天从我开始：安遇诗选》也已陆续出版。

胡亮简介

胡亮，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诗人，作家，学者。出版有专著《朝霞列传》，诗集《片羽》，学术随笔集《西游记，东游记》，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无果》《狂欢博物馆》及《新诗考古学》，即将出版文学与思想笔记《诗珠》、诗集《绿野仙踪》及专著《新诗谱》，主编或合编有诗文集《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敬隐渔研究文集》《关于陈子昂：献诗、论文与年谱》《莽汉诗选》《整体诗选》及《我不悲伤秋天从我开始：安遇诗选》。获颁袁可嘉诗歌奖、四川文学奖、建安文学奖、任洪渊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现居四川遂宁。

关于胡亮的溢美之词

胡亮不仅是美文批评家，也是独具只眼的批评家。他是一位无冕诗歌导师，还是古文人在今朝的正典形象。

——柏桦（诗人，诗学专家，西南交大博导，现居成都）

胡亮是一位非学院的学者，一位真正有见识的批评者。

——王家新（诗人，翻译家，人民大学博导，现居北京-纽约）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等待批评家》。现在水落石出：我等待的批评家，就是胡亮。

——张远山（诗人，作家，道家哲学及先秦史学专家，现居上海）

既生棣，何生亮。——臧棣（诗人，鲁奖获得者，北京大学研究员，现居北京）

胡亮的修辞之美，思想之美，都令我喜爱和享受。

——高兴（诗人，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现居北京）

新诗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胡亮这里，已经可以成立了。

——郭齐（朱熹专家，四川大学博导，现居成都）

胡亮是我看到的中国最优秀的诗歌理论家和诗歌历史学家。

——万夏（诗人，出版家，现居北京-纽约）

胡亮的文字充满灵性，他以诗人心态从事诗学批评，自然能见到职业批评家见不到的东西，予人以莫大的启示。胡亮是当下拯救诗学批评于低谷甚或绝境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

——敬文东（诗人，诗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现居北京）

胡亮是中国新诗的司马迁。

——尚仲敏（诗人，企业家，现居成都）

新诗研究北有秦晓宇，南有胡亮，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北秦南胡”。

——蒋浩（诗人，诗学专家，装帧艺术家，现居海口）

胡亮堪称当代李健吾。

——李文钢（文学博士，诗学专家，现居秦皇岛）

全书目录

弁言

1979年：骆耕野与新星诗社

卷一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

一、语义迁徙与地理学迁徙

二、郭绍才与《第三代人宣言》

三、论剑于西南师范学院

四、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南充

五、北望与《第三代人》（诗刊）

六、《现代主义同盟》之坎壈

七、《第三代人》（诗报）

八、重心转移，由人而诗

九、万夏与《后朦胧诗全集》

十、不能不提“现代诗群体大展”

卷二四川大学：一个抒情诗派？

一、锦江两岸的“亚文化场域”

二、何谓“抒情”？何谓“抒情诗”？

三、柏桦在成都，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成都

四、游小苏及其《金钟》

五、唐亚平与胡冬，抒情诗与反抒情诗

六、赵野与“山河诗”

七、扭坤为乾：T及其《机关枪新娘》

八、两个乃至多个温恕

九、杨政的“独立日”

十、抒情的险情：冷抒情

十一、抒情主义列岛

十二、串珠式景观，团花式景观

卷三莽汉俱乐部

一、从成都到南充，从万夏到李亚伟

二、回溯到胡冬：莽汉诗之鼻祖

三、命名的让步修辞

四、此岸与彼岸，悲剧性体验与喜剧性效果

五、酉阳与李亚伟的“反教育诗”

六、从酉阳到雅安，提前认识马松

七、莽汉文献简史

八、“莽汉”作为行为和生活方式

九、不能不提“垮掉派”

十、“混蛋们，一路平安”

卷四整体主义与汉诗

一、整体主义之发祥

二、回溯到石光华的传统观

三、史诗性写作

四、海子为什么来到沐川？

五、从沐川到成都，从宋氏昆仲到万夏

六、《汉诗》：从成都到重庆

七、整体主义之哲学

八、整体主义之美学

九、宋渠宋炜之《家语》：修真生活札记

十、万夏之《丧》：抽象小说与道家寓言

十一、“就让我回去吧。拜托了。”

卷五“大学生诗派”或“反骑士”

一、燕晓冬与《大学生诗报》（创刊号）

二、“大学生诗苑”

三、回溯到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

四、郑单衣与“北碚中心主义”

五、尚仲敏与《大学生诗报》（终刊号）

六、从重庆到成都：《中国当代诗歌报》

七、《大学生诗派宣言》

八、“反对现代派”

九、“骑士”与“反骑士”之辩

卷六红非非，蓝非非，白非非

一、从群山环抱中挑选出西昌

二、一个诗与哲学的双黄蛋

三、“非非之夜”

四、红蓝白

五、从西昌到成都：揭开早期文献之谜

六、《非非》与《非非评论》

七、蓝马之语言诗学

八、周伦佑之解构诗学

九、不能不提几位西方诗哲

十、零度到底，能指单飞

十一、“非非非非非”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一、临时性命名与暂时性定名

二、回溯到《大拇指》……

三、偶然性与必然性

四、南方

五、左边的柏桦，右边的柏桦

六、张枣的“两只右手”

七、“对话性”与“汉语性”

八、欧阳江河之悖论与玄学

九、翟永明之问：“我们都是男/女性？”

十、从诗到随笔：钟鸣之怪诞美学

十一、“南方性竞猜”

尾声

1990年：萧开愚与中年写作

附录

巴蜀先锋诗纪事（1979-1990）

正文节选

很多年以后，柏桦，这位激动和反复激动的诗人，用《青春之歌》式的热烈之辞描述过这次聚会：“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三十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中国学生特有的八十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让笔者感到奇怪的是，对这次聚会，后来的大多数诗人或学者，却偏偏以成都——而不是重庆——为中心来展开叙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假象：成都的会，在重庆开。

——卷一《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

曾经孤独在野的“第三代诗”，到如今，已经得到公认，而且是诗界和学界的双重公认。第三代诗何谓？来听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作答：“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歌的整体”。第三代诗何为？来听市井万夏的作答：“我找到了酒和诗歌，她们给了我梦想，让我体味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听到老虎走进翠玉的脚步声；大雪中临窗的一场伟大风景；爱人怀里最香软之风儿；拍案绝尘而去将美人和黄金抛撒一地。”

——卷一《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

“文化场域”为何如？保守，单调，做作。“亚文化场域”为何如？性感，狂热，生机勃勃。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是后者让诗人觉知到感官之存在，底线之存在，玲珑心之存在，本色与魔力之存在，以及苦闷与极乐之存在。柏桦已经接上了“暗号”，找到了“抒情的同志”，加入了并参与建设着“新的抒情组织”。诗人曾经无限缠绵地回忆起，吴奇章起身，为来客分发葡萄酒，“就像分发美或颓废的重量”——其实呢，又何尝不是在分发深渊的重量，秘密的重量，热血、眼泪与抒情诗的重量？那么，再见，周无！再见，郭沫若！再见，更晚来到四川大学的饶孟侃！1986年10月，柏桦写出《痛》。他描述的不再是昔日的“我”，而是此时此刻的“我们”：“今天，我们层出不穷，睁大眼睛/对自身，经常有勇气、忍耐和持久/对别人，经常有怜悯、宽恕和帮助”。

——卷二 《四川大学：一个抒情诗派？》

还要到很多年以后，比如2015年，赵野才能写出重要到不可被绕开的作品。比如《剩山》，“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将一种士大夫的伤心怀抱托付给山河。西风东渐，古韵今非，风雅断绝而礼乐崩坏。诗人独能暗结珠胎，先是“吾从周”，继而“吾从宋”，逐渐得了先贤之气场、心性之佳境与乎汉语之秘美。他将要恢复美妙的山河诗传统，更重要的是，还将要恢复儒家、道家或佛家的平静的生活态度（外在的消极，内在的积极）。柏桦有一首诗《在古宋》，赠给赵野、邓翔和北望，来读其结句：“我们已经漫游过，英语的、经济的、数学的/还有，还有……还有一天我们会在古宋/感觉到一种朝鲜边境的悲歌……”这里的省略号，就省略了一万字。不管怎么样，如前所述，还要到很多年以后，赵野才能被少数人——比如柏桦、敬文东或胡赳赳——发现和珍视为罕见的古典派诗人。

——卷二 《四川大学：一个抒情诗派？》

邓翔还告诉笔者，2008年，他访学剑桥，暂留伦敦，曾与胡冬多次谈及莽汉旧事。胡冬告诉邓翔，在得诗与命名以前，莽汉还有两个更早的来源：其一，1983年暑假，他曾组织一个由八名大学生组成的科学考察队，直奔神农架，搜寻野人（当时已有轰动报道）并体验某种丛林生活；其二，与此参差同时，他读到斯通（Irving Stone）的一部传记作品《渴望生活》，惊觉应该像梵高（Van Gogh）或高更（Paul Gauguin）那样改变自己的生活程序，融入乡村或荒岛并参与某种土著生活。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胡冬把神农架野人称为“莽汉”；后期印象派三家，除了梵高和高更，还有塞尚（Paul Cézanne），也被他称为“三莽汉”。邓翔——或者说胡冬——的这些说法，可以旁证于胡冬的两封旧信：一封写于1983年6月30日（暑假开始前），有谈及组建科学考察队计划；一份写于1983年9月6日（暑假结束后），有谈及《渴望生活》。这两封信，收件人都是万夏，后者幸而保留了原件。

——卷三《莽汉俱乐部》

胡冬也离开了巴和蜀，离开了天津，最后呢，终于去了他乡异国。那是一个凌晨，火车经满洲，复经西伯利亚，把胡冬送往了欧洲。“越过红军官兵所捍卫和困守的防线，还有身后，火车刚刚突破的另一条强大的父语的防线，在我眼前展开了一个器官般耀眼而壮丽的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母语。”这是一条线路：从“成都”到“巴黎”；还有一条并行的线路：从“父语”到“母语”——胡冬按照早就在诗中想好的线路，用火车替代慢船，亲自出演了《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虚拟的旅行”，变成了“真实的流浪”。当然，他也不免始乱终弃，最终用中年的伦敦取代了青年的巴黎。伦敦，一座狐狸之城，一座狐狸精（foxy lady）之城。他在此写出了为数不少的作品，深邃而惊奇，一举复得汉语风神，却锁藏于伦敦这个铁抽屉。

——卷三《莽汉俱乐部》

《莽汉手段》写于1986年12月，当其时，李亚伟只有二十三岁。上帝却给他装配了一颗自我批评的大脑，还有一双老吏般的火眼金睛。莽汉已经遍地繁殖，或加速复制，李亚伟本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位二十三岁的带头莽汉，“语言的暴发户”，却要摘掉个人的铁帽子，却要拆除众兄弟的野山寨。莽汉的使命，不就是追求新奇吗？他们要再次上路，去追索莽汉以外的新奇（新新奇）。就这样，当然算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奇迹：李亚伟——此前则有胡冬和万夏——从一场淘金热中拔腿就走，朝向另外的矿山，再次自觉地陷入彻底而无底的孤独。

——卷三《莽汉俱乐部》

陈德玉时任乐山市委副书记，甚是爱才，亲自出面将宋炜安排到沐川县文化馆。却说宋渠在文化馆，担任文学辅导员，参与民间故事集成；宋炜在文化馆，担任音乐辅导员，参与民间音乐集成。宋渠为诗，宋炜改之，宋炜为诗，宋渠改之，和气夹杂着负气，服气夹杂着赌气，兄弟俩的诗文干脆就都署名为渠炜。

——卷四《整体主义与汉诗》

柏桦认为万夏可以混合“先锋之风”和“怀旧之风”，“先锋之风”当指“莽汉之风”，“怀旧之风”当指“整体之风”。从为诗的角度讲，万夏已用整体取代了莽汉；从为人的角度讲，他却用整体混合了莽汉。“三分之一时间当闲人，三分之一时间当亡命徒，三分之一时间做文化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万夏不管是做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代课老师，一个掮客，一个咖啡馆老板，一个百货推销员，一个想象中的农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囚徒，一个画家，一个摄影师，一个出版家，一个装帧艺术家，一个流浪汉，一个困兽，一个酒徒，一个美食家，一个情种，一个园丁或植物控，他的趣味愈来愈倾向于一个方向：“中国古代”，或“古代中国”。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就是孟尝君与荆轲的混合体，高阳酒徒与陆羽的混合体，青面兽杨志与泼皮牛二的混合体，高濂与李渔的混合体，西门庆与沈复的混合体，无产者与小布尔乔亚的混合体。

——卷四《整体主义与汉诗》

《黄庭经》共计三种，先有《内景经》，复有《外景经》，后有《中景经》，被奉为“学仙之玉律，修道之金科”。梁丘子认为，“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内指事，即脑中、心中、脾中。故曰黄庭。内者，心也；景者，象也。外象喻，即日月星辰云霓之象也；内象喻，即血肉筋骨肺腑之象也。心居身内，存观一体之象也，故曰内景也。”如果用整体主义来解释，内景与外景具有同构性。《家语》贯穿始终的一根游丝，无非就是借由内景——契合外景——并渴望能够臻于整体状态。故而《黄庭经》式生活，细想来，并不能完全理解为“隐于野”的避世，“心远地自偏”的弃世，或“穷则独善其身”的傲世，而是丘处机所谓“心开天籁不吹箫”的游心与游神。

——卷四《整体主义与汉诗》

笔者还要再次提及滑稽作家塞万提斯。据说1612年（万历四十年），中国大皇帝，曾托传教士带信给西班牙国王。塞万提斯戏称，大皇帝没有同时送来盘缠，他不会把堂吉诃德送往中国。然而，中国从来不缺骑士或梦幻骑士。也许可以并不完全恰当地打个比方：胡万俊和张建明就是两个主流骑士，郑单衣就是一个非主流骑士，而燕晓冬、尚仲敏和王琪博则是三个酒醉心明白的反骑士。骑士总是倾心远方，远方意味着玫瑰、美人儿、圣杯、仙境和金羊毛。反骑士总是托身斗室，斗室意味着劣质香烟、盐巴、生抽酱油、单人床和医疗保险合同。尚仲敏有过一份简介，刊于《中国当代诗歌报》，可视为反骑士口号：“天性孤独，脾气暴躁，终生不思远行。”堂吉诃德远行归家，由一个骑士，最终变成了一个反骑士。他的遗嘱令人莞尔，有三条，这里且引来第二条：“我外甥女安东尼娅·吉哈娜如要结婚，得嫁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如查明他读过，而我外甥女还要嫁他，并且真嫁了他，那么，我的全部财产她就得放弃，由执行人随意捐赠慈善机关。”虽然堂安东尼欧发表过骑士-反骑士比较论，“你可知道，先生，有头有脑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疯头疯脑的堂吉诃德趣味无穷”，但是时当骑士多如过江之鲫，我们渴欲得到——哪怕一两个——有头有脑而不至于痛苦到上吊的反骑士。

——卷五《“大学生诗派”或“反骑士”》

从字面上看，“非非”，并不是没有阐释的可能。这正如“达达”（Dada）：在法语中意为“摇木马”，而在罗马尼亚语中意为“是是”。“达达”与“非非”，似乎恰好构成了一对反义词——虽然就诗学旨趣而言，两者更像一对近义词或同义词。蓝马对“非非”的福至心灵般的即兴的赞叹，“没有意义，又具有无穷的意义”，也将我们导向了恶作剧般的“达达”。旅法罗马尼亚艺术家——也是达达主义（Dadaism）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说过：“达达主义没有意义。”旅法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谈到达达主义的时候也说过：“意义之门紧闭，而且上了两把锁；钥匙被扔掉了。”在达达和非非之间展开“平行研究”，会获得有意思的比较文学成果，但显然已不是本文的目的和任务。

——卷六《红非非，蓝非非，白非非》

《前文化导言》及以此为根而丛生出来的相关文论，可以视为一部诗学专著，一部语言学专著，甚至一部哲学专著。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部专著具有传统和反传统的双重特征：就本体论和本源论而言，可谓传统；就文化论和语言论而言，可谓反传统。蓝马依靠语言来背叛语言，通过文化来超越文化，如同自置于一个巨大悖论，用柏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因而这部专著的彻底和勇猛，连蓝马自己也认为，似乎已到了绝地求生的程度：“一首诗应当把语言的绝望与语言的希望牢牢地纠葛在一起。”据说，当蓝马写毕《前文化导言》，还有《世的界》，就陷入了某种思维困境。为了走出这种困境，他拆散电视机，转而试图用那些零部件制造一台永动机。

——卷六《红非非，蓝非非，白非非》

那么“七君”或“五君”，可有开宗立派的动机？至少，自我标榜的欲望？钟鸣曾这样谈到自己——“诗歌的注意力从未越过黄河一带”；还曾这样谈到另外四君——“柏桦、翟永明、欧阳江河，还有未出现在《次生林》中的张枣（柏桦以自己的魅力把他吸引了过来），有目共睹，证明了南方诗歌士风日下的传统，一种和诗经（北俊）相持不下的楚辞（南糜）的传统”。此君当初起草《受控的成长》，据说本有两个着眼点——亦即“控制论”和“南方性”。由于文章未成，到如今，已然很难还原他的初衷。“控制论”或即“语义控制”，已被欧阳江河局部采用。然则，“南方性”何谓？后来，钟鸣引梁启超作答：“北人好经世之想，南人好颓糜”。再则，“南方性”何为？后来，钟鸣也有过自答：“求证南方（或外省）和北方诗歌真正的差异。”仅仅是求证“差异”吗？非也，钟鸣当然是在强调，南方——尤其是巴蜀——在趣味或吸引力上的胜出或脱颖而出。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如今来看，更是明了——左边丛书对应着青春、夏天、下午、此时此刻、尖锐、急躁、强硬、悬崖、母亲、北方、现代、重庆或半个成都，而右边丛书对应着外援、秋天、夜晚、昔日或古代、凉爽、安闲、软弱、深渊、父亲、南方、传统、江南或另外半个成都，就某种程度而言，后者乃是对前者的交错、安抚、纠正、治疗或暂时的平定。诗人被古典会诊，药方已开出，他将由安闲逐渐转向隐逸、享乐与颓废。“右边更先锋！”——在一个下午，在成都，诗人甚至对笔者如是辩称。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如果说《镜中》呈现了“她”与“梅花”的相互取悦，那么《木兰树》就呈现了“我”对“我”的厌恶，以及“木兰树”对“我”的拒绝。前者是中国式的天人合一，后者是西方式的天人交战（却又披上了看似曼妙的中国式外衣）。结果会怎么样呢？后来，张枣有过反问：“鹤、绿色和诗歌怎么会过去呢？”从这个意义来讲，《木兰树》是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否定，堪称中国当代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的隐秘之源。《木兰树》脱稿于1988年4月27日，到了1989年，柏桦忽而对友人说，“张枣最近写出非常好的诗，我第一次受到震动，第一次觉得恐怕要不如他了”。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如果说《手枪》并不是“咏物诗”，那么《一夜肖邦》定然是“游仙诗”。这个术语，借自郭璞。“游仙诗”游于何处？不是身外之名山，就是心中之真理——玄学，哲学，诗学，或艺术美学。如果游于心中之真理，“游仙诗”亦即西人所谓“冥想诗”（meditative verse）。且看欧阳江河，如何来求得理趣？《一夜肖邦》做了一道关于音乐的算术题，先是一道加法——从“把已经弹过的曲子重新弹奏一遍”，到“一遍一遍将它弹上一夜”，再到“可以把肖邦弹得好像弹错了一样”；再是一道减法——从“只弹旋律中空心的和弦”，到“只弹经过句”，到“只弹弱音”，到“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再到“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到了1994年8月，诗人似乎自释了这件作品，“我承认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弹错的和弦，寻找海底怪兽般耸动的快速密集的经过句中隐约浮现的第十一根手指”。“第十一根手指”，不是为了肖邦，而是为了弹出真理。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还得引来老子名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所谓“为学日益”，亦即加法也；所谓“为道日损”，亦即减法也。加法的“和”越来越大，只是“学”的有限外形；减法的“差”越来越小，才是“道”的无穷真身。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按照在西方由来已久的观点，“话语”（discourse）或“语言”（language）为男性所专有。“历史”（history）的两个词根，合起来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翟永明却要撤换一个词根，用“她”代替“他”，将“历史”改写成“她的故事”（her story）。“她”是个什么模样？白玫瑰的嘴唇，黑葡萄的大眼睛，浑身散发出女巫或异族气息，就像“走出树林的达吉雅娜，库普林笔下的阿列霞”。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女性话语”或“女权主义”（feminism）都具有一种自残式向度——借来“男性神话”，重构“女性神话”，最终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性别紊乱”。翟永明也未能幸免，间或，她也会起用一种“男性化的挥毫”——这个词组出自《颜色中的颜色》，本是诗人叙及男画家何多苓的用语。来读《女人》之《荒屋》：“我来了 我靠近 我侵入”。此类“男性话语”，曾为欧阳江河所用。来读《玻璃工厂》：“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两位诗人均非原创，源头又在哪里？却说公元前四十七年，在小亚细亚，凯撒大帝大获全胜，他在向友人报捷时只写了三个拉丁语单词：“veni！vidi！vici！”。原文或涉秽语，译文更加好听：“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有个女诗人夏宇，在台湾，曾遗憾于没有女性专用的“脏话”；而在成都，翟永明干脆地盗用凯撒的“男性话语”——不过，她取消了凯撒的最硬的标点符号，也取消了欧阳江河的逐渐变软的标点符号。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中国杂技：硬椅子》或如作者所言，乃是一种“怪诞练习”。“怪诞”者，“古怪”与“荒诞”之谓也，大致包含以下几种“极端方法论”——其一，过于繁复的跨学科研究。比如，作者沉溺于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心理学、玄学、传播学和行为主义，科学太多，冷智过剩，认识论纵横，“吁请各位，读诗看教育吧，别看奇巧淫技，长度，漂亮，马屎皮面光”。其二，人称交换。人称交换，前后混淆，作者也从来不打招呼。其三，歧义性与语义密室。歧义性既是人称交换，也是口吃或句式混沌的后果，其严重后果，就形成了只有作者才能进出的语义密室。其四，过于蜿蜒的想象力。想象力或隐喻受制于合理跨度，作者却将跨度无限拉长，以至于读者不敢过桥或不能过桥。其五，冷僻的知识考古学。作者固然满足了考古学的窥视欲，却也反方向怂恿了读者的知识无用论。其六，切得太碎的叙事性。叙事性受制于连贯性，与小说相比，诗之连贯性可以适度降低，过度降低则必然取缔作者自设的叙事性。其七，弧线式或交叉弧线式结构。抒情诗的直线式结构，向来为作者所不齿，转而力求弧线式结构，而又终于变态为交叉弧线式结构。

——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

1992年3月，一个星期天，万夏回了家。衣衫破旧，剃着光头，既没系腰带，也没系鞋带，城郭如故而触目皆新。家人都不在，那就找朋友。万夏住在成都古卧龙桥街，出门右拐向南就是转轮街——蓝马和刘涛住在这里，周伦佑、尚仲敏、杨黎、小安、吉木狼格和杨萍不时前来相聚；过了转轮街就是光华街——马松爷爷住在这里，马松可能正在那个四合院里蹭吃蹭喝；穿过人民南路就是红照壁——胡冬住在这里；出门左拐就是青石桥，青石桥往南就是飞龙巷——石光华住在这里，宋氏兄弟、刘太亨、张渝、席永君不时前来聚谈；应该记住的还有锦熙上街——石光华奶奶和宋氏兄弟奶奶都住在这里，因而石家与宋家不可能不成为世交；稍远，就是南一环的跳伞塔，一边是西南物理研究所，一边是省军区大院——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隔街相望；南一环左转就是东一环，就是四川工人日报社——钟鸣似乎随时在这里等待翟永明、柏桦、欧阳江河或张枣的造访。如果万夏站在北大街口，不出几站路，往南可以找到骆耕野，往西可以找到杨黎，往北可以找到胡冬。如果一直往北，到了火车北站，就可以找到孙文波。廖希去了香港，张枣去了德国，胡冬去了英国，还有几个留在成都？万夏已经走到青石桥，对了，这是当时市区最大的花鸟市场。他买了盆兰花，去见亲爱的石光华。大清早，门开了。问：“你找哪个？”答：“我是万夏。”石光华刚打了一场通宵麻将，当他揉揉眼睛认出老友，马上招呼诸牌友陪万夏去吃火锅。啊，麻将！啊，火锅！啊，出版商！啊，毛头小伙子！啊，野丫头！别闹了——别闹了——嘘——别闹了——“生活如此广阔，为何一定要写诗？”——快来享受懂了事的中年——快来享受安逸而多金的九十年代……

——尾声《1990年：萧开愚与中年写作》

后记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有个观点，作史，最好以二十年为研究范围。其弟子黄仁宇教授，似乎颇不以为然。他既能以一年为研究范围，撰成《万历十五年》，又能以一百年为研究范围，撰成《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前者可谓微观历史学（micro-history），后者可谓宏观历史学（macro-history）。黄仁宇先生还撰有《中国大历史》，只用二十万字，讲了五千年事。这样的“学术专著”，很容易写成“通识读本”或“常识读本”，其价值更多体现为某种普及性，而非认知上的孤勇和深入性。鉴于此，笔者还是要附议费正清教授那个观点。

笔者久欲以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为题，写出一系列“学术随笔”，或者说写成一部“松散的专著”。研究范围起于1979年，讫于1990年，前后共计十二年，也算是勉强响应了费正清教授的忠告。笔者最近二十年所藏文献，所览文献，自忖也能支撑这项研究。而终于下决心动笔，则有两个看似偶然的外因：其一，2019年，吴思敬教授领衔教育部课题《百年新诗学案》，承蒙错爱，特邀笔者撰写“第三代诗”“莽汉”“大学生诗派”“非非”和“四川五君”等章；其二，2020年，新冠疫情忽而蔓延于全球，不宜外出，也让笔者得到了一点儿空闲（当然，更多空闲，都如拔牙于虎口）。本书动笔于2020年2月，收笔于2021年4月，其间惜时如金，惜墨如金，费尽周折而吃尽苦头，到全书竣稿竟有大病初愈之感。

全书总共分为十个部分——弁言，“1979年：骆耕野与新星诗社”；卷一，“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卷二，“四川大学：一个抒情诗派？”；卷三，“莽汉俱乐部”；卷四，“整体主义与汉诗”；卷五，“大学生诗派或‘反骑士’”；卷六，“红非非，蓝非非，白非非”；卷七，“四川五君与‘南方性竞猜’”；尾声，“1990年：肖开愚与中年写作”；附录，“巴蜀先锋诗纪事（1979-1990）”。卷二本为原计划所无，柏桦教授建议增补，正文也就恰好凑足北斗之数。鉴于各卷均紧扣青春之诗，以及青春之时代，“当他炸裂时他的诗作已成为了一派朝霞”，故而书名最初拟为“狂欢博物馆”，后来改为“秃头青春”，最终定为“朝霞列传”。“秃头青春”乃是万夏先生自传体小说之旧题，此书迄未完稿，或已半途而废，作者却不欲笔者借走书名。“朝霞列传”的“列传”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朝霞”见于海子的《诗学》，亦见于骆一禾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这样两个词的焊接促成了“古”与“今”的对话，“史”与“诗”的联欢，倒也恰好契合笔者的美学立场及本书的主旨、文体和方法论。柏桦教授对此也大为赏识，他认为简直得了神助：“这个棒极了。‘朝霞’，‘列传’，两个词都好。合二为一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这个书名预示了这本书的光明顶峰。”

即便最终被验证为“瞎子不怕崖高”，笔者也不惮于重提空想般的理想——本书的研究或追忆角度，既包括宏观历史学，又包括微观历史学，既包括发生学，又包括知识考古学，既包括诗学或比较诗学，又包括哲学，既包括语言学，又包括修辞学，既注重义理、考据和辞章，又注重现场、细节和氛围，既有理性，又有感性，既用写意（小写意或大写意），又用工笔（文本细读），既用文论笔法，又用随笔乃至小说笔法（胡冬先生从伦敦发来电子邮件，语带调侃，甚至说是“章回体小说笔法”），因而，本书既是一部夹叙夹议的新诗断代史，又是一部半遮半掩的小型文化史或小型思想史。笔者寄望于不但要把“被研究者”（也就是传主），而且要把“研究者”（不限于笔者），同时推向一个锱铢必较的竞技场。“研究者”的文体学自觉，多么艰难地，颉颃于“被研究者”的文体学自觉。此种文体学自觉，并非无视学术规范，而试图在学术规范与未知边界之间求得一种独树。笔者向来就有点眼高手低，并没有较好地实现预设目标。但是，这并不妨碍，笔者通过本书向各路高手发出一个热烈吁请——中国至少应该有一个考利（Malcolm Cowley），或洛特曼（Herbert Lottman），汉语世界至少应该有一部《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或《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

借此机会，笔者要感谢骆耕野先生、柏桦教授、欧阳江河教授、翟永明女士、钟鸣先生、孙文波先生、周伦佑先生、蓝马先生、杨黎先生、尚仲敏先生、吉木狼格先生、何小竹先生、燕晓冬先生、郑单衣先生、王琪博先生、胡万俊先生、张建明先生、石光华先生、宋炜先生、宋渠先生、万夏先生、刘太亨先生、席永君先生、胡冬先生、李亚伟先生、马松先生、二毛先生、蔡利华先生、郭健先生、赵野先生、杨政先生、向以鲜教授、胡晓波先生、傅维先生、郭绍才先生、廖希先生、北望先生、邓翔教授和何卫东教授，感谢吴思敬教授、徐敬亚先生、王家新教授、宋琳先生、李怡教授、敬文东教授、黄小初先生、程永新先生、沈浩波先生、周忠陵先生、黛小冰女士、朱怀金先生、姜红伟先生、世中人先生、樊杰先生、马晓雁女士、杨碧薇博士、王学东博士和杨安文博士，他们或惠赐著述，或复制史料，或接受采访，或提供线索，或启迪思路，或审读书稿，或订正外文，或推荐发表，给了我很暖心很及时的帮助；感谢《收获》《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艺争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海文化》《艺术广角》《草堂》《重庆评论》《大文学评论》《汉语先锋》和《完整性写作》，这些刊物或年鉴，选发或即将选发本书部分卷次；还要再次感谢刘太亨先生，他欣然同意出版本书，并围绕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策划和启动了一个更系统更惊艳的出版计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笔者曾经掉入了一个无底洞——这个无底洞充满了迷雾，布满了歧路，堆满了发黄发脆的手稿、书信、日记、刊物、诗集和论著。笔者像一个侦探，必须不断辨伪，又像一只困兽，绝对不容灰心。到了周末或假期，为了节约时间，笔者甚至每天只吃两顿饭。这样的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但愿没有给笔者的肠胃——还有眼睛——留下什么后遗症才好。十五个月以后，我爬出这个无底洞，终于领取到暌违已久的贞楠和柚子树之清氛。

胡亮

2021年4月18日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