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诗篇浑漫与”,出自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中杜甫自述年轻时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今则是“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即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刻意求工,面对花鸟也无需苦吟愁思,而是进入一种漫不经心、从容不迫的写作状态。我觉得,杜甫的这句诗似乎可以用来对张中海近年来《农事诗》写作中所显示的自由、自信、自如的心态的一种概括。
我认识张中海是从读他的诗开始的。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从那片刚苏醒的土地上冒出的诗作者,从刚露头的那一天开始,他的诗就以浓郁的泥土味、炊烟味、汗水味,从起于青萍之末的农村新气象中的“鸡毛蒜皮”,如“瓜子皮”、“花生皮”,还有农妇梳妆镜前的“牙膏皮”,暗示了时代的变化,先声夺人。在刚刚摆脱十年动乱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来自田野的清新而粗犷的风。这是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他迈出的第二步,可以1983年9月发表的《萌芽》《泥土的诗》为代表,反映的是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在吃饱喝足之余,对新生活产生的不满与焦虑,从中透露出一种新的精神追求。他从六月连阴雨中农民百无聊赖的忧烦,写出他们的心理:“忙时也烦/闲时也烦/ 粗手大脚的庄稼人/ 啥时变的这么难缠”!这就使他的乡土书写,具有了一般乡土诗作者所不具备的一点,那就是不只走向生活,更是要走向心灵。
第三步以先刊发在《绿风》,后编入诗刊“1989年诗选”的《田园的忧郁》组诗为代表。反映的是21世纪中国城市化大潮到来之前,一代蹚浑水、追潮头的先行者们既想逃离乡村、涌向现代生活,又有对田园的不舍,难以摆脱“泥泞攫住脚跟”的矛盾心理。遗憾的是,这些不断否定自我、不断探索的努力和成果,当时并没有得到诗界的注意与相应的评价。
所以,当我在2015年夏由于偶然的原因,看到重新恢复诗写的张中海的新作《混迹与自白》时就想,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幸存者和2010年代的归来者,张中海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给他组织一个研讨会,作为对野蛮生长的80年代的一种回顾、对新世纪诗歌的一种展望,那肯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正是在筹备这一研讨会的过程中,我与张中海才有了面对面的接触。我向来认为,诗歌研讨会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集中的场合,营造一种活跃、民主的气氛,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引导诗人对走过的路子予以反思,并为他展示一种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空间。张中海的见解与我一拍即合,他提出不能局限于唱赞歌,要变研讨会为“审稿会”。他说正在写着一本乡村记忆,题为《乡村至上主义诗抄》,等初稿出来后就请专家学者给把把脉。2018年春,张中海诗歌创作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如期举行,张中海拿出了乡村记忆第二稿,题目已改为《本乡本土》,与会的诗人和学者围绕张中海早期诗作及这本《本乡本土》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又过去了五年,我拿到了张中海的这本《农事诗》,是他在几年前《本乡本土》的基础上重新写就的。
从2016年第一稿《乡村至上主义诗抄》,到2018年我们讨论的第二稿《本乡本土》,再到最后定稿的《农事诗》,张中海复归后的乡村记忆书写,已历经八年。这表明张中海创作态度的严肃、发表作品的审慎。显然,他并不急于显示自己“归来”的成果,不以创作丰富自娱,他更愿意沉潜在生活的深处,以发自心灵的诗歌为不断变化的中国农村存照,
在张中海诗歌创作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在逃离中坚守的地之子》的发言。试图从作者先农田劳作,又教书(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后经商,中间停下写作,20多年后又复归写作这条人生轨迹,从作者的农民、教师、商人、新闻从业者……几重身份的转换,解读张中海复归后创作之所以仍然保持80年代那样活力的根源所在。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诗人从乡村逃离,与“地之子”对土地的坚守与热爱是矛盾的,但这个逃离,却是田园式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社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实际上也正是由于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逃离。对于以诗人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言,逃离不只是生活的逼迫,更是对精神自由的一种渴望与追求。美国诗人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流放者归来》一书中,曾描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聚集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作家、艺术家的共同想法,那就是“通过流放而获得拯救”。在他们看来,漂泊、流放的生涯与循规蹈矩生活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通过漂泊、流放可以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感,而这与诗人通过诗歌创作获得的自由感又恰恰是相通的。
也正是在与张中海近距离的接触中我才了解到,80年代初,张中海得风气之先的反映农村新变化的诗作,大都是写于农村还没有出现新变化之前的1978年前后。与其说他歌颂当时的农村怎样怎样,不如说他希望农村怎样怎样。这无疑触到了时代的心弦——安徽小岗村农民这样想,沂蒙山下一个农民这样想,全国十亿农民也都这么想,结果就汇成了一股上下同心、地覆天翻的力量。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命题:伟大的诗篇总有一定的预言性,真正的诗人永远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那怕只有一步。
当然,这也就是张中海从80年代初写那些带有“宣传味”的诗而“走红”,影响了许多人一窝蜂地去写农村新变化,他却对农村责任制实现后呈现的新变化产生不满,后又千方百计逃离新农村,最终却又返回——连续几大步嬗变的根缘所在。在《没有月色的夜晚》《心事》等诗中,张中海写出了对农村、对田园既想逃离,却又恋念不舍,最终还是要带着羞愧回归的原因:
田园,我的母亲;田园,我的爱
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还要回来的
或者带着希望,或者带着失望
只是你千万莫再为我留门
你若给我留门,我更羞愧地
无地自容……
(《心事》)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张中海《田园的忧郁》中的句子,但已奠定了后来《农事诗》写作的基调。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乡土诗了,也是他有异于同时代乡土诗作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了解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在1986年九宫山全国乡土诗会上反对树“乡土诗”旗帜的原因了:“无疑,我的诗是属乡土诗范畴。但我不愿写纯粹的乡土诗,就像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我反对树乡土诗旗帜。树乡土诗的旗帜实质上大多是画地为牢,排斥了诗中最根本的哲学意蕴和现代意识……到一切远离你家乡的地方,带着你的水土与血统,带着你的方言与土语;不要怕别人指责你不伦不类,不要怕迷失你自己;你走得越远,离你回归的家园也越近!当你遍体鳞伤、白发苍苍的时候,你沙哑的喉咙唱出的将是最地道的乡土恋歌,那时,你就不再是你,但你将是真正的你了!”(《乡土诗,请首先忘记你乡土本色的名字·在湖南九宫山全国乡土诗会上的演讲》)
不幸而言中?逃离的越远,回来的也越快。只是,诗人已没有了年轻逃离时的意气风发,而有些犹疑了。2018年4月14日晚上,张中海怯生生地给我电话,商量能不能在第二天召开的“审稿会”标上加“乡土”两字——从坚决反对树“乡土诗”旗帜,到把自己一辈子的诗写冠以“乡土”这个定语,我理解诗人怯生生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一片土地的敬畏——“我还能回得去吗?”
现在,当我一页一页读着这本《农事诗》的时候,我要明确地告诉他:诗人,你不是已经回来了么!你的身体虽然一度离开故乡,但你的内心始终没有离开故乡。这部《农事诗》就是你回归的明证,是你为家乡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意味着中国当代乡土诗写作达到的一个新高度。
里尔克说过,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而是经验。《农事诗》写的是张中海的乡村记忆,这是一部经验之诗。中国古代田园诗大家首推陶渊明,如顾随所言,陶渊明的诗是真真的从生活中磨砺出来的,是从平凡中感悟出来的,是“身经者”之诗。我认为,张中海的农事诗之所以成功,首先也正是由于他“身经者”的身份。一方面,他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太熟悉、太热爱了。另一方面,他逃离后的漂泊生涯,使他回望故乡时,又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能以宽阔的视野、比较的眼光,从一个新的高度审视故乡,从而使他对乡土的歌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是普遍的,又是个人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在《农事诗》中有一组叫《旧诗新辑》,作者特意收了80年代早期所写的《搭犋》《腊月集》《一个种瓜的农民在歌唱》等六首诗,其目的就是作为参照,看看新作与这些旧作相比,有什么变化。六首旧作从80年代中国农村的现实出发,着眼于“变”,既写出了农民对“变”的渴望,又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生产方式之“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之“变”、以及农民的心理之“变”,适应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报刊的宣传口径,迅速传播开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张中海血气方刚,对变革的渴望和锐敏的气质,使他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就看出了一场巨变即将到来。至于由此导致他早年的“走红”,从根本上说,是他的诗恰恰符合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大气候,并非是张中海个人所能左右的。
由“走红”,到沉寂,到逃离,到回归,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圈,张中海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他虽说是“回归”了,但回归后发现田园已不是他曾熟悉的田园;他人虽然回来了,但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血气方刚,志比天高的小青年,而是一位阅尽沧桑,心态平和的老人了。他说:“以这一把年纪的身份,以过来人的阅历,除却对所历人、事、对生活的感恩,还真无他。”他称自己归来后的写作“有一种久违的自得其乐。即便这种自得是实质上的自欺,那也远比混迹于名利场中的尔虞我诈、精于算计,绞尽脑汁更有利于我等身份的人以养心养身”(《〈混迹与自白〉后记》)。
清代诗人张问陶论诗绝句中有这样的句子:“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似乎很贴近张中海这样一位曾在诗坛纵横驰骋多年,现已步入老年的诗人的创作心态。人到了晚年,淡化了名利之心,遇事不再强出头,常在慢节奏的生活中去体味人生的大道理。写起诗来,也不再听命什么,紧跟什么,而是兴之所致,信马由缰,在游戏笔墨中获得一种心理的愉悦。
翻开《农事诗》,可以看出与诗人早期作品的明显不同。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变化的早期作品,紧贴现实,强调的是“快”,突出的是“跟”。而《农事诗》中的新作强调的则是“忆”,突出的是“趣”。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微细的。”1张中海便是葆有一颗童心的诗人,在《农事诗》的写作中,他调动了自己的童年记忆,紧扣儿童心理,童真、童趣尽显其间,像这首《麦草戒指》:
刚熟了穗的秸秆又鲜又软
妹妹的手里就更听话
最好的一枚,花落谁家
给了我。我没有转过身去先给妹妹戴上
一甩手,扔进背后的泉水
小伙伴哄笑不怀好意
妹妹听不见,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回家后却一顿猛掐,求饶也不中
手背上的指甲痕,至今还留着
麦草的腥鲜
诗人从儿童视角出发,再现了一个有趣的戏剧性场面:道具是用麦秸秆编成的草戒指,冲突发生在一对小兄妹之间。结尾是意味深长的,诗中的小主人公如今已步入老年,却依然保持着那种喜悦与疼痛交织的鲜活记忆,令人怅然不已。此外,如《捉迷藏》写小主人公藏身在自家的柴禾垛,睡过去了,父母居然一夜都没发现;《余烬》写孩子们拣拾未燃尽的鞭炮,朝着花姑娘小媳妇的背后扔去, 发出猛烈的爆响;《沙堡》写孩子们在河滩用细沙筑成沙堡,却又手脚并用的将其摧毁……这些诗把儿童时代的生活、游戏、恶作剧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情趣盎然。张中海的这种游戏笔墨不止用来写他当年的小伙伴,就是写成年人也是一样。像《插曲:追一只兔子》写紧张的三夏劳动时,一只免子跑过,不只是孩子们,连戴眼镜的县委干部,指挥劳动的生产队长,也全卷进了这场追赶兔子的闹剧……
“每从游戏得天真”,这样的游戏笔墨甚至保留在怀念亲人的作品之中。像这首《母亲缝衣》:
炕头上,有针有线
有笸箩,有尺
母亲穿针线
为我缝衣
灯影给了我和我姐
念书,做功课
她离灯远一些
看不清,还迷糊,老扎自己的手
扎着一次,就骂一句,
你个狠心贼!
我给你缝衣,你还扎我
叫着我小名
好像扎她的不是针
不是她自己
而是我的姊妹兄弟,还有爹爹
轮流扎她,扎着她玩
这又是一个感人的戏剧性的场景,透过主人公摸黑缝衣的细节,呈现出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形象。但这位母亲却不是正襟危坐的,她的不断扎手的动作和骂人的话是那样有趣,令人在忍俊不禁中能感受到母亲那颗伟大而温暖的心灵。
晚年的张中海,尽管回到了他童年的家园,不断追寻和重温他孩提时的梦,但是他没有钻入狭窄的牛角尖,面是保持了对生活发言、与现实对话的强大能力,就是在他的那些回忆性的诗篇中也是如此。比如《七夕,葡萄架下的谛听》,写的本是早年七夕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的悄悄情话,没想到,“曾几何时,尘封的传说掘出/古典光芒/七夕被推为中国情人节/相亲大会挤成旧时骡马市/又像物资交流大会/有车、有房、有银行折子就有鹊桥”……作者只能慨叹,农耕时代的爱情一去不复返了。再如,在乡村记忆中,坟墓是追念先人的地方,也是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然而当走进统一规划、千人一面的农村公墓,“晒在一无凉荫的太阳底下”,让返乡祭祖的人“打听不到路/又认错了门”,就“只能请地下先人原谅了”(《哭错了的坟》),令人唏嘘不已。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说“俯拾皆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谈及的是“自然”的风格。晚年的张中海对此极为认同,写起诗来,放松、自然,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其诗作内容丰富,形式多变,保留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诗歌的纯美的追求,比如《农事诗》的第一组“屋檐水”系列13首,主题是乡愁,但他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写乡愁,而是善于通过具体的事物或意象,在一个流动的变化的过程中去呈现。比如面对农家最习见的草木灰,诗人触发了这样的联想:“风雨岁月,草木年华/即便一场不能预见的灾变把一切/重新埋为沉积层/后人也还会惊叹,看,这是我们先人的/遗迹”(《草木灰》); 再如他写屋檐水,由似有似无,不紧不慢的滴答声,升腾起“全然不知,檐水砸在石阶上的/小窝,就叫/岁月……”(《屋檐水》),这样的诗句,不仅有一种语言的美感,而且能在空灵飘逸的想象中给人一种哲理的感悟。
与这种坚持纯美的诗学追求并行不悖的,《农事诗》另有一些作品则包容了口语化、散文化、反讽、调侃、后现代以及某些非诗的元素,如他所言,“诗是最不能掺假的,因为它是作者内心、精神世界不能作丝毫掩饰的自然流露,是一种灵魂的私语,或者丑陋或者干涩或者丰饶或者如金石铮铮作响,别的体裁,作者还可以用技巧来遮丑,唯独诗不能,只需三五行,一切便都暴露无遗!”“至于生活中所谓酸、甜、苦、辣、咸——麻——抑或更多,除却自我忏悔意味的自我调侃、自我作践,则不能足以表现人生的况味了”(《〈混迹与自白〉后记》)。晚年的张中海写得越来越恣肆,越来越自在了。在《大势所趋》《大牲口》中,以牲口的去势、以骡子的受欢迎来暗讽传统文化;在《好想头》《母亲忌日致英雄老刀》中,调侃主人公的卑劣,拿自己开刀;在《未遂老地主的幸福生活》、《“逃兵”》中,显示的是新历史主义眼光;在《“今年我上学了”》、《一年级的教鞭》,描绘的是学堂里的闹剧……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写法,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是没有的,在当下诗人写农村的作品中也是罕见的,但在步入老年的张中海的笔下却是俯拾皆是,屡见不鲜了。张中海面对归来后似曾相识的田园,唱出了一曲无可奈何的歌,语调是那样放松,笔法是那样自如,心态是那样自由,这也正是我以杜甫的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来命名这篇文章的原因所在了。
注释:
1.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2023年7月26日原稿
2025年8月26日修订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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