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将军,今夜我看见了你的眼睛
将军:
我不知道这封信该寄往哪里。台北的六张犁?那里的荒草早就长满了。还是福州螺洲的老宅?可你离家太久了,久到老宅墙上的青苔都换了几茬。
最后我想,信就烧在西山的夜风里吧。你若有灵,风会带你来看。
将军,今天我看了《沉默的荣耀》。当于和伟在屏幕上说出那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时,我已泪流满面。可我在想,他们说这句话时,用的是演戏的悲壮。而你说这句话时,用的是怎样的心肠?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马场町。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西装,从容走向刑场。监刑官问你有何遗言,你只说了一句:“我只有一个儿子,让他留在大陆,替我看看新中国的样子。”
后来呢?后来你的儿子吴韶成,真的替你看了七十多年。他看过了土改,看过了文革,看过了改革开放,看过了香港回归。他替你活到了2017年,九十三岁那年,他在河南的家里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对儿女说:“我替父亲看得够久了,现在要去告诉他了。”
将军,你等到了吗?他去找你了。
你知道吗,你的遗书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那封写给发妻王碧奎的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那是因为你被关了半年,瘦得只剩皮包骨,拿笔的手一直在抖。你在信里写:
“碧奎,我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孩子们还小,你要把他们养大。不要让他们恨谁,只让他们记得,父亲是爱这个国家的。”
这封信寄到香港时,你的小女儿正在发高烧。王碧奎读完信,把脸埋进枕头里,死死咬住被角,不敢哭出声——因为隔壁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她怕他们听见,把你最后的遗言也收走。
七十三年过去了。
将军,今天有人在福州螺洲的老宅前,放了一束白菊花。那是你出生的地方,你七岁离开后就再没回去过。白菊花旁边,不知是谁用石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吴石爷爷,我是福州三中的学生。我们学校现在每天升国旗,旗杆正对着的方向,就是台湾。”
我想把那张纸条拍下来,烧给你看。
将军,我知道你死前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临刑那晚,在牢房的墙上用指甲划下一行字,后来被狱友传了出来:
“天快亮了,我听见了鸡叫。可惜我等不到天亮了。”
现在我告诉你:天早就亮了。亮得刺眼,亮得满大街都是笑声。北京长安街的夜里灯火通明,福州闽江边的晚风温柔得像母亲的抚摸。你在情报里反复标注的那些海岸线,如今停满了渔舟;你拼死送出的那张地图,如今躺在博物馆里,玻璃罩上倒映着孩子们好奇的脸。
唯一没变的,是那条海峡。
它还在那里,不宽,却走了七十多年还没走完。
但你留下的那盏灯,一直没有灭。有人在接,有人在传,有人在黑夜里攥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
将军,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落成那天,你的名字被刻进石碑。刻字的老石匠听说这是给台湾烈士刻的,一句话没说,蹲在那里刻了一整天。收工时天已经黑了,他用手电筒照着你名字上的金粉,照了很久。
他说:“让这位将军的名字亮一点,他在那边黑得太久了。”
我把这句话也烧给你。你听见了吗?
夜很深了。风从西山那边吹过来,带着初春的凉意。
将军,如果风能穿过海峡,如果你能听见,我想替后来人对你说:
你未见的天亮,我们替你见了。
你未走完的路,我们在替你走。
你未归的乡,总有一天,我们替你归。
此致
一个在和平年代为你流泪的后来人
丙午年正月廿七
将军:
我不知道这封信该寄往哪里。台北的六张犁?那里的荒草早就长满了。还是福州螺洲的老宅?可你离家太久了,久到老宅墙上的青苔都换了几茬。
最后我想,信就烧在西山的夜风里吧。你若有灵,风会带你来看。
将军,今天我看了《沉默的荣耀》。当于和伟在屏幕上说出那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时,我已泪流满面。可我在想,他们说这句话时,用的是演戏的悲壮。而你说这句话时,用的是怎样的心肠?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马场町。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西装,从容走向刑场。监刑官问你有何遗言,你只说了一句:“我只有一个儿子,让他留在大陆,替我看看新中国的样子。”
后来呢?后来你的儿子吴韶成,真的替你看了七十多年。他看过了土改,看过了文革,看过了改革开放,看过了香港回归。他替你活到了2017年,九十三岁那年,他在河南的家里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对儿女说:“我替父亲看得够久了,现在要去告诉他了。”
将军,你等到了吗?他去找你了。
你知道吗,你的遗书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那封写给发妻王碧奎的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那是因为你被关了半年,瘦得只剩皮包骨,拿笔的手一直在抖。你在信里写:
“碧奎,我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孩子们还小,你要把他们养大。不要让他们恨谁,只让他们记得,父亲是爱这个国家的。”
这封信寄到香港时,你的小女儿正在发高烧。王碧奎读完信,把脸埋进枕头里,死死咬住被角,不敢哭出声——因为隔壁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她怕他们听见,把你最后的遗言也收走。
七十三年过去了。
将军,今天有人在福州螺洲的老宅前,放了一束白菊花。那是你出生的地方,你七岁离开后就再没回去过。白菊花旁边,不知是谁用石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吴石爷爷,我是福州三中的学生。我们学校现在每天升国旗,旗杆正对着的方向,就是台湾。”
我想把那张纸条拍下来,烧给你看。
将军,我知道你死前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临刑那晚,在牢房的墙上用指甲划下一行字,后来被狱友传了出来:
“天快亮了,我听见了鸡叫。可惜我等不到天亮了。”
现在我告诉你:天早就亮了。亮得刺眼,亮得满大街都是笑声。北京长安街的夜里灯火通明,福州闽江边的晚风温柔得像母亲的抚摸。你在情报里反复标注的那些海岸线,如今停满了渔舟;你拼死送出的那张地图,如今躺在博物馆里,玻璃罩上倒映着孩子们好奇的脸。
唯一没变的,是那条海峡。
它还在那里,不宽,却走了七十多年还没走完。
但你留下的那盏灯,一直没有灭。有人在接,有人在传,有人在黑夜里攥着它,一步一步往前走。
将军,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落成那天,你的名字被刻进石碑。刻字的老石匠听说这是给台湾烈士刻的,一句话没说,蹲在那里刻了一整天。收工时天已经黑了,他用手电筒照着你名字上的金粉,照了很久。
他说:“让这位将军的名字亮一点,他在那边黑得太久了。”
我把这句话也烧给你。你听见了吗?
夜很深了。风从西山那边吹过来,带着初春的凉意。
将军,如果风能穿过海峡,如果你能听见,我想替后来人对你说:
你未见的天亮,我们替你见了。
你未走完的路,我们在替你走。
你未归的乡,总有一天,我们替你归。
此致
一个在和平年代为你流泪的后来人
丙午年正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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