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正月初五，
迎财神的鞭炮刚响到第二声，
父亲就走了。

那天的雪，下得不像冬天，
倒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悬在半空，不肯落地。
他是我们那儿第一批下海的人，
也是第一个把合资企业的招牌，
挂到镇口的人。

后来潮退了，招牌褪了色，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用沉默，
把失败一笔一笔，
刻进病历卡。

别人说，商海沉浮，是命。
可我知道，
他真正的战场，
不在合同和报表上，
而在每个月的那顿打里。
我和弟弟，轮流站成一棵树，
等他用竹尺，
     量我们的过错。

常理是，打在身上，痛在皮肉；
可那顿打，
痛的是他自己的不甘。
他打我们，
像在打那个没能翻盘的自己。

如今，我和弟弟都很孝顺母亲。
常理是，父严母慈，子报母恩。
可我们心里清楚，
那份孝，
有一部分，是替父亲，
把当年没来得及给母亲的温柔，
补回来。

今年正月初五，我又听见鞭炮响。
抬头看天，
没有雪，只有灰白的晨光。
低头看地，雪早就化了，
只在砖缝里，
留下一道浅白的痕，
像父亲当年没签成的合同，
没走完的路，
和我们，
永远欠他的一声--
“爸，我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