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先生是当代诗歌批评家,其《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自带系统的河流》等专著及《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的一版再版,充分说明了他的诗歌研究对于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性。然而这样的显性身份与出色实绩却“遮蔽”了他的诗人身份,至少于我而言,“只知其论不知其诗”的孤陋寡闻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2021年,我应《诗刊》之约完成了一篇关于西部诗歌的评论,文章见刊后接到肖黛老师的电话——评论不错,但遗漏了几位重要诗人,尤其是燎原。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燎原先生的诗歌作品,所见数量不多,然而多为精品。
2024年7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燎原的诗集《履历》。诗集分上下两编,是诗人从青海时期和威海时期四十年来的诗作中,“一再筛选的结果”,所收作品仅66首。由此不难看出,一位批评家对自选作品的苛刻与慎重。
在六十多首诗作中,诗人选取其中的同名诗作《履历》为诗集命名,多少含有一种回望与总结的意味,这份“履历”不仅记录了诗人的成长和精神历程,也呈现了其不同的风格和转型轨迹,以及在此过程中接收到的“天地灵气”和命运真理,正如诗人在《履历》一诗中这样的表述:“诗人啊,当另一片苇荡被野火吹红/被烟雨浇淋,道路/那是你们共同的命运和真理/宇宙中的蕙草和星光/一璧皓月/它玉碎在水底时便是魂化的红玛瑙/像钟磬,像献给真理的艺术节/道路,道路,道路/是道路延伸我,照耀我。蓝色高地/七颗红色的星辰,怒放降生岭百花园歌”。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道路”意象,可看作其人生之路的延伸和精神之路的追寻,“道路”经过的雪山、峪口、高岭、河谷显然是不同人生境况的类比,而蕙草、星光、皓月、红玛瑙的出现则是精神遇见的写照。众所周知,钟磬是古代宫廷的礼仪乐器和某些重要仪式中的法器,具有召集、引领及和鸣的功能,这首作品中,诗人将月亮喻为“钟磬”和“献给真理的艺术节”,更加强化了精神探寻的庄重感。有了这样的内驱力,诗人便极为笃定地宣称:“是道路延伸我,照耀我”,不仅仅因为前方那“七颗红色的星辰”,更重要的是他确认了远行的意义,尤其是他所追求的“生命的结实”。
诗集上编部分所选作品,是诗人创作于青海的早期诗作。这些诗作“基本上呈现了我的写作轨迹和心灵轨迹,也再现出一名青春期的诗人,从最初的单纯走向复杂,进而在青藏高原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大时空,天马行空的汪洋恣肆”(见诗集《自序》)。诗人的这番自述简洁而克制,然而当我读到《黑旸山——一支高原部族的历史》《高大陆(上)》《高大陆(下)》这三部长诗时,瞬间有了被“击中”的感觉——这些具有史诗气质的长诗,无论在结构的设置、语言的探索还是在情感的表达、思想的掘进方面均非同一般。我注意到这些诗作完成于1987年,那是一个“朦胧诗”热潮逐渐退去、“新生代”纷纷崛起的年份,当时的燎原先生身居信息闭塞的青海,在日常的报纸编辑工作之余,默默推进着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研究工作。然而再三品咂这些诗作后,我却能隐约感觉到它们蕴含的“磁场力”可能对应着一个与之呼应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应该来自与其精神气质相应的某些重要诗人,进一步地说,应该与诗人海子和昌耀相关。
1987年的海子正在奋力创作《太阳·七部书》,昌耀则完成了长诗《听候召唤:赶路》等作品,燎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写出了《高大陆(上)》《高大陆(下)》。如果说主题宏阔、结构精巧、语言丰富、情感强烈、手法多样是衡量长诗的一种标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体式的写作极具难度,具备这一能力的写作者当属重要诗人行列。这就牵扯到了一个诗学话题——好诗和重要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曾注意到燎原先生2002年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新诗标准讨论”时,所写的《一眼看不透的诗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好的诗歌标准,就是对时尚标准的破坏”这一观念。也就是说,好诗人需要打破常规,显现经典性写作的格局和趋势,其诗歌文本应该是“一眼看不透的,具有可供无穷索解的内在意蕴”,譬如昌耀的《慈航》《哈拉库图》,海子的系列长诗都是“一眼看不透的”,都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以及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对此,他进一步谈到,好的诗歌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来自诗人进入世界的深度,而这个深度,从更大的成分上说,是诗人的精神生命与生存发生剧烈冲突的结果”。昌耀和海子的诸多诗篇,确实复杂而异质,他们视诗歌为生命,最后用自我解脱的方式诠释了精神生命与生存悲剧的内在关联。在我看来,燎原先生这一诗学观念应该绝非即兴发挥,必然经过了不断深思、沉淀、验证和确认的过程。据此,可以这样判断——燎原先生很早便捕捉到了昌耀和海子身上的重要诗人品格,这也为他此后《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诗学基础。
回过头来再读《黑旸山——一支高原部族的历史》,令人惊讶和叹服的是其结构和语言。关于这部长诗的结构,时任《诗刊》编辑的邹静之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一首诗的结构,显示了诗人的胸怀和才气,《黑旸山》的结构有力而稳定,大气磅礴又有变化。”如此大气磅礴、稳中有变的结构,定然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诗歌语言——句式铺排,意象繁复,情绪饱满,极富力度。试读:“预言家独坐石殿,掐算十二段指节排列大循环的次序。鱼石螈的断肢在泥淖中结成石笋,等待生物学家的鉴定。物质的年轮,那只耳朵总听命于黑风寨长号的驱使。惟有风水道人手执罗盘以释天象。冰陆解体,汪洋涨起的情欲渹渹湱湱拍击天空”。初读上去,这样的诗句有种散文化的特点,诗人艾青曾提倡“诗的散文美”,然而他所指的“散文美”实质上是“口语美”。《黑旸山》显然不同于艾青和“第三代”诗人指称的口语写作,这种神秘、绵长、内含力度的语言风格,让人隐约联想到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诗歌世界——这也是燎原先生一直心仪的一位诗人。
毋庸置疑,燎原先生的这些长诗融地质史演进、史前神话和生命哲思为一体,用超凡的想象力和丰沛的情感,为读者绘制出了“黑旸山”这一生命场域的开阔以及“高大陆”这一精神海拔的高峻。诗歌文本复杂、异质,呈现出深邃的历史想象力。实际上,这种风格也体现在诗人的其他短诗中,只不过短诗中的历史感表达更倾向于简约与节制,它们有时候表现为空间的遥远与苍茫:“四十度北纬线上篷车的高轮/在汗腾格里冰山渐熄的圣火中/孑立于中亚旷野。薄雾中/一颗雪亮的星辰/垂悬于夜气中隐形的金顶大帐”(《晚唱》);有时候又凝练为时间的静美与恒久:“看见你时,总想到阴凉的世纪中/悄悄生长的月光/总想到一个种族的古典哲学/伫守月夜冰原的沉静”(《俄日洛》);当然,在这样的简约与节制中,仍有包裹不住的力量喷薄而出:“雄性的俯冲/原始繁衍力固执而神圣的俯冲/号声吹响了,血性的蹄鼓/漫过樊篱于落日的核心泛滥……”(《雄鹿》)。
诗集的下编部分,是燎原移居威海并转入诗歌评论许多年后,重新开启诗歌写作的作品集粹。这一时期的诗作敛去了此前的锋芒与锐度,更多显现出表达的从容、诗意的宽展和精神的通透。这样的写作姿态和风格显然与诗人的年龄、人生经验与艺术沉淀有关。“再次进入诗歌写作,已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他的这番陈述中隐藏着些许慨叹——光阴似箭,从诗人身份调整到“评论家频道”之后,他在评论领域的影响力广受瞩目,然而留存于笔记本“硬盘”深处的那份诗情,依旧不时撩拨着他的心弦,于是他又从评论家的身份中再度为自己分出诗人角色,实质上这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同时拥有创作和研究经验的诗评家何其难得!经历了人生和精神诸多洗礼的他,再次进入诗歌时所获得的视域、认知和笔力,为其开阔、从容、通透诗风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试读《落日观察》:“这时候的它,名叫落日/我所观察到的落日不是陨落而是诞生/一种在燃烧中诞生的/贮满伟大的疲惫,磅礴而又晶莹的生命……”。季节的更替,万物的荣枯,都是一种充满矛盾和生机的轮回。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辩证,而是诗人走过漫漫长路后,读透了岁月大书的真谛,获取了复杂人生的奥义——陨落预示着诞生,熊熊燃烧的生命能量充盈着可见的生机,也同时因为这熊熊燃烧,蕴藏着不可见的“伟大的疲惫”,正像一个人充满沧桑而又不懈奋斗的一生。可以说诗人对落日的观察,正是对宇宙秩序、时间密码和生命本质的感悟。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伟大创造,那么命运就是与诸多不可控合力对峙、抗衡形成的最终曲线。万物都有命,一个人,一本书,一段历史都是如此。诗作《一个人与一部藏书》对这种命运符码的阐释令人感慨:“九十岁,伏生终于熬过了他的时代/刨开惦记了大半生的墙壁夹层/一双老眼鹰隼般地亮了一下,又随之/黯然”。从大秦到西汉,经历了两个朝代的伏生终于将《尚书》保存下来,这中间离不开一个“熬”字——忐忑而又漫长的等待,期盼却又无可预知的煎熬。所幸的是,伏生和这部书都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诗人不由慨叹:“人各有命/他的命就是定义‘藏书’这个词”“伏生之于藏书/就是用命保藏一部书,就是以命护命”。很多时候,人们口中的命多含“无奈”与“妥协”的意味,然而伏生的命运轨迹,似乎是用最硬的骨头刻画而成的——宁可罹祸,也要把这部经典保存下来。视书如命,以命护命,是因为他知道《尚书》就是文明夜空里“垂照万古”的“长庚星”。然而这部书只残留了半部,九十多岁的伏生决定“再熬出半条命”,用口述的形式(由弟子整理)补全此书:“他把上个世纪的语言/转换成浊齿音,来为这个世纪补经”。可以说,伏生在为《尚书》“续命”的过程中,也延长了自己的命。这样的表述带给人的心灵震颤充满着诗性的力量,就像“打桩机锤砸大地心脏的钝音/一声接着一声”。
《一条河流的个人记事》是诗人对其“知青”履历的回望,同时也完成了对时代画面的艺术造像。“腰扎草绳/在早春的田野吆喝两头犏牛开犁/然后以牧人仄歪着腰身的标准姿势/在一匹大走马的鞍背,扎稳身姿”。这是一幅鲜活的山村春耕图,“仄歪着腰身”跨坐在大走马上的姿态,表露出诗人似已同化为汉藏民众中的一员。这里的方言土语和民间文化在为诗人提供精神养分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独特的诗歌资源:“方言是一种连着心肝的语言/有时适合撒欢——/长命姐呀,尕欢旦,啥时嫁个尕老汉/藏语是我青春期的第二语言/‘呛’是酒,‘呛通’是喝酒/酒曲与神曲都是神的语言”。一声“长命姐呀,尕欢旦”,将山乡百姓充满谐谑意趣的心理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一句藏语“呛通”,还原了人神共娱的民间生活场景。诸如此类的记述,无疑为作者时间意义上的履历留下了鲜活的一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到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再到近十多年再度涉足诗歌,燎原先生用这部诗集为读者呈现了一份完整的创作履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份履历必将更加厚重。
——原载《星星·诗歌理论》2026年2期
作者简介:刘大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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