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如何从城市地理角度进行北京文学研究。我希望打破文学体裁的界限，关注故宫、地坛、皮村、798艺术区等地标性空间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被讲述、被构建，探讨这些地理元素在不同时空里的呈现方式，思考我们的文学作品如何塑造并呈现新北京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

本期专栏的两篇文章分别出自郑祖龙《市郊之间：新世纪北京诗歌的北漂诗学》和李卓宇的《建造我们的精神家园：皮村文学小组的文化实践与主体性建构》。在《市郊之间：新世纪北京诗歌的北漂诗学》一文中，郑祖龙尝试以“市郊之间”为视点，认为，“在郊区和城市边缘处的视点，让北漂者的‘漂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感受形式与问题”，进而论文重新发现了北漂诗歌内在的精神内核。一如文中所指出的：

首先，北漂者与城市各区域搭建了精神联结，这些区域多数不位于北京的中心地带，也不具有鲜明的北京古城或现代气质，似乎可被移植、替换到任何大城市的街区中。部分北漂者对城市的情感认同便建立在这些可替换的区域上，这形成了漂泊无根之感的一重来源。其次，由于北京城的地理中心兼具政治功能与历史象征意义，日常与工作地点不具有向心性，散射在城市的各地域，北漂者便时常感受到被城市中心排斥在外。这种“去中心化”的城市体验催生出新的北京形象特质，即区域间的流动性。换言之，新北京形象不拘束于名胜古迹、“CBD”或商业区，而是“漂泊”于北京的一处处具体的区域，这些区域由于北漂者们的停贮，在人们生活的共振中获得能量，并连缀成星丛般的联动图景。

在《建造我们的精神家园：皮村文学小组的文化实践与主体性建构》一文中，李卓宇聚焦于“皮村”以及皮村文学小组这一文化社群。论文重点分析文学小组如何“将文学实践转化为确认自我身份、纾解生存困境、凝聚社群认同的精神家园”。在这里“皮村”不仅仅是一处地理标志，还是文学与文化的标志：

从2014年北京皮村一个自发的兴趣小组，到今天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图景中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符号，皮村文学小组用十年的文化实践，生动地演绎了一场在文化边缘地带建造“精神家园”的历程。正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标语上写道：“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皮村文学小组亦是如此：只要劳动与漂泊继续，书写就不会停止。这些流动的文字，将继续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真实且深刻的注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皮村文学小组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他们的实践也启示着大众：当劳动者拿起笔，他们不仅在书写个人的命运，也在参与塑造整个时代的文化图景。

由城市地理角度出发进行文学与文化研究，旨在完成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多维度挖掘。城市地理哪里只是城市地理？城市地理是情感地理，也是文学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这一专栏的设置，是希望更多的研究者从城市地理角度切入文学研究，既关注城市地理风貌的变化，也关注这种变化背后的文化与情感——城市地理为文学故事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场域空间，同时，文学创作反过来会为城市地理赋予新的文学与文化内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讨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热点，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从“打工文学”到“底层写作”所引起的长期讨论与争议。这个话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随市场化进程催生、显形的“打工文学”，在新世纪初获得了学者的高度重视与严肃讨论，“打工文学”被正名与经典化，成了文学史的重要概念；但新的文学概念层出不穷，“底层写作”的出现曾引发学者对使用“打工文学”还是“底层写作”的概念之争，而在“非虚构文学”受到广泛关注后，这一系列问题变幻得更为复杂缠绕。显然，文学概念的命名与分类方式背后的底层机制，仍然是人们对社会关怀与思想倾向上的分歧，文学常常成为这种政治意识与思想对抗的中介，因此学者孟繁华便提出当下的文学现象常常只是“临时性的概念”^［1］，尾崎文昭从相关讨论中激活有关中国“新左翼文学”的思考^［2］。无论使用何种概念，这种文学所触及的贫富的差距分化、工作的异化体验等内容，无疑构成了新世纪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现实性的议题。

“北漂”作为社会常用语，最早并不产生于文学界对创作现象的讨论，它具有特定具体的意义，指向北京这座城市，指向由外地汇聚到此工作生活的人群，也指向这些人们在北京无根的漂浮感与茫然无措的情感体验。而当2017年由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丛书出版，“北漂”又化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进入当代文学现场，我们又一次面对了“打工文学”的某种变体。师力斌曾以“劳动者的诗记”为北漂诗人群体的创作定位，他认为“以底层劳动者为主体的草根阶层，尽管是城乡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在我们的文化传播中却难觅踪迹”^［3］。这与新世纪以来对打工文学等文学实践潮流的定位相似，它关注对消费主义神话的破解，试图在文化界激活新的思想力量。但与打工文学有所不同的是，作为群体的“北漂”所包含的人员范围不只是农民、工人与所谓的社会底层，更涵盖了城市白领、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学生以至中产阶级各界从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仍无法获得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感。这也意味着，“北漂”作为新的文学概念，虽依然可能是一个孟繁华所谓的“临时性的概念”，但这一概念的伦理关心不仅是社会层面的阶级差异与贫富不均，更关涉个人在都市的情感与精神生活维度。因此，《北漂诗篇》中的诗歌广泛地涉及生活的各层面，这些面向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北漂者们所提供对这座城市的独特感受紧密相关。

中国新诗的创生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尤其奠基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百年来北京见证了新诗在审美意识、修辞形式、风格取径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也见证了这一文类不断陷入争议的历史进程。不过，诗歌相较于散文、小说等文类，更善于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们一次次“口号”的提出、观点的争锋辩驳而汲取能量；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社会情绪的风向标，总具有敏锐地感知和刺穿世界的能力，亦有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疗愈创痛的情感功能，这种功能不会随审美的分歧改变，反而以种种方式为文学的版图、城市的精神气质增加亮色。在此意义上，由2018年至2024年共出版七卷的《北漂诗篇》可以称得上近年来对北京与新诗关系的一次集中映现。丛书收录数百位诗人的几千首诗作，这些诗篇长短不齐、风格各异，尽管部分诗篇在修辞与纯熟度上存在着明显生涩感，但作为一部广泛辑录“素人”来稿、具有多元性的诗歌选集，《北漂诗篇》呈现出人们将各自生活转化为诗歌表达的路径，更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北京的城市气质与诗学可能性的窗口。

“长安街很宽/可转过日坛路就堵了/坐车错过了工体/就随403一路坐到了北京站东/下车后去车站广场转转/找找初次来到北京时的自己”^［4］，在小海的诗作里，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印象由描述道路状况开始。转过宽阔的长安街，迎面是拥堵缓塞的路段，诗行的转接跳跃像北京的路况一样骤变，短短几行便勾勒出诗人在北京生活的兜兜转转，折射出某种晕眩与迷茫感。这当然与高速率、快节奏的都市现代性紧密相关，密集分布的交通网络既是城市提升人员流动效率的中枢，同样意味着一种高度秩序化的生存形式“规训”——密集的人群、漫长的通勤时间、车厢中逼仄缺氧的空间，无不扩大着人们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如果说“北漂”指向生活的漂流与无方向感，它更具体地呈现在交通网络带来的种种体验中。

学者周娆曾关注《北漂诗篇》中的“地铁空间抒写”，认为“地铁呼啸而过的升格画面体现着一种明确的前进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城市化进程中漂泊者无法摆脱的漂泊命运，又暗示着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快速发展的态势”^［5］。地铁的确作为常见而重要的意象在《北漂诗篇》中频频出现，尤其呈现出城市交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城市交通线上的一处处节点迸发出诗意，人们在交错的网络中时而寻得“梦想、温馨与庇护”，时而感受“压迫、包围、隔绝、冷漠”。不仅如此，北漂诗人们的书写范围包括公路、环线路、车站、机场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诗篇往往由人们在通勤途中的感受出发，触及都市生活与个体存在的关系，对拥堵的体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车流堵塞带来顿挫摇晃的乘车体验，还是人流量大的公共交通上拥挤逼仄的空间，均使得人们为通勤消耗的分分秒秒变得煎熬，挤压与挑战着个体的存在感受与情感结构。据《2025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直至2024年，北京市的公交线路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市内常规运营公共汽车线路达1600余条，并有近千条多样化专线与定制公交线路；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即地铁）的运营线路也达29条，规模位居全国第一^［6］。交通网络的扩张速度并未减缓，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报告，预计在2035年北京市的区域快线（含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总规模约达到2683公里，地铁运营线路也将达到近40条，较现今交通网络规模仍有大幅扩张^［7］。发达的交通线路不仅足以说明北京作为巨型城市的规模之广阔，也意味着城市常住人口的交通需求与通勤压力始终较大，现代城市常见的拥堵现象在北京尤为明显与严重。许多诗人都写到北京的堵塞现象：赵应将之视为北京的象征，“到处都是北京。蜗行的车，飞鸟吼声破天”^［8］；曹谁写到这一庞大交通网络带来的流动性与可能，“整座京城的两千万人每天在移动/三百四十五座地铁站是人生节点”^［9］；杜占明写到堵塞与生活节奏的关系，“堵，是城市的节奏/但不是城里人自己的/每个人都在/随着别人的节奏摆动”，车流的顿挫前行被视作人与人相应、配合的节奏^［10］；刘虎则让交通意象汇入到对北漂的整体感受，在诗行里展演都市生活的片景：“在地铁里被挤成一张纸/在电脑前坐成一尊石雕/在公交车上睡成一具尸体/在步行中吃掉一日三餐/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孤独成一粒尘埃。”^［11］

公共交通里人员的分散聚合与高度流动性，让这一暂时性的空间始终处在不稳定状态中，而这种不稳定性通往北漂诗人们对“漂”的感受。“漂”是在所处生活空间中感受到的摇晃感，一种主体无法把握行进的方向，只能随波逐流的经验。在北京“漂泊”的隐喻本身以其意象强调了人们在城市中的生存体验，正因为“漂”的无方向感，它具有触及丰富面向的可能，因而北漂指向了城市中错落的、不同的生活样态。如王金明写到在地铁的特殊意义，“钢铁的车厢每天反刍着人群/人世的味道晃荡着时光隧道”，“地下是没有四季的道路，睡着了也可以被带到下一站”，车厢里形形色色的人群交错，时间界限在明亮的灯光下渐渐模糊，由此地下世界生成了另一种生活的秩序^［12］。人们不会走遍一座广阔城市的角落，生活的常态是日复一日地选择相同的路线，踏足相同的地点。在《大望路》中，张洪雁却写到日常路线被打乱时的慌乱感受，“一天踏入一条不熟悉的路两次/算不算犯了某种隐秘的戒规”，这进而形成对循环往复的自我足迹的反思，“世界越来越小，小到成为眸子里的/一个光电”^［13］。许多北漂诗人担忧城市生活对自我的“规训”，北漂之“漂”因而关乎着他们对都市秩序的不适感与抗争，记述漂泊轨迹的诗歌承担着发掘日常生活异质性的功能，并形成对秩序的抗衡性能量。这令人想起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在城市中发起的日常生活革命、“漂移”策略与艺术实践。“漂移”与“漂泊”一字之差，但在居伊·德波等情境主义国际同人那里，“漂移”（Dérive）代表的是一种面向城市的生存行动与艺术实践^［14］。如学者的简明介绍：

持续流动的都市体验与固定森严的禁区边界，构成了城市心理地形学中的“地平线”，不同的遭遇构成了不同的魅力与吸引，德波的“漂移”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两三人的小组在城市中的游荡，了解各地区环境或气氛差异，是一种穿越各种环境快速旅行的技巧，但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漂移”是一种建构行为，它不同于旅游和散步，而是以幽默嬉戏地游荡建构一种“心理地形学”。^［15］

北京地铁线路图（局部）

“漂移”是在“心理地形”意义上对城市秩序的重新组织。居伊·德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上将现代社会与城市中的一切视为“景观”，他认为在这一完整的体系中，破除“景观”的行动只能在“瞬间”完成，即通过建构一个个具体的“情境”，以情境创生的瞬间所迸发的艺术能量升华和破除日常的规定性。“漂移”正是建构情境，从而逃离“景观社会”规约的实践方式。在后现代文化的视角中，我们很容易把文学实践视为这种逃逸生活的“漂移”，文字似乎自成空间与世界，可以成为心灵逃离秩序的歇脚地。但诗歌既与人们的“心理地形”交互，亦和现实秩序紧密啮合，“漂移”的策略作用于心理世界，似乎便让现实生活的问题被处理得过于轻逸，试图将问题转移至精神领域中解决。“漂移”主体与北漂者们的感受有所不同，他们和这座城市没有身份认同难题与无根之感，也缺乏生活的挫败感与对这座城市隐隐的留恋难舍之情，相较而言，北漂诗人们与这座城市有着更切身、更具体的情感关联。“漂移”式的诗歌使诗人们获得心灵自由的时刻，但“漂泊”带来的种种现实感受难以轻易通过写作消除，仍保留着面向现实的沉重刻印。这种在轻快与沉重、自由与束缚之间的辩证状态，也正映照出《北漂诗篇》的复杂性所在。

用自然界的拟喻，“北漂”一词将个体在城市中的生活拟作在翻涌浪潮中、在社会“江湖”中漂泊无依的状态。这种拟喻的表达方式是诗歌中十分常见的手法，在《北漂诗篇》中，诗人们将北京城市的气质与自然界的现象相关联：北京被描述为一片浓雾，一片让人迷失、相互音声隔绝、混淆了感官与自我的雾气^［16］；北京也是一片森林^［17］，移居者便“成为北京一棵奔跑的树”，成为都市“绿化”的一部分^［18］。大枪也将北漂者写成“客居远方”的树，“一棵南木，一棵北木/它们追随月亮的轮子走到一起/月亮是树木最先触摸到的鸟笼”^［19］。自然意象与城市生活形成投影关系，当自然的意象交织错落成篇，其中隐伏的关于城市的感受便更为复杂。一如丹飞的诗篇由动物写起，“那些潜在水下看世界的鱼/是过于羞涩的鸟”，无论飞鸟或是池鱼又隐隐指向城市中不同的生活方式，水下之鱼提供了外在于天空的视角，作为一种自然的超越与城市里“绝望”的负面情绪相对照^［20］。

与直面城市漂泊体验的书写方式不同，《北漂诗篇》的许多诗作指向自然世界，错落地照映出城市的轮廓。月光、黎明、雨水、白杨、银杏树等关于时序、自然的意象成为诗人的抓手，呈现出北漂者多端的生活感受。四季时序一直是人们描述北京这座城市的关键词。季候与人们的感性体验密切相关，温度的高低、空气的干湿、风力的大小给人们带来不同感受，尤为重要的是，季候关联着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传统礼俗。特定的季节召唤着特定的关于节日、家庭、日常的记忆，而对季节的感受也就直接带来了此地与故乡的比较。对季节与怀乡的书写是诗歌的重要传统，在北漂诗人们的诗作里也不例外，有着大量关于四季轮转、在都市遥想故乡的书写。如在黄金铭《未下雪的北京不能叫故乡》一诗中，雪景作为遥想故乡的中介出现，诗篇以否定性的句式突出了北京与故乡的差异，与故乡的距离越远，其回忆便愈发精确与美好^［21］。而在王德领《在北京感受清明》、陈劲帆《清明》、花语《五月，宋庄小堡北街》、孙清祖《腊月二十八的北京西四环》等诗篇中，诗人们也各自书写着对时序季节的感受，召唤出“故乡”的幻影。

就此而言，《北漂诗篇》里大量关涉自然和季节的诗作，拓展了乡村与城市、自然与现代、故乡与远方等有着对照关系的主题。不过，一个关键的问题仍需面对——这些诗歌意象所描绘的是广泛的现代都市，还是北京这座城市本身？作为一种诗歌意象，丛林、雾气与“北漂”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切中了北京城的内质与精神的底里？事实上，以“丛林”的譬喻来描述一座城市形态并不鲜见，段义孚便曾将“丛林”视作现代城市的共同意象，这一意象既指向街道纠缠的空间形态，也指向在街道上隐伏的丛林式的危险，因而“丛林”难以说是北京的独特特征^［22］。书写四季与故乡虽映现着北漂者的情感结构与感知方式，但它们如何能表达城市形象与诗歌的特质？同样书写四季，北漂诗人丁小炜从春天到来的具体形式——春风——写起，“七里渠暖了，回龙观就暖了/回龙观暖了，北京就暖了”^［23］，诗篇的情感表达沿着地域的扩大而延展，形成由空间而情感的递进感受。因为“我爱这里的四季与晨昏”，拂过七里渠的春风在北漂者与北京城之间真正搭建起精神链接的中介，春风不只是自然表象，更关系到保存着个人情感记忆的具体空间。事实上，在面积广阔、人员流动性强、产业呈多元分布的北京城，名胜古迹与地标并不能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气质与形象，“北京折叠”的现象出现在科幻小说世界中，也实在呈现出北京城内传统与现代多元并置的特点。相较于充满历史崇高象征物的地标，北京真正给人以情感温度的还是人们所生活的具体区域，大大小小的社区相对都市某种紧张的、严密而有压力的整体气质，提供了某种地方性与边缘视角，并辐辏出另一种北京形象。

对北漂者而言，无根感与漂泊感贯穿在生活中，流动是其对城市生活的常态感受。即使离开城市中心，在郊区、“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的生活也充斥着边缘感。如苏丰雷在诗中所描述：“我才是问题，所以才选择不断告别。/去寻找，流徙的道路也是开凿运河。/流过荒阔的乡村和陡峭的城市，/逃离来时的车站，绕开它的对面，/流向更远更深，我渴望陌生的停驻，/可以收割一片片真实的风景。”^［24］不断寻求新“风景”的冲动和流浪感，关系着人们由城市向原野、自然迁移的精神轨迹。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史中，“郊区”的兴起与这一精神状态存在共鸣，芒福德便曾论及：

人们涌往郊区，试图恢复城里所失去的东西，这完全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因为它关心的主要是人类基本的需要。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引诱人们逃避不愉快的现实，逃避公共义务，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细胞中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甚至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更为孤独的个人身上，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事情仅是一个开端，却被当作结果和目的来处理。^［25］

都市内密集的景象显然与郊区形成鲜明对比。北漂者多居住在郊区或城乡接合部地区，他们的许多诗篇延续着城市与郊区的比照，走向郊区即意味着生活视野的转换与开阔，郊区的具体地域也在诗人们的耕耘汇聚中形成了新的诗歌地理空间。汇集着许多艺术家的宋庄便是诗人们常写到的地点，其附近的潮白河更成为生活在郊区的诗人们诗意激荡的来源。北京的通州与河北的燕郊两地由潮白河相分隔，诗人姜博瀚写到在这一双城交界地带的日常生活，“通州和燕郊的老人/提着马扎，过河/他们用同一种语言/撤车，出炮/走马，别腿，将军”^［26］。日常生活模糊了城市的边界，首都与区县、城市与郊区等意义的建构在同样的语言与行为面前显得不再重要。中岛《潮白河的春天》、阿琪阿钰《在潮白河采花》、火石《在潮白河》、蔡诚《潮白河》等诗作也纷纷将潮白河作为抒情载体，这些同题诗作还铭记着北漂诗人们的生活、交往、情谊与记忆。与书写快节奏现代城市生活的诗歌相较，这些聚焦在郊区生活的诗篇，同样提供了描述北京城市空间的可能性。郊区的生活为北漂者们提供了相对于城市中心的边缘视点，诗中屡屡出现宁静的自然、闲暇的日常，虽仍闪现着游荡与焦虑的感受，但在一定程度上洗脱了北漂者在城市内卷化的氛围中感受的压抑，为写作主体带来安定的感受。

在郊区和城市边缘处的视点，让北漂者的“漂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感受形式与问题：首先，北漂者与城市各区域搭建了精神联结，这些区域多数不位于北京的中心地带，也不具有鲜明的北京古城或现代气质，似乎可被移植、替换到任何大城市的街区中。部分北漂者对城市的情感认同便建立在这些可替换的区域上，这形成了漂泊无根之感的一重来源。其次，由于北京城的地理中心兼具政治功能与历史象征意义，日常与工作地点不具有向心性，散射在城市的各地域，北漂者便时常感受到被城市中心排斥在外。这种“去中心化”的城市体验催生出新的北京形象特质，即区域间的流动性。换言之，新北京形象不拘束于名胜古迹、“CBD”或商业区，而是“漂泊”于北京的一处处具体的区域，这些区域由于北漂者们的停贮，在人们生活的共振中获得能量，并连缀成星丛般的联动图景。

在此意义上，人们的生活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形象。在林小栖的《北京漂流》中，不同于“北漂”字眼飘荡着的不安感，诗人颠倒了“漂流”一词原本暗含的主体关系：“我在推动着/推一座城市像推一个巨型雪球，/我要让它漂流起来，离着我们，/离着我们的梦，更近一些。离/雪后的故乡，再近一点，漂流。”^［27］在这里，处在漂流当中的不是客居北京的人们，反而是北京这座城市。它被缩小成球，由想象力所推动，摇晃的城市酝酿着梦境，而推动着城市雪球的诗人主体也就成了一个造梦人。诗人就此翻转了“北漂”的普通含义，让这个词语拥有了承载梦想、熠熠生辉的潜能。如评论者所言，“北漂是异乡客，也是一群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北漂诗篇》记录着我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求，文字间闪烁着的希望的光亮，和阳光下翻动的杨树叶一样油亮火辣。”^［28］诗行重新界定了北漂，正如北漂者重新定义了北京。

在编选《北漂诗篇》的过程中，两位主编师力斌与安琪多次强调这套书的文化价值，丛书被视为一种文化工程：“《北漂诗篇》是诗人们在北京生活方式的呈现，是他们文化认同的一个媒介，一个平台。”［29］北漂者的生活为何成为诗歌的书写对象，这些“诗意”具有怎样的文学与现实的能量，这是《北漂诗篇》作为新的诗学力量与概念所面临的问题。

《北漂诗篇》的重要性便在于，它提供了审视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错落视角，这些参差相错的视点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域，描绘着漂泊者的足迹，也重塑着城市的边缘。北漂者的诗篇在闹市与郊区、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峙关系中反复穿越，诗人的感知视角与生活境况不停留在固守的位置，而是时时处于流动中。在都市中心与郊区的生活相互映照，漂泊或安定的主体感受同样处在流动进程中，不断重塑着认知城市外沿与内核的方式。从新诗史与地方诗歌传统的谱系来看，《北漂诗篇》也是少有的将视野聚焦在城市外来与移居群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城市印象等方面的诗歌选集。这显然关联着北漂者对本土与外地关系的复杂认同感，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市民，但在北京常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他们切身参与着对新世纪北京城市的建设，并实际上成为新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在2017年出版的第一卷《北漂诗篇》的序言里，师力斌便曾分析北漂诗人们的创作心态与新的美学可能：“感情上他们少有对北京的认同，心里仍然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家乡，但手头正在创造着北京的文化。这是大多数城中村北漂一族的心理状态。然而，皮村这群新工人，以打工艺术团、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等流动人口合作型的文化组织，正在创造新的文化，那就是城中村文化。这个文化提供了超越个人、对付人情冷漠、治疗现代大城市病的文化想象。”^［30］师力斌敏锐地注意到新兴文化艺术力量的内在张力，将北漂诗人们的创作融汇到以“打工文学”和皮村小组为代表的文学集体实践脉络，并认为其呈现着北京文化的新方向和新面貌。“城中村文化”虽表征了北漂诗人与艺术家的创作成就，但“城中村”这一定义方式对市郊关系的理解已不再恰切。城市研究学者博任纳（Neil Brenner）与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曾提出“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概念，认为当代城市化的形式已被彻底重构，“城市化进程正在被区域化和重新地域化”，都市的“延伸超越了单个的都市区域，并且经常穿越多个国家边界”^［31］。在传统意义上非城市的地域（如郊区、乡村）被深度卷入了城市系统的功能逻辑中，正是在此意义上，尽管皮村、宋庄等地有着相对独立的区域环境与生态，这些所谓“城中村”空间已在实际上成为北京城市功能网络中的有机节点。现代城市流动性的加强使这些节点有着高度流动性，在社会流动模式中“北漂”群体的范围也持续发生变化，由此，北漂者的艺术实践实际上也见证着城市形态的变动轨迹，记录着城市核心与边缘、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定义重组和互动关系。

北漂诗人们参与着新世纪北京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又是时时葆有边缘身份意识的城市游历者。他们的生活介于市郊之间，并深置于城市的重新地域化进程，北漂诗人们得以不断感受着城市的新变。在七卷本的《北漂诗篇》中已然可以窥见这种城市新变的轨迹。伴随着北京城市形象的变动，这些诗篇的侧重点、意象的生成与诗意时常发生变化。例如，在2017年的第一卷中，“雾霾”是关键的意象。诗人集中书写在雾霾中的生活感受^［32］，提出自己的警示与思考^［33］，“雾霾”具有污染破坏性的气候条件被转化为理解北京生活的节点；而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的交通网络扩张、疾病的蔓延、新地域的出现等等现象轮番成为诗篇聚焦的主题，北京近年来的诸多时事与现象被收纳在诗行当中。诗歌实践汇聚着北漂者们所关心、理解的北京形象，也形成了一种以北漂者身份讲述北京形象的诗学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北漂诗人们的职业身份多元复杂，他们所提供的视角因而格外丰富，而如学者所言，这种诗人身份的混杂性本就是北京“诗坛”的重要特征：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诗歌聚会上，人们会看到多年前漂泊“江湖”的各路各派的诗人的身影，他们中有的已是腰缠万贯的书商、画家、公司老板、IT产业者、电视制片人，有的是混迹三教九流、比较“落魄”或者完全能够果腹的打工者、小商人、自由写作者，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游手好闲之徒……但凭着一个诗歌的名义和“诗人身份”，他们可以同时出入于各种文化场合、诗歌朗诵会、豪华饭店或者路边小酒馆里，可以推杯换盏、呼兄道弟、出口骂娘甚至大打出手，随后又油嘴一抹消失在潮涌一样的人群里。这样一个情况大概除了在北京，在任何一个别的省份都不会如此夸张。^［34］

这些诗歌的爱好者与诗人们呈现了北京诗坛的混杂性——不仅在身份上，亦是在审美趣味、写作路径、诗学主张等方面的多元分歧面貌。新世纪以来北京诗歌的重要特质便体现在创作上的包容度与开拓性，从学院知识分子式的写作，到“民间写作”诗歌，再到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创作潮流，一批批怀着对诗歌纯粹热情的写作者在北京这座城市写下他们各自的诗篇，这些流派与风格各样的创作包容在北京诗歌场域中。

《北漂诗篇》既内在于北京诗歌的多元文化场域，又汇聚出诗学的“共同体”特征。“北漂”感作为一种精神内核，连缀起不同身份的写作者，从知识分子、体力劳动者、学生到普通白领、城市新中产，他们所接受的诗歌美学传统各不相同，在写作技巧上也程度不均，但都在诗篇中描绘着各自的“北漂”之感。创作的“诗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生存的压力、存在的忧思，诗歌作为群众性的文学实践方式，寄寓着北漂者们异质而共振的生活感受，这种写作进而冲击着愈发修辞化和私人化的现代诗歌创作。在此意义上，七卷本的《北漂诗篇》勾勒出北漂者的精神图谱，它呈现着人们的生活轨迹、情感的波澜褶皱与诗意迸发的审美瞬间；它也伴随北京城市化进程在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形成一卷卷独特的城市文化与心灵史样本，最终打造出属于北漂者们的独特诗学样式。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历史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WXA002。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