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一截寻常的木。
那个下午，
阳光斜过案头，
一个小吏蘸墨，
写：都乡黔首毋怪。
无颂词，无檄文。
一行墨淡得几欲散去——
都乡黔首，毋怪。

刻我的人，指尖沾着未熄的灯花。
写完后，指节轻轻叩了叩木牍边缘，
不过是循例上报：
今日安稳，乡里无事。
无人作乱，无灾无惊。
太平得不像一桩值得落墨的事。

他搁笔，
吹了吹未干的笔锋，
起身去喝一碗粟粥。

我留在案头，
等着被归档，被遗忘，
被埋进井底。
战乱来时，他们把我丢弃。
井水漫上来，
土腥气裹着湿冷渗入肌理。
我与断简、残牍、那些
不必再看的日常，
一同沉落。

两千年后，
灯光刺眼。
我被刷洗干净，
放进恒温柜。
标签上写着：
“秦代基层行政实证。”

只有我还记得，
他写完时，
笔悬在“怪”字最后一折，
停顿了一下。

他想写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片木牍。
我记得的，只有那一件：
人间无事，岁月如常。
最朴素的安稳，
两千年后，
响成一片寂静。

他们说我是沉默的证词。
可真正的沉默，
不是那句“毋怪”，
是“毋怪”背后，
他没说出口的话。
是两千年，
替一个无名小吏，
守着的那道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