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袁忠岳教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在新加坡，有些感到意外。1月30日我还和他通了话，半个小时里基本都是他在讲话呀。春节时我给他发微信问候，他也立即就回复了。所以，我还以为他的病情稳定了。终于永别了。我们都是看破生死的人，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

我和忠岳结识于1985年，那一年《诗刊》社在北京上园饭店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读书班，当时在诗坛很活跃的中青年诗评家几乎都在这个读书班里。我和忠岳都参加了。我们在这里开始的友谊，在40年里终生不渝。正是在这个读书班形成了新时期一个理论学派“上园派”，这个名称是广州的《华夏诗报》最先使用的，因为读书班的地址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上园饭店。“上园派”的基本主张是：坚持继承优秀的民族诗歌传统，但是必须进行现代化转换，反对食古不化；努力借鉴国外的诗学精华，但是必须进行本土化转换，反对全盘西化。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上园谈诗》，集中介绍了几位“上园派”理论家，一时洛阳纸贵。忠岳就是上园派的一员骁将。

读书班在1985、1986连续举办了两次，很和谐，很活跃，有许多故事。有一次，读书班的的朋友们去丰收胡同看望了艾青。另一个星期天，大家又相约一起去看望臧克家。我和臧老熟悉一些，阿红说：“去臧老那里，这就得吕进带路了。”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出租车，我就当仁不让地带着大家出发，一路欢天喜地步行前往赵堂子胡同。我是个“路盲”，走到中途，就记不清方位了。东望西瞧，想不清楚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行。忠岳自告奋勇，去问一位路人。忠岳是江苏人，生于上海，但是说的是山东话，那个北京人把“赵堂子”听成“澡堂子”了，一脸茫然：“澡堂子？这北京城到处都有澡堂子，您是想找哪一家呀？”这后来成了一则经典笑话。

读书班有人搞了一个“游戏”：拿出诗人柏桦的一首《悬崖》，请三位诗评家各自在住房里写出读后感，不许串联。结果十分有趣。有人缴了白卷，说：“看不懂””；有人说：“这首诗好像是在写一种对诗坛状况的感觉”；而忠岳则认定此诗在写“某君向住着他的心上人的某一城市走去”。《悬崖》有一段：

此时你制造一首诗

就等于制造一艘沉船

一棵黑树

或一片雨天的堤岸

忠岳写道：“他怎么办呢？抱住她亲吻（即“制造一首诗”），是他之所愿，但是不是太鲁莽，会使不成熟的爱情破裂、沉船、未来难测。”忠岳的解读惹出一片笑声。

忠岳和我之间的学术交流很认真，大家都坚守学术忠诚。1982年我出版了《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5年第3期的《当代文坛》刊出我和忠岳关于这本书的通信。忠厚的忠岳除了肯定这本著作的价值，也直截了当地提出了4条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2010年我在《文艺研究》发表《论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一文，提出了“新来者”的诗学概念，2014年我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出版，引起回响。傅天琳发表了文章，题目就是《我是新来者》。忠岳来信支持，他说“新时期诗坛的主唱诗群，除了归来者和朦胧诗人，的确还有一大批不写朦胧诗的年轻人写出了优秀作品，像雷抒雁、叶延滨、傅天琳、叶文福这样的诗人是不少的。你怎么在新时期不写出这篇文章啊，那时写，影响会更大一些。”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收到忠岳的信，信里说“山东一些诗人说，终于找到位置了。”

忠岳多次应中国新诗研究所之邀，来到北碚开会。有一次，他和阿红、朱先树、杨光治还在会议期间到我家做客，在我家大门留下了珍贵的合影。2020年第9期《名作欣赏》刊出《吕进画传》。东南大学的王珂教授在负责编辑。我向忠岳要一张合影，忠岳寄来一张我们在一边读报一边交谈的照片，他说：“我很喜欢这照片”。我把照片转给王珂，就编进《吕进画传》了。这两张照片的确很珍贵啊。

近年北碚举办“缙云诗会”，2019年起，一年一届。这是北碚区委、区政府在一手操办，《诗刊》、西南大学、重庆作家协会参与主办的全国性的诗歌盛会，好多知名诗人都先后应邀来过了。几年前我想到忠岳，于是写信问他：“你现在还能出远门吗？”他回答：“可以啊，我的身体不成问题。”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敢冒这个风险，因为他比我还年长3岁，的确年事已高了，这就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