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诗人都有突出的个体自觉，这与我们文学史上的类似情形完全不同。比如在1930年代的“诗歌大众化”运动中，诗歌创作的主体并不是大众自身，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一定的专业水平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观念决定了他们的个体意识必然会被阶级意识所取代，并且要以这样的意识去为大众代言。因此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所听到的，并不真正是大众自己的声音。而在目前的新大众诗歌中，由于广大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大众已能自己发声，每一位新大众诗人本身就是大众的一员，毋需别人代言，所以我们从作品中读到的，分明就是他们自己的声音，而在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他们无论是在诗歌观念，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都表现出的个体自觉。

关于新大众诗人的个体自觉，我曾做过相关讨论。^[2]他们在谈到诗歌创作时，经常强调个体自我的自觉书写。余秀华说她之所以“选择了诗歌”，就是为了“表达自己”。^[3]张二棍也说：“我们写诗，无非是试图在纸上树立起一个立体的自己，这个‘自己’融合了过去、现在、未来，甚至前世和今生”，“所以，我愿意用一首首诗歌，去复述和呈现这一切。我能做的，就是如何用自己的文字，去伪存真，让每一粒文字都携带着我的体温与心跳”。^[4]而在王计兵这里，他所念兹在兹的，则是“我只是用笔记录我的生活”^[5]，“希望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通过诗歌写出对生活的观察、体悟和思考”^[6]。他还说在自己的诗歌中，“藏着一个完整的我：路上奔波的我，凝神思考的我，对生活一往情深、痴心不改的我”^[7]，所以，他说自己“每一次写作就像照一次镜子，都是我对自我的一次对话、审视和定位”^[8]。

所以在根本上，新大众诗歌很多都是诗人们的个体表达，书写他们每一个“自己”的个体人生。通过新大众诗歌，我们不仅能很清晰地听到新大众诗人们的声音，看到他们鲜明、独特的个体形象，还能够像张二棍和王计兵所说的那样，非常“立体”地读到他们的人生体验，了解他们的丰富人生，“完整”把握他们的人生史——比如余秀华。在我们的诗歌史上，即使是在那些号称“女性要写自己”的女性主义诗歌中，也很少出现像余秀华这样大胆直率、粗粝顽强地表达女性自我的诗歌——“我的身体全是声音”（余秀华《关系》）——我们总是能从余秀华的诗中强烈感受到源之于其个体生命深处的爱与悲伤、痛苦、喜悦、绝望、柔弱、真纯、顽劣和对某些陈规的刺破、冲击、挑战、戏谑以及对自我尊严的捍卫与呐喊，凸显出布鲁姆所常呼唤的“强力诗人”的形象。在她的《我爱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像“一棵稗子提心吊胆”地“巴巴地活着”、却又向往真纯美好的“人间情事”的令人同情的诗人形象；而在《我养的狗，叫小巫》中，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位本已不幸地患有残疾的“跛出院子”“跌倒在田沟里”，复又遭受欺凌与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颇多委屈的乡村女性，看到她正是在这种命运处境中，坚强表达着自己的人生尊严和对男性暴力的蔑视与反抗（“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余秀华的诗歌，加之以她的散文创作和关于她的媒体报道、媒体事件，特别是以她为主人公的电影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巨大影响，她的命途多舛却又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的人生史，基本上为我们每一个关心她的人所熟知。

当然，不只是王计兵和余秀华，新大众诗人中的陈年喜、老井、邬霞、铁骨、张二棍、榆木、温雄珍、曾为民、景淑贞、韩仕梅和阿董等人，哪一位的人生史不是如此？被称为是“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人生哲学中，特别推崇的，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用力“奋斗”的人生态度，新大众诗人们在其困难重重的人生历程中，分别以各自的奋斗，为我们展示了他们令人尊敬的大众人生。

新大众诗歌的重要特点，便是以大众自身为创作主体，书写他们自己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精神与生存。新大众诗人都有积极的生活意识。一方面，他们都能积极地对待自己平凡与艰辛的生活，看到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并以他们的坚韧奋斗去改变生活，就像王计兵和温雄珍的诗中所写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王计兵：《春天》），虽然“架在烤炉上的生活/怎么看都是漏洞百出”，却依然勇敢“奔赴”——“由炭成焰的过程/我叫它生活/奔赴是我，壮烈/留给英雄/我在生活中/英雄只需在书本上”（温雄珍《黑炭》）；另一方面，新大众诗人又都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诗，恰如邬霞《诗》中所写的：“我在大地上行走、生活/夜晚哭泣，清晨微笑/身上沾满烟火味，心中饱含爱意/这就是人间最美的诗。”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戴笑诺在该社出版的新大众诗歌丛书“我们都在认真生活”的序言中也曾指出，新大众诗人们“能够用诗心掸掉生活的尘土”，“在高度碎片化和重复化的日常中，榆木、曹兵、迟顿三位诗人保持着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表现出对周遭世界高度的关切和直面生活的真诚，他们把这种体悟转化为诗的语言，最终萃取出一首首打动人心的诗歌”，从而使他们的诗歌“发掘和再现”出“生活之美”。^[11]

很显然，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对生活的书写中，新大众诗人都能采取“积极”的精神姿态。这一姿态，不禁使我想起汉娜·阿伦特“积极生活”的说法，这是她在讨论现代世界“人的境况”时所提出来的特殊概念。我一直以为，相对于阿伦特基于当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所展开的关于“人的境况”的思考，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思考数字文明重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境况”。在此意义上，新大众诗人们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恰切的案例。

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指的是区别于“沉思生活”的“积极投身于此世事务的各类活动样式”^[12]，她“用积极生活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13]。按照美国学者丹尼尔·艾伦的解释：“劳动是我们出于生物学必需性所从事的活动；换言之，我们劳动是为了糊口”，“工作是我们出于创造性成就的需要所从事的活动，以建造——无论是物理还是文化之物——来形塑我们的世界和确立我们和他人的社会连接”，“最后，行动定义了我们作为政治动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动”。^[14]如果以此来考察新大众诗人和他们的创作，其意义，一定会在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新的层面上得到评估、得以凸显。

《人的境况》 [美]汉娜·阿伦特 王寅丽译 

但在新大众诗人那里，他们对于劳动的理解并不仅仅停留在生计层面，而是会上升到阿伦特所说的“工作”维度。也是在《内乡手记》中，陈年喜还写到了其所开采的金、银、锡、铁等矿藏会“再由老板借花献佛/交给祖国和人民”，他的劳动，因此也获得了超越谋生糊口的社会意义。在耶鲁大学《我的诗篇》交流活动上，陈年喜曾说过：“在那些矿山的日子里，我常想，我们忍受着寒冷、孤独、辛劳、痛楚，给大地留下一道道伤口，而挖出来的那些矿石都去了哪里？我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一切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那些我和工友兄弟们用汗水、泪水甚至性命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抑或纽约、波士顿。”“如果金属会说话，它将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18]而邬霞的《吊带裙》一诗，则写其在服装厂包装车间里的劳动，她用电熨斗熨烫着一件将要包装出厂的吊带裙，一边依次熨烫着它的吊带、腰身和裙裾，一边想象着某位购买了吊带裙的姑娘穿着它的种种情景，并且在最后，抒发出“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样美好的情感。王计兵的很多诗写快递员的劳动，如《赶时间的人》《请原谅》《夜行》《一个用速度生活的人》《给乌云戴上口罩》《地下订单》《从未如此》《奔跑的蓝》《特殊的外卖》《低处飞行》《倒计时的生活》《恰逢其时》和《我喜欢……》等，也都会写劳动者“一直面带笑容/像一尊弥勒佛”（《从未如此》）、“在生活的磷片上划燃/一团团蓝色火焰”（《奔跑的蓝》）、“每一线光明都和我有关”（《夜行》）和“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赶时间的人》）等超越于谋生的意义。新大众诗人对其劳动的理解和发掘突显了其中的“创造性”价值，非常接近阿伦特所说的“工作”。而陈年喜所说的“金属”、邬霞的“吊带裙”和王计兵诗句中的“笑容”“火焰”与“光明”，不正是可以“建造”和“形塑我们的世界和确立我们和他人的社会连接”的“物理”和“文化”之物？

当然对新大众诗人来说，按照阿伦特的定义，他们真正的和更重要的“工作”，还是他们的诗歌写作，这是他们的“积极生活”中的另外一项主要内容。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也曾将诗歌作为“工作”，并做了较多讨论。很多新大众诗人都曾表达过诗歌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余秀华曾说过，诗是她的“自我救赎”^[19]。“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20]。王计兵也说：“文学拯救了我”，“文学在我心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她是我心里的一口人，是我最亲密的人，无话不说的人……她会不断地提醒我要做一个好人，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21]而在老井这里，他说：“我一直只把诗歌当成我灵魂的指示灯、我精神的补血剂、我人生的奢侈品”，回忆他第一次独坐于地心深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22] 实际上，像陈年喜、张二棍、曹兵、温雄珍、榆木、迟顿、铁骨、韩仕梅、阿董、景淑贞等几乎每一位新大众诗人，都曾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非常有力地印证了理查德·罗蒂所强调的文学的救赎价值，只是在罗蒂的思想中，文学的救赎价值不仅具有新大众诗人们所说的“自我救赎”的功能，更能够在客观上“为读者提供救赎”^[23]，使得读者“通过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的多样性来获得救赎”^[24]。在此意义上，新大众诗人的诗歌“工作”，他们的“工作”所“创造”（老井语）或“建造”的“文化之物”，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的创造性成就，有效地与读者确立了他们的“社会连接”，进而甚至形塑我们的世界。

虽然在阿伦特看来，诗歌只属于“积极生活”中的“工作”范畴，而不属于“行动”，但我以为，在我们目前的数字文明背景和新媒介技术的支持下，新大众诗人的诗歌“工作”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与读者之间的“社会连接”，特别是基于这样的连接而为我们这个世界所“形塑”出的形形色色、丰富多样的共同体，已经具备了阿伦特所说的“行动”性特点，已然跃升为“行动”。

在阿伦特的思想中，“行动”这一“我们作为政治动物一起投入的那些活动”^[25]，“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26]。所以，虽然她认为“艺术的‘物质化’在音乐和诗歌中是最少的，因为它们的‘物质’只有声音和语词”，“在所有的思想物中，诗最接近于思想，一首诗比其他艺术品更不像一个物”，诗歌可以“在印刷或手写的书页之外保持它的持存性”，但在同时，她又指出，“不过诗最终还是被‘造’出来的，也就是被写下来的，并转化为众多事物中的一个有形之物”。^[27]这就是说，虽然诗歌“更不像一个物”，但它终究还是物！因此她坚持认为，诗歌的写作与阅读，诗人与读者之间的社会连接，实际上仍然是以“有形之物”为中介，而不是人们之间的直接活动，仍属于她所说的“工作”范畴，而非“行动”。

在我们的数字时代，新大众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方面，便是它的新媒介性，是它以网络数字媒介建构形成的一种新的共同体——即“线上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新大众诗人可以和读者形成一种新的“直接性”，进行即时性的网络互动，最典型的，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种形式的网络直播，如著名的“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一五一诗”互联网读诗行动，余秀华以抖音账号“余秀华”、王计兵以抖音账号“外卖诗人王计兵”等开设的诗歌网络直播。此外，“中国诗歌网”等网站和微信视频号，也曾邀请景淑贞等新大众诗人参与他们“每日好诗直播间”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能够以视频、语音、留言、弹幕等形式进行即时性的直接互动，这种新的“在线直接性”，显然超越与突破了阿伦特当年为“行动”所做的限定与要求，为她所始料未及——当然，在阿伦特提出“行动”理论的1950年代，人类还没有线上、线下的概念，线上共同体和线上的公共空间，完全不在当时人们的想象中。但是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这样的共同体和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影响力，特别是它们的政治潜能，已经为整个世界的政治实践所充分证明，而“政治能力”和“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正是阿伦特当年考察“人的境况”并提出行动理论的出发点和“中心主题”。^[28]时至今日，数字技术的发展，使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所限定与要求的人们的“直接性”与“复数性”，已经创生转化出“在线直接性”与“在线复数性”，具有了新的特点，从而也赋予诗歌以新的行动性。对于新大众诗歌和诗人来说，就是以此建构和“形塑”出了形式多样的新的共同体——“线上共同体”。

当然，新大众诗人“诗歌行动”的共同体建构，还有很多“线下”的方式，这些方式，也许更加符合阿伦特关于行动的经典要求——即人的复数性与直接性，最为频繁与常见的，就是他们的诗歌朗诵会和分享会，我们也经常会从媒体上读到很多新大众诗人如余秀华、王计兵、陈年喜和张二棍等人相关的活动消息。而笔者以为，在新大众诗歌许多“线下”的共同体实践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这一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的文学小组，处于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外金盏乡的皮村，十多年来，不仅“涓涓细流般坚持每周末一次的文学课，从未中断”^[29]，还从2015年开始，坚持举办每年一次的“劳动者的诗与歌”文艺晚会，编辑出版文学刊物，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学交流，涌现出了范雨素、陈年喜、李若、刘玲娥、李明亮、小海、徐良园、李文丽、绳子、郭福来、朱自生、王景云和王志刚等新大众诗人，还结集出版了他们的集体诗集《大口呼吸春天》。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这些新大众诗人们不仅分享、切磋文学经验，还会讨论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突出体现了其公共空间的属性，正如为其授课多年的志愿者张慧瑜所说的：“在陌生的城市，大家以文学的名义相聚在一起，用笔书写新的人生篇章”，可以“促进更多的劳动者彼此看见和相互体认”；“相比工友们在其他岗位上的工作，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能够让他们暂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获得文化和精神的喘息，这本身说明文学写作这一精神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成就感。不仅如此，普通人从事文学创作，把自己的故事和观察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他人可以阅读和分享，这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媒介的公共交流”，“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文化行为”。^[30]张慧瑜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不仅又一次说明了我们前面已阐述的新大众诗歌对于新大众诗人们的自我救赎功能，说明了新大众诗歌的个体人生书写可以让“劳动者彼此看见和相互体认”^[31]，进而“熟悉更多的人生”^[32]，而且，我以为特别重要的，是说明了在“新工人文学小组”这一公共空间和共同体中，诗歌或文学已经成了身处其中的范雨素、陈年喜、李明亮和小海等新大众诗人们的重要“行动”——一种具有阿伦特意义上的直接性、复数性和政治性的诗歌与文学“行动”。^[33]

实际上，正是在他们的行动中，每一个个体都得以彰显，得以成长。比如文学小组的召集人付秋云就曾如此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五年来我成长很快，使我成了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自由之身的人，成为一个不再以经济金钱为主要生活方向的人，成为一个不再像机器那样拼命挣钱的人，成为一个不像千千万万的工人那样日复一日重复劳动的人。”^[34]非常明显，在这样的成长中，一个原来只是满足于挣钱谋生的“劳动者”，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自由自主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动者”。这样的成长，我们在从“新工人文学小组”走出来的“皮村诗人”范雨素、陈年喜、李文丽和小海等人那里，感受得也非常强烈，他们都已经从起初的“劳动者”，成长为一个又一个出色的“行动者”。

不过，“新工人文学小组”还只是一种“线下”、在地和实体性的共同体，具有物理空间上的局限性，而新大众诗人的共同体建构，还有更具广泛的社会性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基于大众性的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大众共同体。新大众诗人惯于以“兄弟”之类的亲缘性称呼来表达自己的大众认同，如张二棍的诗中所称呼的“那个蹬三轮的大哥”（《旧货市场》）、“我的侏儒兄弟”（《我的侏儒兄弟》），老井《矿难遗址》中对其遭遇矿难的“兄弟们”痛彻肺腑的哀悼和王计兵在诗中写到的“脚手架上的兄弟”（《阳光之手》）、“我一只臂膀的兄弟”（《“单手佛”》）、“他是我的同行，也是我的兄弟”（《八根肋骨》）等。正是出于这样的认同，新大众诗人经常会以这样的姿态来写自己同一阶层的“大众”，绘写了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普通大众，如“农民”（韩仕梅《营生》）、“农民工”（王计兵《打工潮》、“清洁工”（铁骨《无名巷的马路清洁工》）、“卖菜摊主”（温雄珍《在菜市场》）、“建筑工”（陈年喜《去年在西安》、“钢筋工”（刘晓东《钢筋工》）、“检验工”（王景云《检验工》）、“流浪汉”（王计兵《你看天空就要黑了》）和“拾荒者”（王计兵：《斜坡》）等人物形象，而“外卖员”和“矿工”这两个群体，更是在“外卖诗人”王计兵和“矿工诗人”陈年喜、老井、榆木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书写。

建立在大众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新大众诗人们的诗歌观念、诗歌创作和他们的共同体实践中。比如王计兵就说自己诗中“个体的我，也是‘我们’的‘我’，是作为普通大众一员的‘我’”^[35]，张二棍也说他的写作“其实是更多地把自己放在集体当中”，追求“比如爱，比如关心，比如分担，比如同情，比如共同体”的情怀^[36]，而老井则将“为底层的生存做证”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37]至于在诗歌创作中，像王计兵的诗作《手持人间一束光》和诗集《低处飞行》、邬霞的诗作《城中村》和曹兵的“铁皮屋系列组诗”、陈年喜、老井、榆木的矿工题材诗集《炸裂志》《坐井观天》《我在矿洞收集星光》等，都有很强的共同体自觉，特别典型的，就是王计兵以其诗集《低处飞行》所展开的共同体实践。

在《低处飞行》的“后记”中，王计兵说过，这部诗集的创作，是他“思来想去，决定为外卖小哥这一群体写一本诗集。我希望一本诗集的出现会为人们提供一些思考，会拉近外卖小哥这一群体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所以他不仅千方百计地“尝试走近他们，当面采访他们”，还特地“做了外卖小哥的问卷调查表”，“通过各种方式加入了很多外卖小哥的微信群，像一个卧底，每天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群里的动向……事实证明，‘卧底策略’的确是一种有益的‘靠近尝试’，在《低处飞行》里，诗行拉近了人们的距离”。^[38]

“诗行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其与王计兵的种种“尝试”一起，非常有效地建构了共同体，一种更具广泛性和社会性的外卖小哥共同体，以及“外卖小哥这一群体和大众之间”所形成的大众共同体。这就是王计兵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行动中，阿伦特所特别强调的行动的“直接性”与“复数性”尽在其中，从而决定了它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