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实质上是新诗的总体研究。撰写新诗史很不容易，需要长期的资料积累，更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史识和眼光，因此，在新诗研究中，新诗史一直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也因此完整的新诗史著作出现得比较晚。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新诗史著作来看，大多数都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新诗史的撰写与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多部厚重的新诗史著作。这些新诗史著作格局阔大、视野宽广、史识严谨，应该说是中国新诗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不过，新诗史的撰写是异常复杂的，确实还存在一些被屏蔽的领域，或者一些诗人的成就被片面夸大，没有落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去，对历史实感的激活还尚未达到与新诗的艺术建构，与当代新诗写作的历史传承形成有效对照的理想程度。

从这一背景来看，郭久麟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一部极其厚重的具有创新价值的新诗史著作，填补了新诗“百年通史”撰写的空白。一般认为，中国新诗诞生于1917年，胡适是新诗的开路先锋。时至今日，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形态和自身发展的逻辑构架，从最初的幼稚状态逐步走向成熟，获得了丰富的现代性特征。撰写新诗的“百年通史”，就需要建立整体性的观察视野，梳理新诗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郭久麟先生热爱新诗，在就读大学期间就发愿写一部完整的新诗史，他长期以来潜心阅读诗歌，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应该说，他的研究框架对称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实际情形，在“百年通史”的宏大视野中，容纳了许多新的材料，表现出了极其难得的史识，也给新诗史研究注入了许多新的判断。

从《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的整体构架来看，涵盖了新诗整整一个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新诗的发端直至正在进行中的当前诗歌，都在这部新诗史著作中得到了符合历史形态的多侧面呈现，这在目前已有的新诗史著作中尚属首次尝试，体现了“百年通史”的宏大视野。在目前已有的新诗史著作中，有断代史，如“五四新诗史”、“抗战诗歌史”等，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新诗发展状况；有专门史，如“女性诗歌史”，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段的女性新诗的发展状况；有现代新诗史，反映了“现代”时期的新诗发展状况；有当代新诗史，反映了“当代”时期的新诗发展状况。尽管也有涉及新诗演变的“百年通史”，但因成书较早，实际上并没有涵盖整整一个百年的新诗发展状况，新诗写作的“当下”状态并没有呈现出来。就此而言，郭久麟先生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真正体现了观察视野的整体性质与综合性质，打通了“现代”新诗与“当代”新诗分而治之的格局，从二十世纪的新诗延伸到了二十一世纪直至当下的新诗，呈现了中国新诗“世纪转型”的流变特征。实质上，中国新诗的“世纪转型”包含着异常复杂的结构性特征，而这恰恰也是新诗“百年通史”撰写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郭久麟先生在对新诗的“世纪转型”进行综合观察的基础上，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判断。《中国新诗百年通史》里面涉及到了“新世纪”以来的网络诗歌、工业题材诗歌、新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学者型诗人诗歌等现象，扩大了新诗史研究的观察视野，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是以往的新诗史著作没有或极少涉及到的内容，使百年新诗的版图显得更为完整，显示了郭久麟先生敏锐的学术眼光。

在以往的新诗史著作中，尽管也涉及到了格律体新诗和少数民族诗歌，但多是点缀式和穿插性的，一般穿插在与某一时期相应的章节中，显得零散而缺乏清晰的历史感。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中，格律体新诗和少数民族诗歌各列专章，呈现了格律体新诗和少数民族诗歌整整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并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述。工业题材的诗歌也是专列一章，其发展历程也得到了清晰的呈现。百年的新古体诗（旧体诗词）也专列了一章，作为附录附在书后，弥补了与百年新诗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一个重要环节。该书对中国现代新诗谱系作了完整而清晰的梳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新诗史著作的不足，新诗史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各归其位，呈现出了中国新诗发展演变的全景图。无疑，这得益于郭久麟先生对丰富芜杂的新诗史料的爬疏整理，从中清理出了符合新诗创作史实的全景脉络。另一方面，以往的新诗史著作执着于从一个相对凝固的逻辑框架出发，对新诗发展历程的梳理与认识往往凝滞于某种固化的观念，带来了史料选择上的偏差。该书的重要特点是论从史出，力避以论代史，从史料的真实中发掘中国新诗演变发展的真实状貌，追求言而有据，史论结合，保证了该书的客观严谨性。

新诗史的撰写最终要归结到具体的诗人创作上来，对诗人的遴选就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新诗史撰写的成功与否。这既是对作者眼光与史识的考验，又是对作者的审美感悟能力的考验。遗憾的是，不少的新诗史著作对诗人的遴选往往人云亦云，推不出新的诗人，同一批诗人的面孔出没在不同的新诗史著作中，带来了新诗史写作的模式化和模板化痼疾，这使新诗史写作形成了某种固化的逻辑构架和近乎板结的诗歌观念。应该说，郭久麟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敏锐的创新精神，他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中推出了一大批在新诗史上曾经极其重要而又失踪了的诗人，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新诗史的真实状貌。这是既需要胆略，也需要审美感悟能力作为支撑的。该书对诗人的遴选突破了以往新诗史著作的固化状态，在作者自身审美感悟的基础上，使一些在新诗史上失踪了的重要诗人重新回到了新诗史的视野中来，突破了以往新诗史逻辑构架的限制，让这些诗人回到了新诗史应有的位置上来，由此也构筑了作者自己研究视野中的诗人谱系。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对新诗史上诗人谱系的梳理体现出史识的通透，注重从新诗史的全局把握诗人谱系的完整性，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还原诗人的真实处境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挖掘出了一大批富有艺术特色的诗人，也注重辨别鱼龙混杂的当前诗歌现状，对当前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成就给予了富有前瞻性的定位，使新诗史上的诗人谱系容纳了多元风格、多元追求的统一，呈现出了新诗演变与发展的本色样态。该书第七章特别设置了“学者型诗人”一节，在笔者所见的范围内，这是首次将“学者型诗人”的创作引入了新诗史的创新尝试，表现出了作者的前瞻性眼光。事实上，学者型诗人已经形成了当代诗坛一个不容忽视的创作群体，他们的诗歌创作独具特色，构成了当代诗歌风格多元化的重要补充，但在以往的新诗史著作中都被忽略了。该书对有代表性的二十三位学者型诗人的研究与创作进行了恰切的评价，对作为群体的学者型诗人群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应该说，郭久麟先生把学者型诗人纳入到他的新诗史著作中，体现出了异常敏锐的学术眼光，为新诗史的体例架构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尝试与探索，会在此后的新诗史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调整与完整，其探索的意义值得重视。

在一般的新诗史著作中，绝少对诗人的代表作进行细读式分析，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却比比皆是。这也是郭久麟先生的别具匠心之处，反映出了他的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也透露出了该书秉持文学本体论的理论立场。以往的诗歌史著作多有作品的“点名式”铺排，更多的是陷入理论迷思的阵势，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由此带来了新诗史著作重史实铺排、重理论阐释、轻作品分析的结构性失衡。没有代表作的细读支撑，对一位诗人的定位也就难免显得勉强了，成了空中楼阁式的臆断。郭久麟先生往往从诗人代表作的细读品析出发，以点带面，归纳总结出诗人的总体风格，就更具说服力，也就克服了理论的空转，也使他的新诗史著作多出了一份诗意的雅致。他的这种写法突破了一般新诗史著作的板结样态，获得了颇具可读性的鲜活气息。就此而言，郭久麟先生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显示了他不拘一格的的学术个性，他从自己对诗人代表作的阅读中，获得了把握诗人艺术风格的可靠途径。这也构成了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综而观之，《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新诗史研究的新收获和新开拓，是一部视野开阔、系统全面且新见迭出的新诗史著作，显示了极其可贵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郭久麟先生尽一己之力完成了撰写一部新诗通史的心愿，为新诗史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新途径，必将为后来者提供丰富的启示。（2025.8.30）

作者简介：

吴投文，1968年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百年新诗经典解读》《百年新诗高端访谈》等，发表论文与评论100余篇。发表诗歌数百首，出版诗集《土地的家谱》《看不见雪的阴影》《秋风起》等，诗歌入选上百个重要选本。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