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19日下午，在陈毅元帅倡议下，《诗刊》社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次诗歌座谈会。有朱德、陈毅、郭沫若、周扬、柯仲平、谢冰心、李季、赵朴初、袁鹰、俞平伯、徐迟、魏巍、闻捷等50多名著名诗人参加，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探讨现代诗歌的创作问题。

1962年第3期（当时为双月刊）《诗刊》头条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词六首》。紧接着《词六首》，《诗刊》以《诗座谈记盛》为题，记录了这次座谈会的全过程，座谈会从下午4点延续到晚上8点，发言相当踊跃。

本刊记者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九日，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夕，刚刚参加了第二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诗人和首都的诗人们，欢聚一堂，就当前诗歌问题进行座谈。朱德、陈毅、郭沫若、周扬同志，同柯仲平、萧三、谢冰心、袁水拍、冯至、卞之琳、田间、张光年、阮章竞、李季、林庚、赵朴初、袁鹰、俞平伯、徐迟、力扬、魏巍、闻捷、饶孟侃、常任侠、纳·赛音朝克图、汪静之、张志民、邹荻帆、臧克家等五十多位诗人，还有文艺界许多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倾心交谈，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对繁荣当代诗歌创作的意见。

春天明丽的阳光，映照着人民的“宝石宫殿”人民大会堂。离开会时间还早，许多诗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来了。在素雅的福建厅里，大家在轻声地交谈着。……

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很早就来了，人们看到他迈着老年人稳重的步子、带着温和的笑容进入会场，每个人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呵！当他和同志们一一握手的时候，大家仿佛看到了井冈山险峻的山路上扛米的身影，仿佛听到了南昌起义的枪声。亲爱的党！诗歌，一定要跟着革命的红旗，在诗歌运动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接着，陈毅同志来了，郭沫若同志来了，周扬同志也来了。座谈会开始了。《诗刊》主编臧克家同志致词。他说:中国是个诗的国家。的确，我们的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写诗，民歌又是那么多，这情况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我们的诗歌创作在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后，无论是向古典诗歌学习方面，向民歌学习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要使诗歌创作进一步繁荣起来，我们还要讨论一些问题，还要做许多推动工作。今天的会，希望大家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式，多谈谈。

朱德同志便从最近的人代会和政协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同大家亲切地谈了起来。他谈到了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得到的重大发展，谈到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谈到了诗歌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密切联系。他说：我们要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真事、真相、真话；写真事，说真话，我看写出来的东西就很漂亮了。再进一步，将来广大群众做出更伟大的事业来，也就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了。我个人遇着些什么事情,也常常写两句,既不成文，也不成诗，但话是说出来了。今后和各位同志交个朋友，也想同大家合作。我都常说要拜郭老为师，当个徒弟，他就是不收。……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郭沫若同志忙说：“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说诗!”老元帅和老诗人的诙谐风趣，使全场为之欣然。

朱德同志接着说：我经常写得不大好，不敢拿出来，也就写得少了，今后想胆子大一些，师傅还是郭老。我们老了，老了还是可以学。写诗的青年同志多得很。我们的伟大事业，光荣事业，将来的革命前途，我们都有责任把这些东西真实地反映出来，给人们看，给我们的后代人看。我看大家是要担负这个责任的，幷且是有可能负起达个责任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开过二十年了。那时大家思想上的出入还很多，现在我们的思想大大进步了，也就能更快地前进了。二十年前开会，是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更是个新的阶段，文化事业，诗歌，都有很远大的前途。

朱德同志接着谈到了现代诗歌应该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好东西确实不少，无论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这六亿多人能够团聚着生活下来，就总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长处。有些人有返古复旧的想法，那是不对的，但是有些东西现在还是很需要，可以继承，甚至还可以遗传到共产主义时代去。把新旧掺和起来，推陈出新。陈的东西有渣滓，去掉渣滓取其精髓。要把旧的东西改造一下，新的东西吸收下来。做事情没有根总觉站不稳，什么事都从根上发生，一切都要从根做起来，这样才能站稳脚。

诗歌座谈会上臧克家与朱德、刘白羽亲切交谈

朱德同志最后勉励大家说：最近这几年看到各位的作品，觉得不仅是诗歌，整个文化运动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大家都团结在毛主席思想下面，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要好好领会毛主席的思想，更加向前进。

朱德同志联系到遥远的历史和目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谈话，他对大家的谆谆劝勉，他那谦虚好学的精神，都使大家深受感动。大家从他的话里得到很大的鼓舞，也更加意识到自己对伟大革命事业所应当担负的责任。

陈毅同志在朱德同志之后接着发言。他说:刚才总司令讲，要把新旧揉合起来，这也是我的主张。我写诗，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新诗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使自己写的诗能有些进步。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革命运动，提倡诗文口语化，要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这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即：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五四”以来写新诗的经验值得总结，应肯定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但其中有一种新诗写得使人看不懂，比旧诗词还要难懂，我认为这一倾向应加以克服。过去有人说过，写诗要文从字顺，诗歌总要有人懂，看起来不吃力才行。不然把旧的枷锁甩掉了，又带上新的枷锁，把旧的框框突破了，自己又划个新的框框。我们自己作的诗只有少数人能够懂，也就是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这在方向上恐怕是不对的。

接着陈毅同志特别强调地谈到诗歌创作要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突破框框，他反对歧视旧体诗词的作法。他幽默地说：有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决定的，开过什么代表大会，许多报纸杂志都不登旧体诗。我就不懂它犯了什么罪，违反了哪条宪法。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新旧揉合的也可以做；完全按词谱填词也可以，不按词谱填也可以，就是说写一些长短句，也不妨试试。“五四”以来把词当作新体诗，或诗体的新发展，这是最通达的见解，我想赞成的人一定很多。……因此我要重复一下我的主张，我主张写诗要写得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按不按严格的诗词格律都可以。何其芳同志有个主张，要搞新诗的格律，这也是一种做法，不要忙于说他不对。把几十年的新诗，总结几条规律，按这个去做，难道就一定不能成立?也许他在这茫茫的诗海里面，能摸出几条经验来，又有什么不好?

陈毅同志还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是对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支持。抗日歌词，大部分是不用韵的，或者很少用韵，但唱起来很好听，这证明新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最近我听了《祖国颂》很不错，恐怕是十多年来一个很成功的歌，词也填得不错，唱起来很有气魄。那词也没按一东、二冬、四支、五微，可见不叶韵也可以。

陈毅同志又说:我们的诗歌要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就要开路创新，不陷古人窠臼，不在古人面前胆怯，也不迷信前人。陈毅同志既力主继承优秀传统，同时又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研究心得，说明创造性的劳动的重要。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也没有梦想过的，无数的新人新事，都是前人未历之境，因而我们写的诗也应该能走上前人所未达到的境界。今天我们有中国历代诗歌的传统，有几十年新诗的成就，还有苏联、欧美的诗歌作为参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营养，又把近几十年的人民革命作为背景，这样来进行思考和创造，是一定能大大发展诗歌事业的。我们可以在几十年之内有新的成就，可以突破前人。这一狂想，不妨拭试。

最后，陈毅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确定了。在这大的范围内，我们完全有活动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天才。诗歌方面，也可以有各种主张。“五四”运动全盘否定旧诗词，搞新诗，结果，已经有了大的创造，现在又掉转来，回到中国的传统和民歌里找营养，是不是经过否定之否定，会达到新的阶段，我看有这个可能性。

陈毅同志对诗歌发展问题的精辟意见，以及对诗人们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的鼓励，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到会人员合影

陈毅同志讲完以后，大家都把期待的目光落在郭沫若同志身上。郭沫若同志经过一番谦让，终于开始了他那极饶风趣的谈话。

郭沫若同志说:刚才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诗国，我很同意。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还有好几个元帅都是诗人。那么多人写诗。我今天本来以为《诗刊》这个座谈会，人不多。一看，哎呀，济济一堂。看来我们的诗人还是很多的。不过我有一点和陈总相反。说老实话，我过去倒是看不起文学家、看不起诗人的。因为过去是讲实业救国、富国强兵，总觉得念法政文科是抢官做的人，没出息的人。但是混了七十年，白吃了劳动人民的饭，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如果是诗国，我当然也可以说是个诗人了。诗的问题很难谈。前些时在广州敢那么大谈，还是受到陈总的启发，才鼓起了勇气。我的意见在《羊城晚报》那篇文章里大体都包含了。现在再谈一点。我大致的意见是：诗总是发展的。特别是诗的形式，更是发展的。从几千年诗歌的情况看，更看得出鲜明的发展的痕迹。周以来是四言。几百年后，到建安，肯定了五言，又过了几百年，到隋唐，七言才肯定了。后来又是长短句。由此可见，诗歌肯定是发展的。今天的诗歌也一定是发展的。发展的源泉在哪里?是在民间。诗歌的各种形式都是从民间开始的。不能说今天的形式就到此为止了。诗歌还有前途，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发展呢?要在古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再结合“五四”以来新诗的形式。但我也不敢断言。我的意思是要把新的和旧的结合起来。这就跟中西医结合一样。“五四”时期对旧的一概反对，我的观点也有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看了毛主席的诗词以后，根本上有个改变主席的诗词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来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有些新诗，如徐志摩的诗，还有那种看不懂的诗，就不见得是新诗。我主张看诗不论新旧，只看好歹。将来的发展可能是新旧加起来再加以创造，恐怕是这样的路子。

谈到这里，郭沫若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更为根本的问题。他说:不管是写诗还是搞其它文艺,首先要紧的还是做人。要做个好诗人,首先还是要做个好人。要内容充实，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丰富的生活，也就是要按毛主席在二十年前所说的话去做。毛主席讲得那么系统，给文艺工作者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正直的道路，我们应该说是很幸福的。我们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改造思想，接受主席指示的方向。我们要做好人，写好诗，首先要把主席的文章，特别是“讲话”，好好地认真地学习。主席要我们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我们就要到人民大众中去，到生活中去改造自己，找寻生活矿藏和资料。要真正懂得人民的语言和生活，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解人民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掘时代的感情，把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表达出来。

接着，郭沫若同志又谈到学习的问题，用前人的例子，一再说明要写好诗，必须勤学苦练。他说：我们的新诗，都应该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词汇,这也就使我很惭愧，我的诗并没有写好。朱总司令说拜我做老师，我坐在旁边，毛骨悚然，如坐针毡。我觉得古人说得好:“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毛主席是要我们老老实实学习，恭恭敬敬学习，列宁也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实在还是个小学生，而且耳朵聋，眼睛也看不清，不聪不明，门户闭塞，实在很遗憾!但我要学习的雄心壮志还是有。中国民谚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说：活到死，学到死。因为老我们也可以说老了，但我们还是要学，要不断地锻炼思想，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还要好好学习技巧。既做个诗人，就不能随随便便。说做好诗不用下苦功，我是不相信的。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拼命在作诗嘛!而且学还得趁早，跟学钢琴一样。音乐家老了听觉就迟钝，象我这聋子就不行了。

郭沫若同志说到这里，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都一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陈毅同志说:“是要勤学苦练,练基本功。百炼成钢嘛!”

郭沫若同志接着说: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冯至同志说这是假的,我也不敢说一定是真的。可能是开玩笑，也可能是老实话，好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是常事。但总可见杜甫作诗之辛苦，把人都作瘦了!李白喝酒喝得多，讲话不那么认真也是有的。但说李白作诗不用下苦功，我不相信。诗歌是语言艺术，在文学艺术中，诗歌是最费功夫的。刚才陈总说要文从字顺，要做到文从字顺还容易，但既要文从字顺，同时又是好的诗，那可不容易，非经过勤学苦练不可。作诗，总要经过险境，才能到平易。当然，也有天资的高低，但乌龟和兔子赛跑也就是个好例子:你跑得再快，躺在旁边睡觉，就还是要掉下来。

最后，郭沫若同志说:做诗的人和研究诗的人,还要有所区别，有所分工。屈原、荷马、陶潜、李白、杜甫，没留下一篇诗论，钟嵘有《诗品》，亚里士多德有诗论，但没有诗。我们这些做诗的人在这里乱说，很难说是不是对。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寸心靠得住靠不住都难说。有些文章自己觉得满不错,但别人不买账;有时自己觉得无所谓的,人家倒觉得满好。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还说不出来，对于诗的规律，我这算作个摸索、探讨吧。

老诗人柯仲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之后发言。柯仲平同志银髯飘洒，热情洋溢。他称赞了许多比自己年青的诗人，大力肯定了他们深入生活、学习古典诗歌和民歌所获得的成就，他谦虚地说:他们写得好，而且我告诉他们说，他们写得比我好，我多年有病，不能写。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正在作准备。现在我六十岁了，我一定要用今后的年月,好好地写一部可能被党、被群众批准的长诗。把古今中外拿来做借鉴，接受传统，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搞他一辈子。我要学到老，学到死，象毛主席引用诸葛亮的话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沫若同志插言:我说该是“死而不已”!)

柯仲平同志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曾经写过好多东西，但一不满意，就哗哗都撕了。最近半年来，特别是近两月来，常常开夜车到天亮,"不知东方之既白”。(郭沫志同志笑着说:“不知胡子之既白!”)长诗的一部分已经经受住了自己的考验，能够留下来了。大家知道柯仲平同志是带病工作，都为他的决心所鼓舞，但也为他的健康担心。陈毅同志说:你可别劳累坏了啊!

郭沫若同志接着补充了一段毛主席如何锤炼字句的例子。他说。《送瘟神》那两首诗未发表之前,我看到主席的原稿。其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两句，原是“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后来将“无”字改成“随”字，“有”字改为“着”字，这一改，改得好极了，可见其锤炼字句的功夫。还有，我在《屈原》里写宋玉，把宋玉当作反面角色来写。其中婵娟有一句骂宋玉的话，原来是“宋玉，你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我们在后台听，觉得没有力量，张瑞芳同志说，改做“宋玉，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好了。这真是一字之师。因此,我奉劝年靑诗人作诗，多炼多改，写了多让同志们看。文字的锤炼，不管是旧诗新诗，都应该下功夫。新诗比旧诗难做。(陈毅同志插言:我也是这个意见，)旧诗还有个框，一套就象诗。新诗要做得好，要它本质是诗，要不打扮就是诗，旧诗靠打扮。我是知难而退，但我还没死心，我希望再过几年，来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老诗人萧三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二次发言后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杜甫有一句诗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我现在套一句,“不薄新诗变旧诗”——这是我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态度。旧诗新诗都好，不看形式，要看内容、思想。新诗群众不拥护。是的，新诗在很长时间不受拥护，正象鲁迅说的那样“走倒楣运”。但我最近作了些调查，不然，现在的新诗很受欢迎，工厂、学校、甚至少年官、幼儿园，朗诵诗的风气很盛行。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了个朗诵训练班，投考的人非常多，取得很严。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一个同志最近跑了一些地方回来，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到处都在搞诗歌朗诵。朗诵以新诗为主，所有的好诗都在朗诵。旧诗也朗诵，但要配音乐，打字幕。新诗不打字幕，不仅知识分子、学生喜欢，工人也很喜欢。经调查，五七言不大好朗诵。长短句，押大致相近的韵，精炼，有诗味的诗,不管新旧,都受欢迎。很有前途哟!我觉得,努力还是从新诗努力。但诗写得象毛主席、董老、郭老……那样好的并不多，很多旧诗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写新诗，你就非有内容不可。要从古典诗歌传统和民歌中吸取营养，首先是民歌，民歌的形式也是发展的。郭老和周扬同志编的《红旗歌谣》我读了，非五言七言的句子很多很多，可见形式是打破了的，是往前走了的。

萧三同志还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很有气魄，具有新的风格、革命的思想感情，采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但是他却很讲究韵律、节奏，很适合在群众大会上朗诵，他有时押的韵真是有千钧重。不易体会它的好处，那是在翻译方面有问题。翻过来失去了韵味、诗意，许多青年人光去学他的“楼梯式”，真危险呦！萧三同志还呼吁大家重视我国各兄弟民族诗歌的翻译工作，要下功夫做这件事，他们的诗诗人应该来翻译。

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匾，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侯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继谢冰心同志发言之后,两位久未专力写诗的老诗人,饶孟侃同志和常任侠同志，也讲了自己写诗的体会和经历，以及对诗歌的看法。他们都同样地感到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的鼓舞。白发苍苍的饶孟侃同志兴奋地说:我们国家是诗的国家,象我们这样的，虽不及年靑人,可以乘长风破万里浪,但拿上接力棒跑一圈两圈总还可以，今后定要把所写的东西拿出来。常任侠同志也说:近几年来,在诗坛上,自己就象退了伍的兵一样，由于陈毅副总理的鼓励，把心里的火又燃起来了。过去觉得赶不上青年同志作的新鲜活泼,就转向美术史的研究工作，少写诗。一九五七年写的一组诗，给《诗刊》还是发表了，今后还要努力，写出来请大家提意见。饶孟侃同志还提出，希望报刊编辑部对新旧诗一视同仁，使更多的人得到鼓励。他说:我也感到新诗比旧诗难写。写旧诗自然要掌握技巧，怕只怕掌握了技巧，又没有诗。当然最好是把中外古今熔为一炉，但也不妨让那些想保留旧格律的人去试一试。

座谈会从下午四点钟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八点钟。在福建厅的大玻璃窗外，天安门广场上的华灯早已通亮了，至此不得不宣告散会。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告别。我们的座谈会井没有结束，诗歌座谈刚开始，我们希望《诗刊》的读者以及爱好诗歌的同志们也来发表意见。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