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方”回到正在消失的“附近”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诗与远方”有了质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我很少把这个挂在嘴上，而且不以为然。其实，“诗与远方”这个概念的出处溯源与流行脉络，并非天然存在的文化基因，而是现代社会焦虑催生的建构性符号。更准确地说，“诗与远方”从音乐人高晓松“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的私人叙事转化为社会的公共话语，也就十年工夫，其原始内涵在传播中被逐渐剥离，“诗”与“远方”被绑定为地理空间的遥远存在。

这样一个类似“乌托邦”式的虚拟存在，精准击中“70 后”、“80 后”的精神焦虑职场压力、生活琐碎带来的“苟且感”，让“诗与远方”成为逃离现实解压的一种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注意力被远方的虚幻符号吸引，身边的真实世界便沦为模糊的背景。加之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让“远方= 诗意”的认知快速扩散，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图腾。这种对“远方”致幻的依赖，本质上是存在意义的错位试图在遥远的他者身上寻找价值认同，却忘了意义的建构始终源于身边的“我在”。

现在，正在消失的“附近”越来越让人不安。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高压力，使人们逐渐丧失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没有了“附近”，一个小区、一幢楼、一个单元，甚至两隔壁老死不相往来。我在成都镋钯街住过都汇华庭的44 楼，在致民东路南河苑住5 楼，20 多年过去了，邻居姓甚名谁，干什么的，一无所知。偶尔在过道或者电梯间遇上，也只是礼貌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出了小区到处车水马龙互不相干，这就是城市里“附近的消失”。“附近” 是什么？是滕尼斯所说的 “基于自然情感的共同体”。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 “近”，而是关系意义上的 “亲”，是承载情感支持、伦理培育与意义建构的生命场。然而，这个生命场与我们已经渐行渐远。而乡村恰恰保留了“附近”的真实生活场景，让人们能够重建与他人、与自然的连接，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一吆喝一应答，也能缓解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与疏离感。

现在就有了太多的返乡，田园诗意的回归。“乡愁”和“田园诗意”又被赋予了过多虚拟的理想化的色彩，甚至演变为一种与现实脱离的文化想象。花鸟鱼虫、袅袅炊烟、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牧歌，这种过于浪漫抒情将乡村简化为“诗意栖居”的符号，尤其诗歌书写的田园乡村，很难看到文字里的情感和情感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走马观花的“采风”，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乡村真正地介入和融入。面对城乡之间现实存在的生活差距、文化背景差异，以及情感和心理冲突与纠结，需要积极探寻一种重构诗意的方式，实现城乡情感的融合与共生。这种重构并非简单地将乡村变成城市，或者将城市的模式强加于乡村。城市的“附近”与乡村的“附近”，要真正在情感上找到以尊重为前提的心理认同，重新找回我们身边的“亲近”，重建城市和乡村与他人、与自然的连接，绝不是简单地去描摹城市和乡村的表象，而是人与人情感的互动，城市与乡村心理落差的调适，这才是最好的“诗意的栖居”。

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下乡那个时候农业学大寨，干的是改田改土、修水库的事，一点农活都没摸过。从去年开始，我很多时间住到乡下去了，我更觉得要付诸情感真正地认识乡村，认识乡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成都近郊龙泉驿洛带岐山村，这里是好几代客家人聚集的乡村。我在这里不是观光，不是采风，而是实实在在做了这里的村民。前不久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家门前油菜花成片成片开了，每天都有从城里来的人三五结对拍照、舞动花枝，招摇大花围巾，或者钻进油菜地搔首弄姿摆拍，我看着也觉得表情太过夸张。殊不知我家保姆突然发现了熟人，一声“哎哟喂，你才走几天哟？”“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阿姨说就是他们村里的，两年前在城里买房了，满脸的不屑。其实这个熟人可能真的是想油菜花了，造型夸张了一些，这样的遇见和招呼，自然弄得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样一个场景，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或者这也是城乡的情感冲突和心理纠结。

现在城里的人想到乡村去，乡下的人想来城市，本质上也是人们对城乡心理落差的主动调适。更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平衡。菜园里每一种蔬菜，从下种到餐桌里面的学问，院子里的花草与瓜果怎么伺候，我得学。我在书房的时候就不需要任何打扰，书桌上的书不能随意挪动，她得学。这就是真正与乡村、与货真价实的乡村人和大自然发生了联系，我的“附近”就有了盎然的生机。去年因为气候影响发生了两件反常的事：一是桂花迟迟不开，甚至根本就没有花开，这让我心有戚戚，难受了很久；二是地里的红薯整片整片没有收成，挖出来的红薯外面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几乎每个红薯内部都有虫子，都废了。这两件事，桂花开不开花好像阿姨并不在意，轻描淡写。而红薯无收她心疼死了，每一个都拿刀划开，直到确认无一幸免，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还念叨了很久。包括保姆的家事、邻居的家长里短，村民土地赔偿的不如意、个人保险的两难选择等，还包括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给我说，我都听。我在乡下就这样有了“附近”，有了情感的介入和融入。

在乡下，我经常想起陶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穿越千年依然焕发鲜活生命力，核心在于其以生命体验为根基，以真挚情感为脉络，将个人的生存实践与精神追求融入田园，使诗歌成为生命与自然对话、情感与存在共鸣的精神载体。他的田园不同于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之外”的避世，而是摒弃了文人对田园的审美化疏离，以躬耕者的姿态深入生命本质。陶渊明的田园是他的生存场域，是情感和精神世界的附着地，是他的“附近”，陶渊明的生命体验是情感与田园的深度呼应，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栖居。情感与田园相互滋养，自然的生机消解了内心的孤寂，而纯粹的情感又赋予田园以灵魂。陶渊明的田园诗，本质上是生命与自然、情感与存在的双向奔赴。在田园劳作中找到了生命的本真，在自然景致中安放了精神的向往。以这种生命共生的智慧与情感呼应的纯粹，构建永恒的精神家园，让诗歌具有了厚重的生存质感。

最近有机会去了一趟九江柴桑，那里有陶渊明归隐故里的田园。我在那里更多是走走看看，能够看见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背影，能够看见他种豆南山下，即便“草盛豆苗稀”，也是那么动情，那么如同己出，达成生命气息的相通。那里的田园，万物生长、禽鸟欢鸣，与诗人的呼吸、劳作、休憩形成了共振。田园的风景不是静止的，而是以“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鲜活，像一个长镜头出现在千年以后的我的面前。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陶渊明在他的“附近”，构建的最为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诗歌温润而恒久的生命力。我迷恋我的“附近”。一直在我的“附近”确认我生命的原乡，确认我的精神背景。重庆与成都，包括我现在的岐山村，有了这样的确认，就有了自己的根。我的“附近”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就是我们的生命路径和精神路径。“诗与远方”本来也是美好的一种，而我们过度的误读和误解，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对存在意义的错位追寻。当我们舍近求远，沉溺于远方的虚幻想象时，恰恰遗弃了海德格尔所言的 “栖居之本真”—— 与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土地的深度联结。“附近” 不是平庸的桎梏，而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得意义的生命场。找回附近，从来不是回归冷漠、失联的城市与乡村，而是在城市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置放身心，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本真联结，让我们的日常成为真实联结的纽带，让“附近”成为我们生命最鲜活的底色。

前不久中国诗歌学会领导问我能不能参加正在启动的“驻村计划”，我跟他说，我已经住进村里了，而且是身心入驻，与村民亲近、与草木亲近、与自然亲近。我有明显感觉，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陌生，这些新鲜的陌生给了我更多的思考、更多的灵感、更多写作的冲动。这是我生存场域的转场，这是我的“附近”。任何一个有生命体验能力的人，才有能力适应岁月的变嬗，以一种超常的诚实和勇气面对这一变化。这个变化一定会自己带来写作的变化，“日日新，苟日新”，唯有写出与土地生命与共的作品才不能辜负。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