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命名的意义

任何一个科学与准确的命名，要有明确的所指和内涵，这是命名发生的基础；至于这一命名能否流行开，则取决于这一命名是否适合当下的需要。在我看来，“中生代”的命名并非几位学人的独出心裁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现实的需要的。

第一、是对当代诗歌进行宏观描述的需要。如前所述，文学史叙述是以代际划分为基础的，对当代诗歌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提倡并重视对当下有贡献的诗人做个别研究，但这并不能取代总体上的宏观的观照。这里有个点与面、局部与全局、特殊与一般的问题。宏观观照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以代际为基础的观照。很明显，在小农经济时代出生的作家与网络时代出生的作家，由于其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的不同，导致其心理与思维取向的明显不一致，是谁都可以想见的。“中生代”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诗人个体组成的，每个诗人都是一颗独特的星，发着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光。对他们的研究，当然应以诗人的个体为主。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以代际划分为基础对他们的群体特征加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代出生在50-60年代的诗人，出生不久即赶上“三年灾荒”，挨过饿；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嘈杂的革命口号与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但是他们在成人后，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中许多人上了大学，比他们的前代，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也较为完整。他们的开放意识、他们的个体本位的出发点，使他们身上有一种不驯服性，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摆脱，一种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他们强调对诗性本位的回归，不仅看重写什么，更看重怎样写。而他们中有些人热衷轰动效应，制造颠覆性话题，似乎也不难看出动乱时代在他们潜意识中所埋下的“造反”与“运动”的情结。

第二、是沟通海峡两岸诗歌创作与研究的需要。海峡两岸由于长时期的分隔与分治，使其创作与理论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这其中就包括有些术语与称谓的不对应。“中生代”在台湾诗坛，是已经普遍使用了十余年的概念，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诗人。我们如今也用“中生代”来指称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就使海峡两岸的“中生代”概念有了大致相同的内涵，进而可以对海峡两岸的中生代诗人进行比较研究，促使对应的交流，从而使两岸诗学少了些阻隔，多了些沟通，为形成覆盖两岸四地的大中华诗学奠下一了一块基石，又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是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和化解形形色色的山头的需要。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诗坛的流派、诗群层出不穷，这其中只有少数已经沉淀下来，但大多数是强立名目，时过境迁，便如肥皂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山头林立的现象的背后则是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一些诗人出于入史的焦虑，一方面拉起山头，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另一方面，四面树敌，不断出击。回顾近年来诗坛上的争议，有一些固然是不同流派、不同艺术主张之间的正常交锋，而相当一部分则是出于个人与流派恩怨的互相攻击。在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派”写作的诗人之间，互相攻击，火药味极浓。但用代际划分的尺子一衡量，他们都是属于“中生代”诗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远远超出他们标榜的不同。此外还有这些年来炒作得很热闹的“第三条道路”、“中间代”等，其实均可以纳入“中生代”这个大范畴。我认为，“中生代”的提出不会给当下的大陆诗坛添乱，反而可以促进诗人们的代际认同及彼此间的理解。

中生代命名与中年写作

在今天提出“中生代”的概念，除去基于上述几点考虑，更重要的一点，是提醒诗人和读者对当下的中年写作的关注。

诗固然与青春有相通的含义，诗人的早慧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并非只凭年轻就能写出好诗。诗要求诗人的除去敏锐的感觉与浪漫的激情外，还有对人性的深刻的体察，对艺术本质的透析而独到的诠释，对社会、自然与人生奥秘的思考与追寻……。这恰恰不是凭青春期的躁动就可以完成的。庞德曾批驳过“一个抒情诗人最好不要活过三十岁”的说法，他认为：“当思想这部机器越来越沉重，当它的构造越来越复杂时，它就需要越来越大的感情力量，才能协调地运转起来。当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的感情也必定日益充沛。……最著名的诗大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写的。” [5] “九叶”老诗人唐湜也曾说过：“由生命的青年的激越到思想的中晚年的成熟，几乎是每一个天才所必需的；由无意识的自然的感兴到有意识的自觉的表现，是每一个创作者生命的发展与进步，也就是从浪漫精神到古典精神的进展。强烈的风暴最后必定止息于平静的海晏，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文艺的道路。”[6]

在我国的新时期诗坛，随着“朦胧诗人” 和“第三代诗人”进入中年，对中年写作的讨论就出现了。1989年肖开愚在一篇刊于《大河》的题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中明确提出中年写作的话题。1993年欧阳江河在《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对中年写作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显然，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是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7]

现在距肖开愚、欧阳江河提出中年写作概念的时候，又过去了十余年。毫无疑问，今天的诗坛尽管是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撑起的，但起到骨干作用的则是那些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年诗人。这一代诗人，经历了政治风浪与艺术革新风暴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全球化，青春期的躁动与狂热已转化为中年的沉静与坚实。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在个人化抒写与社会承担之间，在情绪的勃发与艺术的节制之间，在发散性的幻想与意象的凝定之间……正一步一步地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的身影在世纪初的诗坛上正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这一代诗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任重而道远。用“中生代”的称号把他们在诗坛的位置突显出来，以引起评论界及读者对他们的重视，既可以对这一代诗人进行整体考察，又可以对他们中的代表性诗人进行个体解剖，这对当下诗坛的建设和未来的诗歌史的书写，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

[1] 陆铭：《经济学界的50、60、70、80》，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14日。

[2] 霍俊明：《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路也访谈录》，《诗探索（理论卷）》2007年第1辑。

[3] 牛汉：《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 《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4卷，2005年第5期，第21页。

[5] 庞德：《严肃的艺术家》，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

[6] 唐湜：《新意度集》，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7]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