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胡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至今，中国新诗已经走过近百年。而这一百年也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文化迅速发展的一百年。

7月26日，“飞地之声”系列诗歌讲座第十一回在深圳市福田区飞地书局举行，诗人孙文波、哑石与诗歌爱好者分享了新诗的发展和未来。

新诗的发生是对现代文明的呼应

1918年1月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9首新诗，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开端。但在这之前，便有诗人尝试着在内容上对诗歌进行改良创新。比如晚清诗人黄遵宪“我手写我心”观念的提出，便是提倡用旧瓶装新酒，用古体诗来描写新的生活。黄遵宪的诗在形式上篇幅延长，在内容上也出现了近代文明中的新名词。但古体诗对表达真实性的文学经验、生活经验还是远远不够。文言文很难成为新锐事物的载体。

哑石认为，新诗之新，首先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形式上的突破。古典诗和新诗的语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前者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对应的语言艺术；后者则是内在地呼应着现代的文明。

他进一步解释道，20世纪的汉语，面临的是内部的文化冲突和观念上的变革。以胡适为代表的汉语承担者，是将汉语作为一种文化，将其按照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推进的。他们提倡用白话文进行新诗创作的同时，也是在鼓励白话文所代表的日常化和平民化。

“汉语是一种在行进中的语言，在评价形成初期的新诗时，也应相应考虑到白话文的成熟程度和相应的时代背景。只有将当时白话文的发展程度纳入对诗歌的分析中，才能更清晰客观地分辨新诗所表达的美感。”哑石说道。

新诗以反贵族化的姿态出现

孙文波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是在各种反对声中被推进的，抛开文学内部的批评，反对胡适白话文运动的许多人，都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陈寅恪、吴宓等。但他们的批评，仅仅是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来看文学，而没有看到新诗运动其实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性的一种诉求。

“文学和诗歌永远不可能单纯，它们是文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孙文波看来，特别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处在转型的时期，诗歌与时代的背景，不可能彻底的脱离。

于是新诗的产生，便有了另一层新的意义。如胡适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诗歌简单，但它所代表的不仅是诗歌本身所描写的“蝴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实践了胡适所倡导的文学主张——反贵族化、亲民化的实践。

而一些新诗诗人则是将自己完全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被称为是“最多愁善感的诗人”——何其芳，文风从抒情转变为描写抗战《成都，成都》的热情洋溢。社会环境对诗歌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诗歌上，甚至会延伸到诗人自身。“我们以为自己是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还是受到了强烈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孙文波说。

新诗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吗？

中国新诗发展已经近百年了，它的发展方向正确吗？中国诗人都行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吗？哑石和孙文波都认为，“不好说”。

诗歌发展方向的转变往往是突然的。魏晋时期的宫体诗发展兴盛，辞藻华丽精致甚至趋向颓靡。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下子将原本精英化、贵族化的诗歌导向平民化。于是杜甫、白居易等平民的诗人逐渐被推崇。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艾青是二十世纪影响较大的诗人。他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对苦难中国的描述，引发了其他诗人的学习和模仿，文学一下子被带入了“直面现实”的方向。诗歌主流的突然转向不可预测，也很难判断其对错。

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甚至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非主流的诗人对其他文化中的诗歌产生重要影响。艾青和凡尔哈伦就是一例。艾青曾翻译过凡尔哈伦的诗集，受其影响很大。而凡尔哈伦并非是西方文学的主流，也就是说，艾青间接地将当时西方文学支流的凡尔哈伦引入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孙文波认为，这种非主流的来源也可能间接地影响了艾青的作品甚至是中国诗歌的发展高度。

两位诗人觉得，作为诗歌发展的见证者和推进者，他们更侧重的是诗歌的产出而非评价——将评价的任务交给后人。另外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新诗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感受是，诗歌的发展方向没有固定的标准，但作为中国新诗的推动者，感受着诗歌发展的波澜壮阔，使他们为自己的诗人身份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