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圆凿而方枘”：何其芳双重角色之间的龉龃

深意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学书学剑两无成”的双重失败，而更在于他在两种角色交错的间隙里所体验到的身心的分裂感。因为两种角色的任务不同，定位不同，规律不同——“文艺战士”必须服从具体现实的功利需要，而“文人”服从的是超越功利性的审美规律，意在作者自我的自由表达。

1942年以前何其芳的“文人”角色和延安时期何其芳的“文艺战士”角色，都相对单纯而稳定。而到了共和国时期，由战时阶段过渡到和平时期，何其芳打算由“战士”角色回归到“文人”角色，但是，身在江湖，心不由己。我们看到的何其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具有共产主义文艺战士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信仰，崇尚主流政治价值观念，自觉维护文艺界的政治秩序，更多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意志；但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的“文人”的真诚与诗性一直未消失。当国家的政治形势和文艺政策稍微缓和一些，他的文化人格里的诗意的东西就张扬得充分一些，当政治形势和文艺政策变得严峻时，他又不得不约束自己、否定自己、检讨自己。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何其芳精神人格的复杂性之所在。

种种资料说明，何其芳外在表现跟内在心理感受具有鲜明的二重分裂性。兹举四个例子来说明。

其一，1969年11月，何其芳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繁重的劳动导致何其芳病情迅速恶化。虽然喂猪劳动十分艰巨，但是他仍然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接受改造的运动之中。何其芳亲自编写《养猪“五字宪法”歌诀》寄给牟决鸣，供她和她的养猪班参考：“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30。在息县干校劳动时，何其芳有一句名言：“猪忧亦忧，猪喜亦喜”31。难道他真的像庄周梦蝶一样“物我不分”了么？这种与猪融为一体的心理感受，到底是他自觉自愿的行为结果、还是一种精神力量无处宣泄而压抑出来的自我异化？我们可以从他的私密文字里找出答案。1971年2月和4月，他给牟决鸣的两封信里表现出极端绝望：“简直悲观失望到不想再写信给你说我的病状。”32这样看来，何其芳所言“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绝非积极意义上的互为镜像。何其芳将“猪”作为自己的“镜像”，正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异化之见证。

其二，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北京，何其芳热情讴歌，于1972年国庆节以后写了长诗《北京的夜晚》。诗歌主要抒写北京的夜晚灯火辉煌，五彩缤纷，写了毛泽东彻夜工作的灯光“比巨大的灯塔更远地照亮/革命海洋中时而有迷雾/时而有风暴的前进的道路”。同时与自己早期生活在北京的夜晚生活的幽暗进行对比，意在自我否定。为了表达他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之情，甚至对噪音也做了审美化处理。诗中写道：“我的邻居是一家报社，/印刷机的响声深夜不歇，/我习惯了它，从它的怒吼/我听到了劳动的紧张的节奏。/我身上也有个小小的马达/深夜开动，和它应答”，“我喜欢白天，我也喜欢/在劳动中度过北京的夜晚”33。但是，这种情感的抒发是不是具有矫情的成分？他在之前的1963年8月3日给牟决鸣的信中，述说的却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感受：“这里晚上顶安静，不过我脑子好像有些被北京日报社的机器吵坏了，现在在这里，还常常似乎耳朵里听到那种机器的声音，有时睡得好，有时也睡不好，看起来，要睡得好不但要有安静的环境，也还要有健全的脑子。”34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精神人格二重性。他的政治信仰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角色和私人意义生命体验所决定的文人角色之间，前者压倒了后者。

其三，关于“大跃进”运动之后农村状况的表达，何其芳也是矛盾的。他的诗歌创作与私人性更强的日记之间呈现出巨大的裂隙。何其芳在1964年创作的诗歌《西回舍》是这样写的：“你们在为过春节杀猪宰羊，/我们在为全村安装电灯，/希望不久用它们照明//你屋子里堆满了粮食，白菜，/你领导的生产闹得不坏！/我知道自然的灾害和困难/难不倒久经锻炼的硬汉！”35在1964年2月22写的《张家庄的一晚》里，同样显示了他的近乎盲目的乐观主义。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好。1962年1月18日，他曾经重回西回舍，当时的日记比较详尽地陈述了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形：“去年冬天极困难，每人口粮只一天四两，以‘代食品’（有三分之一是红薯叶子、棒子轴、荞麦杆、棉花壳、河草根等）和面。吃得坏时，街口没有小孩们跑跑闹闹的声音，六十多岁的老头在街上走都走不动。牲口也饿瘦了，有的还饿死了。”36关于悲剧的原因，何其芳在日记里总结了几条，如“平均主义”、“瞎指挥风”、“浮夸风”、“食堂化”、“大炼钢铁”等。而这一切却没有在何其芳的诗中得到表现，被他有意遮蔽掉了。

其四，对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态度，何其芳也是矛盾的。1949年以后，何其芳真诚地投入到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抉心自食地自我否定、自我改造。但是，何其芳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批判与检讨，难道真的没有懊恼吗？1969年初，与何其芳等十人一组一起睡草铺的荒芜在回忆中写道：“就在我们同睡草铺的时候，他正奉命‘彻底’批判他的作品。他每天伏在一张小桌上，面对一搭稿纸，抓耳挠腮，苦不堪言。‘批判自己的作品，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女一样，简直不忍心下手。这几天，我在受洋罪，今天总算批判完了。你知道我现在有种什么感觉吗？四大皆空。’”37这里呈现了何其芳精神世界的另外一个侧面。这是“可信者”与“可爱者”之间无法兼得的痛苦。在何其芳看来，作为公共角色的“文艺战士”是“可信”者，作为私人角色的“文人”是“可爱”者，但是，二者一直处于龃龉的关系错位之中。何其芳在内心灵魂的分裂之中泄露出的幽暗的生命体验，迥异于他在新诗中豁显的光鲜亮丽的“半张脸的神话”，便具有十分重要的解码意味。

四  “李商隐情结”：何其芳旧体诗词的情感表达式

那么，为什么何其芳在新诗中规避了这些幽暗的情愫，只出现在旧体诗（或日记）里？原因在于，他意识到这些情感体验与当时流行的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情感表达式相忤逆。于是，他找到了最安全的情感表达式——以旧体诗的方式，借助古代文人来表达自己的幽暗情愫。内在的核心即是“李商隐情结”。

当然，他也曾经尝试过在新诗中表达幽暗情绪。1952年何其芳创作新诗《回答》，真切表达出了被压抑的真实生命的自觉反省：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

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

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

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难道生长在祖国的肥沃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风霜的吹打，

还接受过许多雨露，许多阳光？（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38

1952年，何其芳正值40岁的不惑之年。一种“奇异的风”带给何其芳的“惊恐”带有鲜明的自我否定意味。他的这种自我否定的惆怅情绪体现的是生命的自觉与反省。从1938年到1952年，多年的革命生涯为什么没有为革命奉献出丰硕的果实？为什么生命没有感到充实？由于这首诗里“我的感情只能是另一种类”，所以不敢发表。直到1954年增加了最后三节宏大抒情，诸如“我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呵，在我祖国的北方原野上”、“我祖国的疆域是多么广大”，外向视角打开，以歌颂英雄、田野和疆域，来表达爱国之情，《回答》才得以发表。但是，这种大面积的不自然的升华，并没有真正驱散他心头的抑郁。诗歌很快遭到了政治批判。从此，何其芳进入了缄默期，整个“文革”期间没有发表任何一首诗，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

此后，何其芳的新诗毫无杂色地呈现明媚的抒情面貌，而压抑下去的真实情感在很大程度上移情到了旧体诗中。从《回答》的遭遇可以看出，相对于旧体诗所使用的语言，新诗语言太过于透明。即使上半部分的抒情已经足够含蓄，但是他的幽暗情感，仍然很容易被抓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悲观颓废思想的小辫子。于是，为了安全起见，他回避了新诗形式，而借助旧体诗词的艺术形式，更含蓄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和体验。何其芳早在少年时代就敏感多思，对古典诗歌语言形式与用典的理解超乎常人。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曾破译了别人写的两首充满了生僻典故的晦涩难懂的七律情诗39。早期的诗性基因一直时隐时现地闪烁在何其芳的幽深的精神世界里。何其芳自幼对李商隐、冯延巳等“精致冶艳”的晚唐诗词情有独钟，构成了他的文学趣味生成的两大源头之一。《文学知识》杂志从1958年10月创刊号一直到1959年8月号连载了何其芳的《新诗话》共10篇。何其芳敢于把一贯被批评为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人李贺、李商隐专列一节，为他们正名，认为不能说他们是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并对他们的艺术特色和微妙的情感内涵进行了深入细腻的剖析，这确实需要胆识。总起来看，何其芳在这里尽量淡化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而聚焦于诗歌本身的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何其芳突然创作起旧体诗，并非放弃或动摇了他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新文学立场，而是由于新文学的信念在新中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语境中遭到某种挫折，显现出白话作为诗歌语言的不足。白话文这个过于透亮的容器藏不住本事及作者的心事。新诗作者要么缄默，要么流于艰涩，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说违心之言。于是，何其芳捡起了旧体诗。

何其芳早在1964年就悄悄尝试过表达幽郁于心的复杂生命体验，只不过他用的是“古人附体”法，手段十分隐蔽罢了。他将这种生命复杂体验通过对杜甫的效仿与李商隐诗句的辑录间接表达出来。1964年，他有两组旧体诗。一组是《效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少年哀乐过于人，借得声声天籁新。争奈梦中还彩笔，一花一叶不成春。”乃夫子自道，感叹那个少年成名的何其芳如今文思枯竭，一花一叶不成春。第二组诗是1964年11月5日和6日夜里所作《有人索书因戏集李商隐诗为七绝句》，虽为李商隐诗句的辑录，但更是一种新的整合，一种再创造：第一，对诗句本身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条件性选择；第二，这种有条件性选择的依据是什么？统观七首绝句，整体性的情感基调是感伤乃至悲哀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一弦一柱思华年”、“守到清秋还寂寞，夜来烟雨满池塘”、“铁网珊瑚未有枝，红蕖何事亦离披”、“万里风波一叶舟，雨中寥落月中愁。深知身在情长在，埋骨成灰恨未休”。集李商隐诗而为绝句，何尝不是一种暗度陈仓式的幽暗情绪的体验与表达呢？在某种程度上，李商隐是何其芳的又一个自我精神镜像。

既然李商隐构成了何其芳的精神镜像，这就不仅涉及到文献层面的解读，而且还要深入到发生学的层面来剖析李商隐何以成为何其芳的精神镜像并且外化到他的文字之中。何其芳有引起最大争议的《锦瑟——戏效玉溪生体》：

其一

锦瑟尘封三十年，几回追忆总凄然。

苍梧山上云依树，青草湖边月堕烟。

天宇沉寥无鹤舞，霜江寒冷有鱼眠。

何当妙手鼓清曲，快雨飏风如怒泉。

其二

奏乐终思陈九变，教人长望董双成。

敢夸奇响同焦尾，唯幸冰心比玉莹。

词客有灵应识我，文君无目不怜卿。

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40

李商隐很多诗歌隐晦迷离，难于解读，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之说。李商隐的《锦瑟》本就有怀旧诗、悼亡诗、爱情诗等不同说法。因此，何其芳的这两首《锦瑟——戏效玉溪生体》的具体蕴藉，有人认为是怀旧之作，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或二者兼有。何其芳运用大量典故，营造了如梦如幻、凄清迷离的意境，面对时光流逝的惘然慨叹，没有知音理解的孤寂自怜，溢于言表。琴瑟之声，古人以之为雅乐正声。《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后比喻夫妇间或朋友之间的融洽情谊。联系到何其芳《锦瑟》其一运用苍梧山“湘灵鼓瑟”典故，当为爱情诗。苍梧山上，白云依树，青草碧绿，月光如烟，天宇沉寥，霜江鱼眠，景色凄清，情感冷凝，意境朦胧，深情绵邈。何其芳将心中的爱情对象比喻为古典湘江女神，以美妙的音符奏响琴瑟，徐徐打开了尘封三十年的爱情记忆。但这只是一场爱情的梦幻而已。《锦瑟》其二用典更多。首联中的神女董双成，历代文人都常常以她写诗，如白居易《长恨歌》，韦应物《玉女歌》，苏轼也曾在她故居题诗。颔联中的焦尾琴，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系东汉名人蔡邕所创制。颈联中化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做《凤求凰》，卓文君被深深打动，与之私奔，演绎了旷代绝唱。而回到诗人何其芳，他的感受却是情感的失意：“词客有灵应识我，文君无目不怜卿。繁丝何似绝言语，惆怅人间万古情。”

何其芳的《锦瑟——戏效玉溪生体》写于1977年。诗中所言说的三十多年前，大概在40年代。那是一段杜绝爱情的战争年代。在特殊的战时环境里，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战士”，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同志”关系，性别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突显的是革命价值观念。在革命者看来，追求爱情的行为往往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情至上”思想的表现。何其芳在《夜歌（五）》开篇就写：“同志，请你允许我想起你，/带着男子的情感，/也带着同志爱。”41爱情关系完全取代了性别，性别间的关系过渡为“同志”关系这个中性词语之后，再度转化为“兄弟情怀”。《给T．L．同志》中写道：“有了恋爱的人因为恋爱而苦恼。/没有恋爱的人因为没有恋爱而苦恼。/这真使人感到人生多么可怜，/假如我们不是想到/另外一个提高人生的名字：革命。”42这里隐含着一个价值公式：爱情=小资产阶级=不革命。在这革命年代，提高人生的唯一手段便是“革命”。他跟牟决鸣1939年相识，1942年结婚，秘密恋爱三年而没有付诸任何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感情。那时所压抑的爱情基因，历久弥新，三十多年后才由何其芳借助李商隐的诗歌形式以晦涩的诗句出之。从发生学角度讲，爱情的忆旧和怅惘作为何其芳与李商隐产生文化通约的情感媒介，只是表层。他的幽郁于心的情绪里深蕴着的无法施展个人宏伟抱负的悲剧性内涵，更加深刻，这或许是何其芳与李商隐产生灵魂通约的关键。何其芳的境遇如何呢？“文革”期间，他虽有满腔碧血报效祖国，奈何栏杆拍遍，竟无人会登临意！身心备受摧残的何其芳，又被残酷地剥夺了写作与发表的权利。此时忧郁迷茫的何其芳，便极容易在李商隐的诗歌中获得精神共鸣。于是，他通过对李商隐的仿写，更加隐晦地传递出自己的幽郁于心的情绪。

这两首诗貌似爱情诗，实则富有寓意。我想起了王蒙对李商隐的解读。他说：“这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43何其芳何尝不是如此呢？何其芳早年的爱情理想破灭，接下来文学理想（诗人角色）陨落，政治抱负（战士角色）受阻，跟李商隐何其相似。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不少左翼作家和学者在内心深处都为李商隐保留着一个重要位置。例如王蒙，例如辛笛，例如何其芳。王蒙在1990年到2002年之间，写过八篇关于李商隐的论文：《雨在义山》、《通境与通情》、《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锦瑟>的野狐禅》、《混沌的心灵场》、《李商隐的挑战》、《重组的诱惑》、《说“无端”》，编织出如此绵密的李商隐情结。王蒙敏锐地发现：“如果说诗的艺术可以成为一种健康的因素调节的因素‘免疫’的因素，那么，从世俗生活特别是仕宦生活的观点来看，那种深度的返视、那种精致的忧伤、那种曲奥的内心、那种讲究的典雅，这一切不也同时可能是一种疾患、一种纠缠、一种自我封闭乃至自我吞噬吗？”44辛笛将自己哀乐中年（37-67岁）的人生诗意全部诉诸富有李商隐风格的“隐晦委婉”的旧体诗，也正基于此。辛笛所感受到的“文革”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压力，虽有别于李商隐所遭逢的朝廷人世炎凉，但是二者的政治心境亦多有共鸣。正如有研究者所论：“隐晦委婉”这四个字，“无非说辛笛撰旧诗用文言，且适度用典，故较之白话会幽婉得多——这就酷似蚕躲在茧中熬成蛹，因有银丝的自我缠绕而成外壳，故也多了一份安全感，以期阻隔外界异样的窥视”45。而何其芳的李商隐情结，同样有两层意义：一是何其芳个体理想与价值实现的受阻带来郁闷、迷茫、忧伤、哀怨，通过李商隐这一人格镜像找到了情感共鸣，藉此对自我灵魂进行探触与凝视，幽深地披露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二是李商隐的隐晦曲折的艺术风格是对直白的政治口号式的艺术范式进行反拨，何其芳的李商隐情结是对自己早期诗性基因的探源与唤醒。

何其芳这种复杂意识的表达，虽然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生命体验层面，没有上升到理性层面的烛照，但却不啻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经历跌宕起伏人生之后精神世界的一种丰富性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何其芳人格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全息投射。运用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相结合的“双重证据法”，通过对何其芳晚年旧体诗词的“文献—发生学”解读，凝眸并聚焦这一个案的精神图景，可以有助于透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精神语境及其价值抉择，从而为21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精神出路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⑩11 12 13 14 20 23 24 25 27 28 33 35 38 40，何其芳：《何其芳全集》（6），第137页，第140页，第149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37页，第150页，第157页，第140-141页，第142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7页，第147页，第147-148页，第147页，第157页，第159页，第70页，第39页，第3-5页，第164-16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

⑧《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刘伶醉酒”。

⑨《晋书·列传十九》“刘伶列传”。

15何其芳：《何其芳全集》（3），第3页。

16 17何其芳：《何其芳全集》（4），第286页，第286页。

18 19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7），第50页，第134页。

21参见沙汀1938年部分日记，吴福辉编《沙汀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2鲁迅：《鲁迅全集》第 14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26见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代序）》，何其芳：《何其芳译诗稿》，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9臧克家：《臧克家旧体诗稿》，第36页，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

30此歌诀见1971年6月14日夜里何其芳写给牟决鸣的信，《何其芳全集》（8），第298页。

3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 34 36何其芳：《何其芳全集》（8），第291页，第206页，第439页。

37荒芜《纸壁斋集》的附录《跟何其芳同志谈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9朱企霞：《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见《何其芳研究专集》，第42—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 42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1），第384页，第450页。

43 44王蒙：《王蒙文集  诗歌、译诗、论李商隐》，第431-432页，第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45夏中义：《国史冷吟：“蚕在茧中找到自己”——王辛笛旧体诗论》，《南方文坛》2013年6期。

此为《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发表版本，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