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4日《悲伤与理智》北京发布会的现场，该书策划编辑冯涛一上来就说：“今天是布罗茨基的生日，让我们祝天堂里的他75岁生日快乐。”

布罗茨基，这个几年前对多数年轻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的名字，在2014年伴随着《小于一》，横扫各大好书榜单。热潮尚未褪去，布罗茨基的“天鹅绝唱”《悲伤与理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还能再次占领各大榜单吗？

据介绍，此次出版的《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21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记、演说讲稿、诗文赏析、公开信和悼文等几种体裁。这些散文形式多样，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

被流放的天才诗人

约瑟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摄影师，母亲是会计。

布罗茨基的少年时代，换过5所学校。不到16岁时，他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频繁变动的工人生涯。17岁时，布罗茨基才开始经常读诗，杰尔查文、巴拉丁斯基等人的诗作是他那段时间的营养来源。20岁那年，因为地下诗歌杂志《句法》刊登了布罗茨基的五首诗，他开始被克格勃关注到。在当时，包括布罗茨基在内的年轻诗人作品，被认为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而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

1964年，布罗茨基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判处五年徒刑并被流放。后经阿赫玛托娃等名人斡旋，一年半后获释。这一案件也使得年轻的他获得国际性声誉，他的一部诗集在美国出版。

1972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变相驱逐出境，后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多部作品陆续出版。198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译者、翻译家、俄罗斯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当天提出一个问题：布罗茨基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按照刘文飞的总结是三点：第一，布罗茨基生活的姿态。被关押、审判、流放、驱逐过的布罗茨基，到美国后有意淡化自己受难的历史。他告诫学生：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牺牲者的位置上去，我成功不是因为受难，而且不会因为受难而提升诗歌水平；第二点，他是一个诗人，信仰诗歌，坚信“美学是伦理学的母亲”。这对当下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有很大启示；第三，布罗茨基在中国当下的价值。布罗茨基通过创作和自己的生活姿态，强调最多的是人的个性。他觉得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同一反复，只有诗歌才有可能对这个同一反复做某种抵抗，也就是通过这种抵抗彰显你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既反对专制的苏联，也反对金钱专制的西方。

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表示“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一个非诗的时代，我倒是觉得恰恰最需要诗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坚信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也是文学体裁等级划分上最高的。在为茨维塔耶娃散文集所做的序《诗人与散文》中，他精心论述了诗歌与散文相比的优越之处，包括历史更悠久、更接近文学本质等。

不过在中国，谈起布罗茨基，更多人谈的还是其散文中的美学理念。刘文飞解释说“布罗茨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但我们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散文。他的诗确实比较难翻译，可能跟他讲究俄语的格律有关系，翻译过来确实不像读原文一样好。”

曾经译过20几首布罗茨基诗歌的汪剑钊表示，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布罗茨基是一个集大成式的人，他的身上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部分。他把各种文化消化完以后，重新变化成自己的血液和语言，再表达出来。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是非常成功的。”

来自出版方的冯涛适时提示现场读者，布罗茨基的另一部散文集《水印》争取明年初上市。而他的诗歌全集打算分四卷，争取明年下半年推出第一卷。

“委屈自己”写出“诗散文”

虽然布罗茨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是“第一俄语诗人”（洛谢夫语）；可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界，布罗茨基传播最广、更受推崇的却是他的英语散文，他甚至被称作“最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泰晤士报》）。

刘文飞将布罗茨基诗性的散文写作手法称为“诗散文”。在他看来，“诗歌思维的方法被移入散文问题，诗歌发展成了散文”的现象，在《悲伤与理智》中随处可见。首先，这本书里的散文都具有显见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其次，书中每篇散文的结构方式和叙述节奏都是典型的诗歌手法。最后，书中散文呈现强烈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布罗茨基在文中使用了大量奇妙新颖的比喻。

对话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的博士论文是《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能否介绍下国内研究布罗茨基的情况？

刘文飞：我是在1991年开始写博士论文的，那时候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人专门做过关于他的研究。在我之前已经有一本书了，就是南京大学的王希苏和常晖出了一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选了他的诗、散文和答记者问，还写了很长的序言，但那个主要是介绍性的。那本书是中国研究布罗茨基的发端之作。我在《世界文学》上发了对那本书的书评。我在写博士论文中间也发了两三篇学术论文。之后陆续翻译了关于他的几本书，包括《布罗茨基传》和访谈录等。

国内目前研究布罗茨基的不算少，据我所知，写过他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有五六篇，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都有过。布罗茨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中国出的东西也不算太少，已经有七八本书了。研究的人少，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横跨了俄语和英语这两个大的语种文学。随着新一代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成长，他们的英语都很好，像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肯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南都：现在媒体、文学界对布罗茨基的讨论很多，他本人更看重诗歌创作，你也说过布罗茨基的诗不好翻译，现在被翻译过来的有多少？

刘文飞：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那本可能翻译了一百首左右，我翻过可能二三十首，散见在杂志上。说他诗歌难懂难翻，倒也未必难到哪个地步。（现在谈散文比较多）主要他是从西方文学语境被移植过来的，西方介绍他比较多的就是散文，跟这个有关系。其实好多诗人，比如米沃什是很伟大的诗人，但谁读过他的诗么？好像也很少。这也未必一定是坏事。我以前在《世界文学》翻译过《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好多诗人都能背。我还翻译过他一篇《阿赫玛托娃百年祭》，在诗人圈影响也比较大。他的诗歌还是有影响的。

南都：布罗茨基一方面把诗歌视为最高的语言存在形式，同时又说要让诗歌接近大众，这其中有矛盾之处吗？

刘文飞：诗歌要是太接近大众，就会失去语言的实验性，（不那么）精英、象牙塔。但要是老没人看的话，诗人也会很悲哀。你谈到布罗茨基对语言的态度，他其实很矛盾的。就像当代这些天才一样，都是很有两面性的。你比如我们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很少看到绝对两面性的东西。当代天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左右摇摆的。包括政治，一方面说政治和我们没关系，但实际上（他倡导的）弘扬自由、弘扬个性，其实是在现实的语境里，反专制、反帝国。但这种两面性不廉价。我们每个人更能确切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价值，可能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我们更有体会，更能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