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认识与发现

“当代诗歌的古典传承”，其主体是“当代诗歌”，要探讨的问题是其古典传承。因此，在我看来，这个题目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对新诗文体的认识。

同时，因为要讨论的是古典传承，就面临来自古典的影响的焦虑。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这种焦虑是无法避免的。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古典传承里的“古典”，主要指的是中国古典诗歌，这样一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其实我们已缩小了“古典”的范围。这一缩小暴露了概念厘定的模糊，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后面我还会谈到。

既然要探讨二者的传承关系，那我先就古典诗歌与汉语新诗进行浅略的对比。以几个方面为例：一，从生成状态来看，古典诗歌业已终结，今人所写的文字，即便是格律严谨的旧体诗，也不能再纳入这一范畴。与之相比，新诗无论是生成状态还是阐释状态，都还在行进、变革中，正如刚才张光昕所说，“诗歌依然在前行中摸索”。二，从形式上来看，古典诗歌为汉语提供了一套稳固的模式，极大程度地挖掘了汉语之幽微、精深、博大之美。以五言绝句为例，在二十字的有限空间内，古人能表现出丰富的画面与开阔的意境，这不得不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语言的功效，古人对语言的敏感也可见一斑。而汉语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如敬文东先生所言，每一首新诗都是一次新的发明创造。形式不再是普适性的，它的变幻莫测，增加了汉语新诗写作的难度，也对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三，就经验而言，古典诗歌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为我们提供一种永恒性的经验，除去边塞、征战等时效性因素，这些经验更多地是直指恒常的人性与存在，因此，它是偏向于静止的。而汉语新诗自诞生之日始，就必然面对现代经验的冲击与包围，如何接受、消化与处理现代经验，是汉语新诗根本的、迫切的职责。这也就使得汉语新诗始终处于一种“动”的状态中。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古典诗歌，汉语新诗的语言载体、言说方式、着力点、美学思维甚至面临的问题与困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要将古典诗歌与汉语新诗进行生搬硬套的对比或移植，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读者说，新诗都是垃圾，古典诗才是正统；要不就否定古典诗，视新诗为圭臬。前一种说法尤为普遍。这些说法都是偏颇的。对比的思维，前提是承认二者的类同性，但在我看来，古典汉诗与汉语新诗并不存在孰优孰劣，虽然同属汉语的疆界，但它们可被视为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共享汉语的惠泽，有一定的交叉，但彼此也有极大的不同。要防止偏颇，关键在于对二者的定位，尤其是对新诗的定位。

近来“新诗百年”的提法很火热。一路艰辛，一路尝试，痛并快乐着，汉语新诗已走过了百年历程。放在历史长河里，一百年的时间固然短暂，但就汉语新诗而言，一百年足以使它树立起自身的传统，它所依赖的资源是广泛的、驳杂的。其实今天我要强调的一点正是：新诗有其自身传统，这个传统，不完全是依附于古典的，相反，它在按自己的方式选择并生长。尤其是当代诗歌，在更为复杂、多元的语境中，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丰富、繁芜、细化、艰难，这与古典诗歌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注定了古典诗歌无法为它提供全部的养分，但这并不排除局部的启发的可能。

现在我可以回头谈谈开始时提出的“范围”问题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细化甚至割裂是必要的，这种划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但就文学创作而言，其实我更提倡一种大一统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涵盖古今中外，它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能更为有效地整合起时间（古今）与空间（中外）范围内的文学资源，使各种文学经验得以融汇与贯通。在这种大一统文学观的视野下，新诗与旧诗这组概念，才可被视为文学里的某种共同体，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再来寻求渗透的可能性。

而当代诗歌的古典传承，其核心问题则是怎样认识新诗：新诗如何面对文学资源；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新诗如何寻找其自身的路径。

2016-7-24 初稿于湖南常德

2016-8-4 整理于云南昭通

转载自：十月杂志公众微信号，系作者在第六届十月诗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