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台湾花莲的太鲁阁，诗人冷霜与我沿着逶迤雄奇、忽明忽暗的白杨步道并肩下山。我们刚刚穿越了水帘洞锥心的沁凉，谈论着那些从头到脚淋透我们的流水即将汇入不远处的太平洋。说到这，这位博学而亲切的师长突然提起兴致，向我讲起《孤筏重洋》的故事（海子极端热爱这本书，直到卧轨前还将它带在身边）。

这是一桩真实发生的故事：由于调查时获得的多方证据和蛊惑人心的大胆推论，挪威人类学家海尔达尔越来越相信，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是公元5世纪时从遥远的南美洲顺着洋流迁徙而来的。他决心以身试法，乘坐南美土著的木筏（处于石器时代的他们还不会造船），来完成一次横渡太平洋的探险，验证自己的假说。1947年春，海尔达尔和他的伙伴们踏上木筏，从秘鲁出发，一路向西，把脑袋拴在腰带上，在太平洋上乘风破浪，漂流了三个多月，航行四千余海里，居然成功地抵达了波利尼西亚群岛……

一路上，我深深陶醉在冷霜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只有几丈高的海浪拍岸时传来的阵阵澎湃之声，不绝于耳。在一篇名为《我们的青春》的文章中，这位在太平洋边久久站立的诗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被那更为迷人的波浪拍打的瞬间：

大二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在靠窗的公用的桌上，我发现搁着一册印制得很朴素的刊物，封面上印着两个黑字：倾向。这一期是两位已故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纪念专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两个名字，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当代的民间诗刊。

当我读到海子和骆一禾的诗，特别是海子那些短诗，我顿时被他的语言击中了。“阳光打在地上/并不见得/我的胸口在疼/疼又怎样/阳光打在地上”———这些诗的涵义，当时未必理解，但那简洁而强劲的动词却无比生动地点亮了我的经验。我喜欢它的准确、锐利、硬朗。

当我从太平洋西岸坐回北京看丹桥的书桌前，开始思考，民大究竟是从何时起形成了它澎湃的诗学风气？这似乎是我无从回答的问题。但我可以确凿地回答，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时刻，我受到了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仿佛成了那“孤筏重洋”的一员，追随着那些可敬可爱的前辈，与少数一批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登上一只简陋的木筏，滑进一扇诗歌的窄门，在浩瀚无际、暗自汹涌的批评海洋上孤独地漂流，在单调、腥涩、艰深如荒原般的海面上紧捏着自己内心的航线：

    这些无辜的使者

    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

    坐在这里，我的身旁

    向我微笑

    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

这是诗人柏桦的代表作《往事》中的诗句。2004年春天，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主楼一间陈旧的教室里，它由一个操着“椒盐”普通话的授课教师一顿一挫地读出来。有时，在句子的停顿处，他还抬头望一望台下的学生。在那节本来与我毫无关系的“新诗研究”选修课上，我认定自己听到了一种来自诗的声音，它颠覆了我从前对诗歌的肤浅理解，也听到了一番对文学和写作的全新见识，让我屏气凝神、沉湎其中。从此，我记住了这位讲诗歌的老师，决定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与冷霜遇到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这堂课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让我迷茫无着的灰暗青春瞬间明亮了起来，我在光亮中看清了自己的面孔，嗅出了那些我注定要在孤筏上与之相遇的人们。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解释内心里缘何会发生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

2

那是2004年，时间好像已经接到一封极速前进的密令，正踟蹰在它最后的犹疑当中。北京市民从“非典”的举国恐惧中慢慢缓过神来。诗人马骅在他支教的梅里雪山脚下意外辞世。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进入不惑之年，它刚刚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踏上学科大跃进的康庄大道，而闻宥、裴斐等挂在墙上的一代宗师只能落得被观瞻的命运——这里早已换了人间。整座校园在大兴土木，为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晋升一级学科立下汗马功劳的文学教师敬文东，终于在魏公村接住了他从上海丽娃河畔抛来的博士帽（他意气风发的手臂未免将它抛得太高太远了）。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这位来自蜀地剑门关的文字侠客到“中央”工作已经五年，当他目睹自己班上的女学生在聆听他一通高谈阔论后，依然安之若素地到操场边的打字社租琼瑶的小说时，已经基本预感到中国的人文教育将迎来全面的惨败，无力回天的他索性勉强说服自己接受“教书只为稻粱谋”的训条。不过欣慰之事还是有的，比如再过一年，一个叫王笑的本科生，在他的指导下，撰写了一篇谈卞之琳翻译观的论文，就独立发表在该年某期的《江汉大学学报》上，获得了不小的轰动。

2004年，敬先生还在做他的副教授，做教授得在两年以后，讲课比现在更加生猛有趣，被大多数学生冠以“偏激”之名，却极富魅力。在一篇在网上匿名流传的、题为《孩子们的合唱》的文章里，作者这样描述当年对敬先生的印象：“他习惯用手反复捋一捋额前的‘瓦片发’，他习惯把袖子卷起又放下，他喜欢奋力的擦着他的眼镜片，他也喜欢独倚窗前，抽烟凝思，笔生花。”那一年，敬先生还没有写出他后来颇为看重的“动作/行为三部曲”，但已有的作品和著述已远超同辈学人，仅凭一部研究四川当代地下诗歌的博士论文，便堪称诗歌批评界之翘楚：火锅、茶馆、晚报、银行……在这个充斥喧哗与骚动的强人时代，我只记住了邢幺吵吵的一句口头禅：“哼，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

2004年，来自云南大理的普米族小伙儿颜炼军的随笔作品《坐井观天》被收入该年王蒙主编的《中国最佳散文》，而早先一年，他的处女作《幼稚的叹息》就已进入当时在祝勇手中办得风生水起的《布老虎散文》（夏之卷）中。五年前的那个九月，颜炼军带着行李和录取通知书，从祖国西南边陲一个安静的小山村辗转来到首都北京，来热闹的中央民族大学报到。敬先生也刚好在那一年来民大任教，顺理成章地成为中文系1999级文学班的班主任。或许上天早已做好了会心的安排，敬先生在“迎新点”接待的第一位学生，就是颜炼军。二人的缘分就在那一刻开始了。颜炼军坚韧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干很快得到了他未来导师的欣赏，两人很快结成了友人般的师生关系。在民大西门的小饭馆里，他们经常用面条、啤酒、诗歌和学术问题，来打发星期五下课后无数个舒心的傍晚。几年后，我也幸运地加入进来。更幸运的是，敬先生已经可以在北京更好的餐厅请我们吃饭了。

本科毕业那年，由于考研失利，颜炼军为自己的“北漂”生活做好了长期的准备。在诗人西渡和编辑脚印的慷慨支援下，他一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兼职，一边客居母校，为读书梦想发起第二次冲刺。颜炼军既倾心创作，又研习学问，既从事西文原著的翻译苦业，又担纲出版社责任编辑，文学天赋和学术潜力像一颗缓释胶囊那样发挥着持久、绵延的功效。十年后，丰收的麦穗垂满金黄的大脑，颜炼军已经可以像他当年的导师那样，浑身散发着青年学人的光彩，如愿以偿地成为杭州某所高校的文学教师。他的博士论文《象征的漂移——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即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序言中，激赏这部著作的诗人赵野，以长辈的口吻递来素朴的嘉奖：

这是一本懂诗的人写的非常内行的书，对汉语诗歌作了全面深入的思考，抵达了一些问题的内核，有着真正的发现。

3

2004年，旅居德国的诗人张枣似乎已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去国近二十载，远离国内翻天覆地、光怪陆离的生活现场，但特里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不好拿，还需苦干加巧干。那时他还不认识刚当上“北漂”的颜炼军，除了《镜中》之外，汉语读者还不熟悉他更多的作品：“我必须再一次回到中国，真正回到中国，我必须知道，活在这个时代，自己的诗歌还能使自己满足。如果这种感觉没有找到的话，对我就是巨大的威胁和恐怖。”一天下午，在纽约街角的一间咖啡馆里，张枣与他分手多年的初恋女友娟娟见面了（张枣在早期的多首作品中都会提到她）。两个中年陌路人“隔着桌子，忍着遥远”，他们的对话从回忆里开始，在遗忘里结尾：“你想了想，摇摇头，说，真忘了。/然后你深深地向咖啡杯底张望。”分别时，意犹未尽的张枣暗示娟娟当晚能留下来，就像他们年轻时那样，形影不离，自然而然，“以便容纳他俩最芬芳的夜晚”，以便告诉她，“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然而，娟娟的回答却是：“不！”张枣碰了冷钉子，在怅然若失中写下《湘君》一诗，只手熄灭他体内那盏幽暗的灯。

在我27岁生日那天，一团漆黑的情绪笼罩着我。当晚，在“大白鲨”酒店一张二人餐桌上，颜炼军将张枣的故事讲给我，宽慰我，盼我尽早成熟，这份兄长的关怀直到我偏居丰台、他落户杭州后还依旧延续着。就在这年3月8日，张枣病逝于图宾根。他其时已进入肺癌晚期，却疏忽检查。在北京寒冷干燥的冬天，他大清早从望京赶来为我们上课（这是私下约定好的、研究生教学计划之外的一系列秘密小讲座），每次都带着打印好的材料，每人一份。为了能在一间独立的屋子里谈一上午诗，与那些伟大的诗人对视一小会儿，有时他还要与我们一起站在走廊里等着姗姗来迟的教务拿着钥匙来开门——

我一直记得搀扶诗人张枣走出中央民族大学西门的那一幕。那天上午，大雪初停，天气微寒。馋嘴的他，忍着背部的疼痛和呼吸的不适，拉着我去吃热气腾腾的桂林米粉。张枣酷爱美食，常常突然生出吃的好主意。没想到，我们师生一场，诀别仪式也这么有滋有味。

这是颜炼军在他编辑的《张枣的诗》后记中写下的文字，酸中带甜，像西门的一碗米粉，飘出永诀的味道。在此前的三年里，张枣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极好的时光，他把对诗歌的高级见识和因诗生出的亲密友谊带给了这里的一群学生朋友，可以称得上是，用西门的高山流水结束了海外的寂寞流亡。尽管他匆匆驾鹤西游，但民大的学诗子弟们反而再也无法离开他了，他狠狠地掐痛了我们。那智性、顽皮的疼痛难以抵御，然而一旦松开手时，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装满发条的橙子，浑身流荡着致命的欢欣。在这种意义上，张枣绝非一个短命天才，而恰恰是一位长寿的诗人。

4

2004年，敬先生早已携夫人从西南四环旁边的看丹桥小区搬离。那会儿他绝不会料到，他住的那栋楼，竟会成为我若干年后的落脚地，只不过他当年住六层，我现在住二层。在当时位于北京丰益桥的书房里，这位36岁的批评家为24岁的广东青年诗人唐不遇的处女诗集《魔鬼的美德》写下序言，后者已从民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毕业两年，正兢兢业业效力于他的老东家《珠海特区报》。这个追慕贾岛的诗歌青年进步飞速，引人瞩目，很快在一批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写作者中成长为领头羊。多年以后，柔刚诗歌奖和“诗建设”奖似乎也像他的维吉尔那样，在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身上投下一笔巨额赌注，并且叮嘱，唯有写作，“才值得我们为之终生奋斗而不计成败得失。”唐不遇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承认：

我对敬先生是心存感激的。2000年，假使不是他的出现，那我就会一直走在一条最孤独的道路上——那是一种蹩脚的、徘徊在门外的孤独；这时孤独是有害的。至少，他为我指点了一座房屋……孤独仍然伴随着我，不过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房屋里的孤独不仅无害，还成了我的诤友和保护者。（唐不遇《作为批评家的敬文东》）

是的，敬先生为每一位从他身上受益的学生安排了一座房屋，包括他自己。2004年，事实上每个年头都如此，除了上课和开所谓的学术会议，敬先生在书房中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其勤奋程度，甚至超过一个两年后要住在他家里复习考研的外专业男生，此君因敬先生曾在课堂上朗诵一首柏桦的诗立志弃“明”投“暗”、“孤筏重洋”。除了嘉奖后进，敬先生在与沮丧心情的搏斗中独自败下阵来，先将一叠酝酿已久的理论著作初稿撕得粉碎（这是他为孕育《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一书牺牲掉的第一批纸张，作者在这部至今鲜有人提及的著作中，虚构了另一个版本的“孤筏重洋”历险记），再把半支烟狠狠掐灭在烟灰缸里。呛人的烟味和失败的气息充满了那间狭小的书房，却绝不能让他睡在襁褓中的女儿闻到。那年他刚刚做父亲，用唐不遇的一个标题来形容，是个“胜利者”，却在写作的志业中一遍遍否定自己，他还不曾料到将来的某一天能奇迹般地把烟戒掉。

2004年，诗人冷霜一如既往地在未名湖畔吹着风，偶尔也在这座天堂里迷着路。在自己心爱的燕园里，他在为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而踌躇满志，在阅读和写作中摩拳擦掌。如同若干年前刚刚踏进校门时那样，他悉心守护着那个最初的诗歌梦想，关心文字里的粮食和蔬菜，不用忙着惦记校门外的前途和未来。在母校，冷霜还会跟往常一样，从28楼沿着工行那条路朝艺园方向散步，仿佛还会看到前方一群沉默的黑衣人，也正守护着一段高举着青春、热血和理想主义的过往岁月，奔赴一个诗歌的约会：

用西渡的话说，那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90年代，是80年代已经过去，而市场化转型还没有开始的90年代，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个余音未尽的尾声，仍然带着坚执、高蹈的精神气质和强烈的对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顿，而显出一丝茫然……（冷霜《我们的青春》）

两年后，冷霜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喜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在这个急匆匆的强人时代，前途和未来的问题也随即凸显在眼前。位于海淀区同一条中关村大街上的中央民族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继续迷路的天堂。在民大西门，敬先生与他击掌庆贺：“你来了，张枣也来了，我们胜利了！”这年冬天，张枣告别孤独堡，也站在西门，敬先生在忙乱中，居然把旁边一位老翁错认成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我有那么老吗？哈哈哈哈……”西门车来车往，人头攒动，女孩鲜艳，保安肃穆，开怀大笑也迅速交织进小贩们的叫卖声中。但在这里，在此刻，里尔克的预言还没到来，爱诗的人们都各自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房屋。

5

2004年，范云晶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在陈超教授指导下，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准备去河南一所高校开启她传道授业的教师生涯；曹梦琰从陕西榆林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立志成为新一代律师佳人，喜爱在嚼食一部法典时，再搭配一袋猫耳朵；李大珊和王辰龙分别在河北承德和辽宁沈阳各自迈进高中的门槛，彼此绝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坐在民大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文学，跟随同一位导师，分别肩负两个挑战性的写作任务（其中李大珊受敬文东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曾以头条的形式，发表于《名作欣赏》杂志）；李海鹏在沈阳读初三，勤奋乐天，成绩优异，并能品鉴雪花啤酒，当时还没有跟王辰龙所在的铁西区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但估计他们已经各自研发、改进并掌握了埋花窖和叠纸塔等童年游戏；在川北就读初三的何笠，最记得那些漫长如百年的数学课，她经常在一大堆公式和方程里走神，在算草本下面编织出一篇篇优美的周记，然后得意洋洋地听着语文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

当这六位青年批评家在各自生命中的某一天被民大日益澎湃的诗歌风浪打湿了衣襟，不约而同地开始一次漫长的美学散步之时，张枣、敬文东、冷霜、颜炼军、唐不遇……这些激动人心的名字，在冥冥之中，汇聚成一伙走在前面的黑衣人，他们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中开拓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仿佛永远在指引着我们这些后来的同志，要战胜内心的惶惑，在这条道路上勇敢地朝前走，每走一步，就实现和解救了一部分自己，即使迷路了，也要在天堂里迷路。木筏太小，风浪太凶，但这些前驱者们却在风暴中闲庭信步、手持灯盏，在光亮中为我们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让我们可以驱散恐惧，相互激励，一同取暖。就这样，我们抱着对远游的梦想和对天堂的向往，走向那个俗气的西门，那个绝对的西门，一小块混合着等待、相聚、穿梭和分离的极地，一个民大的G点：

    最好的房间只需要明亮：

    在狭窄的空间里，堆满书

    新鲜的思想被照耀得像串葡萄

    头垂向大地。

    （敬文东《房间》）

十年后，在日复一日的文字训练中，何笠已经开始自觉挑战和承担一系列诗歌批评写作，为了筹备关于彝族诗歌的硕士学位论文，她利用暑假期间逐一采访了几位准备纳入她研究范围的、具有代表性的彝族诗人；王辰龙和李海鹏迅速成长为风头正劲且潜力巨大的青年诗人、民大朱贝骨诗社的元老级社员，同时也拜敬、冷二位先生的教赐，深耕于诗歌批评的田野，在他们虔诚的坚持和推动下，民大校园里更多的诗歌爱好者被点燃了空前的写作热情；他们的师姐李大珊刚刚完成写作上的硬着陆，从硕士学位论文炼狱般的思维泥沼中解放出来，继续在敬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用双脚代替头脑，做卢梭式的漫步遐思，小心涉渡，步步惊心，等待着迎面走来的朋友喊住她，带给她绵密的关爱和辽阔的意境，尽管接受过完好的民大文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正统学术训练，但为了啃下“现代汉诗与事情的关系问题”这块没人啃得下的硬骨头，她曾付出过艰辛到泣血的努力；作为敬先生的开门博士弟子，曹梦琰专心熬制她的博士论文，这是她第十次看民大澄黄的银杏叶覆满通向图书馆的小径，书架上的《汉谟拉比法典》早已换成了《追忆似水年华》，但同样都能抖落出猫耳朵的萧萧残屑，猫一样轻傲，雾一样困惑，耳朵一样孤冷，听觉一样敏感，她对“巴蜀五君子”的杰出研究，正是日夜收集这些尘世碎片后铸造出的一支金玫瑰（本小辑呈现的则是她的一次自发写作，对刀的个人编年史诗做一次咀嚼式细读）；在上天的安排下，范云晶选择民大作为她继续深造的学府，在专业水准上突飞猛进，先后抛出几篇令人刮目相看的论文，她凭借着质朴、谦逊和诚恳的品格，很快赢得了弟弟妹妹们的喜爱，俨然成为民大青年批评家小组中的一员，陈超先生在那个秋夜的离去狠狠掐痛了她，就像张枣在四年前掐痛我们一样。

6

从2004年到2014年，在这十年里，我似乎寸步不离地站在民大西门，看着一些人离开的背影，等待另一些人面带微笑地走来——“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坐在这里，我的身旁”——我坚信他们都是我在“孤筏重洋”的使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人。如同柏桦经常提到的，在决定性的年龄遇到决定性的人，而西门，是否就是那个决定性的地点？它同时涵纳了年龄和人。现在，体会过生存之痛的我们，终于在诗歌批评的孤筏上站在一起了。头顶是“奇怪而高”的天空，周围是潮水般的陌生人，在汹涌浩瀚的海面上，我们的写作正接受着那些伟大星辰的凝视和打量。

2014年，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里，第十五届未名诗歌节以“我们年龄的雾”为主题（它来自冷霜的一个诗歌标题），揭开了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诗歌写作者登上历史前台的序幕。其中，作为讲读嘉宾，出生于1980年的唐不遇和1988年的王辰龙先后在同一部麦克风前向着夜空般漆黑的台下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而在他们朗诵之前，冷霜刚刚在同一位置发表了主题演讲。由于时序和机缘的推动，有一部麦克风也被递到了民大青年批评家群体中间，在我的邀约之下，这六位亲密无间的手足朋友，很快做出了默契的回应，他们用写作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文论小辑里，六位民大青年批评家展示了他们八仙过海的写作才华和锋芒初露的批评语调，这些文章的批评对象是谁并不是最重要的，尽管他们谈论了臧棣、多多、海子和张枣等重要诗人。批评行动对汉语写作本身的治疗和批评写作中呈现出的问题意识，才是读者应当予以关注的，这也是民大批评餐桌上的主菜，是他们发奋修炼的绝学和大招。既然已经选择从事了这个行当，那我们就必须拿起手中的筷子，去逼进那个最难取材、最费工夫、最占时间、最花心思也最美味无穷、最沁人心脾的庄重美味，不然，混这一行又有什么意思呢？

批评，必须要直面真问题，必须要拿出真性情，必须要敲骨吸髓般地品咂出我们文化中的悲悯，也必须要怜香惜玉式地守护着汉语里那份珍贵的优美。我们酝酿已久的批评激情从来不是为了满足于餐前那几道精巧的开胃菜，也不准备迷失于餐后那几份博人眼球的甜点和一大盘五彩缤纷的水果。因为我们压根不爱喝心灵鸡汤，也反感涂文化口红——你必须拿出地道的美馔佳肴来慰劳我们被惯坏了的味蕾和胃肠。在当下，做一个批评家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个不那么伟大的时代将批评工作的身位和水准都降低了，也将严肃的批评目光弄得浑浊不堪。一个批评家所面对的问题之真伪决定了他工作价值之优劣，一个批评家写作语调的疏同决定了他对作品开掘程度的深浅。因而，就像高尔泰所说，人在潜意识和意识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上意识”，它犹如一颗遥远的恒星，给我们一种坚定而明确的指引，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和思想能力，只有朝向西天垂下的黄昏，我们才有可能瞥见那一抹撼人心魄的光辉。一个人只有在这个具有超越意味的“上意识”的引领下投身于创造和自我创造时，他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存在和自由。一群阿Q是不能相互促进的，只有一群思想者才能实现共赢。

7

民大青年批评家的写作是彼此独立、自负盈亏的，有着可贵的精神品格和学术道德，也各自凸显着不同程度的弊病和缺陷。作为一批刚刚出道的批评嫩仔，他们更加需要“上意识”的庇护和指正，也希望所有关心年轻一代成长的前辈学人能无私地充当他们的“上意识”，积极地锻造和打磨他们尚不明朗圆润的造型和棱角，开启和点拨他们尚未完全打通的心智和灵犀，锻造和建塑他们夹杂着浮躁和脆弱的性情和意志。以上这些，也恳请同代的批评同行们予以监督和纠正。

尽管民大青年批评家的面孔并非完全清晰可辨，但这些面孔一定是朝西的，这向死而在的河床，这“孤筏重洋”的方向。他们愿意沐浴在下午四点钟柔和的光泽里，而将后背交给蒸蒸日上的朝阳，以便能时刻看清自己的影子，取悦另一个影子，向往一颗渺远的星辰。他们一开始就拒绝了堂皇整饬的东门发来的邀请，也从来没有站在任何一个队列里向某个大人物施以“如此多的鞠躬”，而是面向喧闹、杂乱甚至有点肮脏的西门，去整理激扬岁月里那些收不回来的豪情壮志，穿越拱廊街上注定消逝的电幻声光，等待一段会饮、谈诗和夜归的时辰，认领每个人的名字、语调和运命。庄子在《养生主》开篇讲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在民大青年批评家的身影里，我们可以辨认出一条自然绵延的督脉，先将每一个人从头到脚淋透，再将其与他们信赖和爱戴的先行者的身影串联在一起，汇合于同一片海洋，让古老的批评精神和汉语中的浩然正气得以薪火相传、和光同尘。仰仗天时地利与人和，民大的诗学风气方能因缘具足、跬步千里、周行不殆。

作为一种可以传承的抒情之血和写作之道，民大青年批评家的作品酷似一种令他们的穆斯林朋友爱到着魔的食品——馕——它在民大西门的清真餐馆里很容易买到。经过烈火的淬炼（具有坚韧的意志）、酥油的浸润（彼此独立、互不沾连）以及肉末、孜然和胡椒粉的点撒（广博的口味，深层的感染），这个看起来既平常又陌生的圆形烤饼，比一般的主食更加易于保存，也更加博得各民族、各地域人民的称赞和留恋，散发着持久诱人的魅力。阅读民大青年批评家的一篇作品，就如同啃食一只馕，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副健朗有力的牙口，这样才能体验论述中独有的劲道，仔细研磨那些难缠的问题；也要求读者配有一副柔软性感的唇舌，这样才能品尝汉语中酥香甘润的滋味，慢慢享受那些销魂的气息。在日积月累的写作中，民大青年批评家逐渐成为苦行中的享乐主义者，成为贾岛和罗兰·巴特的综合。在这种诗学风气中，我盼望自己能与他们一道成熟。

循着烤馕的香味，在向西迈进的批评旅途上，在远离水源的沙漠深处，这样的争论在他们中间时常发生：

    曹梦琰：写诗能解决一个人生活本身的问题吗？

    李海鹏：我觉得可以。

    曹梦琰：我觉得不能。

    王辰龙：呵呵。

                                     2014年11月，北京看丹桥

本文原载《读诗》（潘洗尘主编）2016年第三卷（总第28卷）《深度批评·中央民大青年批评家小辑（上）》，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