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新诗的一百年，前五十年是背景知识，后五十年（从早期朦胧诗算起）是我密切关注的对象，我参与的时段也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然而我发现，我依然没有把握谈论它。尽管已有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已进入了新诗最成熟、最繁荣的时期。这也许是确实的，但这么说的每一个人，勾勒的图景很不一样。从1990年习诗至今的二十六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对现代文学评价的一个全面翻盘，比如郭沫若形象下降，冯至、卞之琳、穆旦等地位上升，以及一些现代优秀诗人如吴兴华、阿垅、徐玉诺等进入读者的视野。当然，还会有调整，会有其它重要现象重获认知，这是无疑的。

在这个确定的一百年、新诗诞辰的反思中，我感到，作为文学范畴，新诗之所以可用“诞生”、“新”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乃因为她创制于一种决心：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按照胡适的认识，文言的用途局限，诗意已陈腐，中国古典诗词已不能适应“新文化”要求。（但并非不能应对，比如聂绀弩的古体诗，比他同时代和稍晚的现代诗似乎能够更本然、复杂有效地回应一种处境，给传统别开生面。）抛开“主流”的自许和一望而知的分行等特征，新诗之新在哪里？是“新文化”或“现代性”吗？按照今天的认识，“五四”新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实为一种劫难的肇端（包含了文革的部分基因），而现代性又被意识到或许就是“西方性”——如果只是西方性，那是应该消化、克服的。我们尝试着透过这一百年激荡的历史，注视汉语的“自新”而不是“被新”。（西学从东渐到主宰，是历史事实，“自新”是因为只要还有用汉语的人，就有续脉的可能。）这是当代作家成熟与否的分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诗的中国之体在哪里？新诗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她不可避免地、无可挽回地，以无为体。新诗是无体之体，或者说，新诗的体在有无之间。这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涵上。那个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的“尝试”，就已经是以无为体。新诗人尝试着站在诗性的源头上，从新开辟一片天地（“无，名天地之始”。《道德经》）。这是一个决然的、开悟式的决定。此外，现代汉语的流动性、多源性，也不可能凝定格律意义的体。所有可能的诗体，移植的、化古的，都只能在精神上，而较少在形式上。比如哀歌体，在语调上；十四行诗，唯一可确定的是行数；绝句、俳句，是在机警和悟性上；闲适诗（接近英语的轻体诗），在心理状态上；有人将赋的精神运用于叙述诗。从闻一多到林庚的格律尝试都已无人继续，从一个侧面也表明，新诗的体性是无而不是有。这在道上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征。

新诗既然不满足于文言传统的思维和古典诗词的诗意，那么她的初心是在诗性上，即诗质上。其实当代诗人始终还在胡适写《尝试集》时的自由和困境中：什么都要试，没有程式可言（我们读布罗茨基赞美俄语、英语的韵律传统时心态复杂），可以把貌似诗不是诗的想法清出去，却难以把不像诗而实是诗的材料辨认明——从此诗仅靠她自己的质而不是文来确定。文质再复。胡适的尝试是以白话之质救古典之文。这一百年新诗的发展，事实表明，却是以译诗之文变白话——现代汉语之质。反隐喻、口语诗、下半身、垃圾派、草根性（按大致出场次序）等写作主张的合理性，都是试图重新救文以质。但今天的问题是西文疲惫，必须救以中国之质。

那么何以断定西文已疲惫？中国之质又是怎样辨认和寻求呢？（“文”指宗教、制度、法律、礼俗等。）说“西文疲惫”，抛开西方思想自身的末世论危机意识和若干政治学的论断，带着西方在制度文化上创造力疲软、世风日下、穷于应对危机等印象，再审视其文学艺术的“解中心”，“反崇高”，越来越失去阅读魅力和借鉴价值的实在感觉，其积也日久。但“西文疲惫”主要还是站在汉语自新的期待上接受的疲惫。至少要经历一个消化的循环，否则就是文化殖民、自我殖民，这个现象已相当严重。就连那些最能体现民间审美趣味的影视等大众流行文化，几十年间，文化符号替换的程度也是悚目惊心。这是高级文化的“自我殖民”下渗的结果。

80年代及之前的翻译家，有些本身是40年代的作家，改革开放之前，环境不允许他们创作，到了可以创作的时候却已错过了最佳年龄，因此他们是把全部才情倾注于西方文学的翻译，译文可与原文媲美。但是他们对现代主义的翻译失于零碎，这种零碎，反倒激起了中国诗人对西方现代诗的想象。实际上西方现代最好的诗人也是他们选译过的那些诗人。当代译者中最好的，是像王家新这样的，在学习选译过程中，更多地凭着对现代大师的想象创作的诗人。（因有留白，才有想象余地，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创造。陈丹青也谈到绘画印刷品对他出国之前创造力的刺激，出国之后，与大师面对面，反而没有创造了。）王家新、树才等诗人的翻译主要是对前辈选译的补足。西方诗歌在60年代之后，也渐渐进入平凡的时代。当前的大部分译诗，从原作本身到译文质量，都不可能激起像过去那种近于膜拜的兴趣。但“滥译”真正的坏处是以其数量上的绝对，败坏了汉语，成为当代精神贫乏的因素。当你在风格、语言上已有某种觉悟，回过头来再注视现实的时候，你甚至在本土中也找不回自己。是一种贫乏造成了接受的疲惫，如果精神充裕自足，自然有接受消化的能力。如今的问题已不再是简单地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如果你想有效地写作——深入研究、批判现实，必须同时具备一种文化自觉，重新赋予现实以本然的、应有的底蕴（或者意识到缺乏之所在）。这就是中国之质。中国之质不是现成的，它要求写作者带着对本土历史和生活动情的了解、切肤之痛，用心回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以寻求答案或赋予维度——如果不能找到答案，至少也可以将此问题充量、扩大，而不仅仅是一个不知何往的自由、欲望个体的表达。中国之质就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肌理中。即使她真的“亡了”，汉语作家也有责任让她活在自己的心中、笔端——但她正是这样实现“剥极而复”。诗，归根到底，对现实或别人作用是有限的，但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征兆或迹象，是火头尖端的指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语出《孟子》），汉语诗人当作早春的燕子，带着刚健的一阳来复。在此意义上，新诗仍然是新的，而不是“物壮则老”（语出《道德经》）。

丙申年七月，武昌

   （原载微信公众号：诗人读诗；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