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古典文学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支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古典诗词无疑是其中横空出世的“镇河之宝”。

对于古典诗词的概念，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自上小学时，我们的课本里便逐年适当地选入了一些优秀的古典诗词以供我们学习和鉴赏。中国自古就是诗歌的国度，而词作为诗的一种，源于隋唐“燕乐”歌词，后经文人学士的整理，吸收了唐格律诗、辞赋以及骈文的格韵句型，加以变化，遂盛于两宋，再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完善，经过历代诗人的锤炼和升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深受广大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青睐。

但是，自从“五・四”运动白话文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典诗词就逐渐由“前台”退到了“幕后”，仅供专家们和爱好者去研究和把玩，安慰心灵，陶冶情操；或者供学生们去学习，以便继承传统，掌握必要的古典文学知识。事实上，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也很清楚文言文自有它的历史功绩，他们更清楚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非常具有超时空的活力，只是根据当时时代的需要，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对民众有一个正确的文化引导。

事过境迁，当白话文的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习惯和常识，当东方的古老文明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相互借鉴、碰撞、吸收、渗透以后，近几年来，古典诗词的写作又重新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据了解，目前，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的古体诗词刊物，每年发表古体诗词作品在十万首以上，“中华诗词学会”更是在全国已拥有一万多名会员，被认为“已成中国文坛和诗界不可忽视的一支劲旅”，其中，不乏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甚至包括许多在新诗领域颇具知名度的人士。这种现象被一些业内人士惊呼为“狼来了”，引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恐慌。

其实，恐慌大可不必的，“狼来了”更是没有道理的。新诗发展百年，到了一个节点，需要总结得失，以便“再出发”。相对于新诗，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和作者，还在于它沉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传神的语言表达，含蓄而又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情感和审美情趣，“把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和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并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因而成为我们民族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载体和工具。”是的，诗词这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几千年来，自始至终无一不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其诗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常常使读者热泪盈眶。《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责也。”以至被当代诗学界称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宣称“文以言道”：“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如果没有了这种大是大非的诗歌精神，还何以言诗？诗歌又怎能相继以长？

无论古典诗词，还是新诗，都只是一种文学表达的形式，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古典诗词，由于其远离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的环境，由于其朗朗上口的特有韵律，还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宏大的语言张力，都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着迷。当然，写作古典诗词的一些创作要求，如平仄的强调，如典故的使用，如对仗的处理，如韵脚的选择等，都必须推陈出新、灵活运用，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说到底，古典诗词和新诗，只有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才能齐头并进，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