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幸存者"28年后重聚 离不开酒、诗歌与音乐

1988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共同创办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与民间诗刊《幸存者》，聚集了当时北京的一批重要诗人和艺术家。什么是“幸存者”？唐晓渡在当年的发刊词中写道：

　　“‘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死亡的人”；

　　“‘幸存者’不同于苟活者，这无需论证；但也不同于反抗者”；

　　“‘幸存者’是从反抗者止步的地方起步”；

　　“诗人就是那些通过语言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幸存者’”……

　　然而，在19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幸存者”消失了。

　　28年后的今天，“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在北京“好食好色”文化空间重新启动。当年的“幸存者们”与如今的新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将继续喝酒、写诗、歌唱，让精神的存在呈现生命新的可能，也为这个剧变的时代创造幸存的文化。

　　主持人开场白

　　老贺：“幸存者诗歌俱乐部”由芒克、杨炼、唐晓渡28年前在北京成立，当时在北京的所有重要诗人和艺术家都在里边，28年后的今天重新启动，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还是让芒克、杨炼他们来说。我想说，“好食好色”文化空间为什么要承办这个活动，有三点。第一，“好食好色”本身是一个诗歌空间；第二，去年在扬州我与杨炼就定下来“幸存者”在今年，新诗一百周年时重新启动；第三，我们作为文学后辈，对80年代那种诗风意气，文采风流，那种精神非常向往。忆当年金戈铁马。所以我们现在和一些前辈诗人一起来做这个活动，“好食好色”能承办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幸存者”既追忆过去也面向未来，更多的还是面向未来。我不多说了，先预祝今天活动成功，祝幸存者长而久之！

　　我们先请当年“幸存者”的重要发起人，著名诗人芒克，芒爷说两句。

　　芒克：只要是活着就是幸存

　　芒克：谢谢所有到场的亲朋好友，说实话，今天这个活动不是我发起的，我是来捧场的，这个活动是杨炼和唐晓渡发起的，我后来从微信上才知道这么回事，我想我要是不来就太说不过去了，而我来可能可以见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或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但是“幸存者”这个诗人俱乐部是绝对值得回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杨炼、晓渡，我们经常在一块聚，经常一块喝酒。1987年，我记得大概是那个时间。

　　杨炼：1988年。

　　芒克：1988年初我就到法国去了。

　　杨炼：就是你从法国回来。

　　芒克：是从法国之前说好我就去了，实际上活动是1988年，其实没多少时间。

　　杨炼：咱们聚的那几次正好在你出国之前。

　　芒克：我们三个人当时在杨炼家我记得，就是说咱们搞一个诗人俱乐部，他俩就说叫“幸存者”，我觉得挺好，因为只要是活着就是幸存嘛。可以说当时北京有影响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是我们“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我们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那次活动成功在哪呢？就是把诗歌作为一种朗诵和舞台结合，当时所有的音乐都是由梁和平选的，背景都是很现代的音乐，而且那时候都是自己把控自己的诗，另外当时也跟绘画结合在一块，我们还有一个画展，当时还有舞台上的表演，那个活动当时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中戏水泄不通，全是人，他们想进都进不去。

　　“幸存者”还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其中还出了三期《幸存者》诗刊，但是“幸存者”它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消失正好在1989年，由于特殊的一个事情，“幸存者”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就解散了。所以想起来这个也是值得回顾的一件事情，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晓渡和杨炼发起聚会，我觉得也挺好，反正我肯定是来捧场的，至于今后怎么做，我看看再说。

　　唐晓渡：什么是“幸存者”？

　　老贺：下面请唐晓渡老师讲几句话，晓渡是著名诗评家，也是当年与这次“幸存者”重要发起人。

　　唐晓渡：我们发起“幸存者”的时候出了第一期杂志，我写了一篇《什么是“幸存者”？》，刚才老芒克说得非常好，活着就是幸存，当年就是首义，第二是我们通过作品幸存，真正幸存的是作品。所以这也是当时起草这么一个发刊词的初衷。我觉得再重温一下当初的发刊词，可能还有点意思。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当年“幸存者”老的成员，像家新、童蔚、大仙，这都是我们的诗人。实际上“幸存者”也是最早试图跨界，就是和音乐，特别是和美术界。

　　我今天到这儿看到了当年和我们一起合作做“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的王利丰，他是我们当年的舞美，整个舞台一把抓，在他的主导之下，我们很神奇地花了800块钱就把那台晚会办下来了。林默、任戬，这都是当年我们重要的资助者，800块钱就来自于他们，当然还包括印刷什么的，也还有朋友们提供的很多支持。

　　但是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交流，我觉得今天晚上举行这么一个聚会，除了是要激活“幸存者”的这种精神，重新开掘它的资源，还有就是能把诗歌和艺术，特别是美术、音乐，结合在一起，本来诗画也是一家，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在一起玩的方式。老贺也提供这方面的平台，所以我现在就把当年的《什么是“幸存者”？》这篇发刊词再读一遍。

　　《什么是“幸存者”？》

　　“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死亡的人。幸存的必要和可能与死亡本于同一渊源。这种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面对肉体的死亡我们无话可说，这里说的是另一种死亡：现实和精神的发展，就其趋于“熵”的运动态势而言，均具有死亡的指向。而这正是人类生活最一般的状况。两堵宿命之墙彼此呼应，内外夹击；打破这种夹击，顽强地呈现生命新的可能，这就是“幸存者”的真义。

　　“幸存者”不同于苟活者，这无需论证；但也不同于反抗者。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加谬语），然而“幸存者”却不想停留在这种姿态的造型上；而如果说反抗者在另一意义上又“是个说是的人”（同上），那么“幸存者”对此却宁肯付阙。可以说：“幸存者”是从反抗者止步的地方起步。他预先说出了“不”或者“是”，然后就弃之不顾。对于“幸存者”来说，生命的过程远不止是，或根本不是一场是非纷争，而是一次存在的启示。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沾滞于任何一种先入为主或形而上学的结论。他于此一无例外地嗅到死亡的气息。

　　如同字面所显示的，“幸存者”自认是一种偶然的存在。这一人类学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成为他精神上安身立命的理由。意识到这一点使他对存在的空间性表现出更多的敏感和关注，并以此统摄他对时间的经验。这种基本态度适用于与他相关的各个方面：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他人和自身，如此等等，而不管它们彼此分裂和自我分裂到什么程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转化、凝聚成个体生命形式的新的创造，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幸存下来。“幸存者”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概念，而是个体不断地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结果。

　　诗人就是那些通过语言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幸存者”。他幸存的可能存在于创造性进入和把握住语言的瞬间。这种进入和把握既不是对已存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将存的浪漫召唤，而是把这二者统统悬置后对个体独特经验的挖掘、综合和升华。据此他不断在某一点上突入生命的未知领域，赋予其形式，并在那里启示存在。一首诗的诞生因此象征着世界的一次重创。语言就这样成为诗人幸存的唯一方式。

　　“幸存者”对诗和艺术的选择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因而是至高的选择。但真正的，唯一的幸存者只能是诗和艺术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幸存”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奉献。这就是诗人如此偶然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如此必然地在诗中歌唱的原因。

　　“幸存者”是孤独的。换句话说，他是独立不依的。他既不是众神的后裔也不是历史的人质，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他并无什么固定的“本质”或“身份”。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喧哗和骚动的世界上，他更愿意经常处于沉默无名的状态。他就隐身其中与死亡对弈，从而把苦难转化成自由，把宿命转化成使命，把羞辱转化成高贵，把贫困转化成富足，把创造和幸存作为同一的精神盛典加以享受。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所有的人们一样，已经熟悉了死亡并对此见惯不惊，然而他拒绝被动的死亡，就像福克纳拒绝末日审判一样。

　　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才说：“只是要活，只是要活下去，活到底。”王维才长吟：“行到水穷处，坐看去起时”。而这正是“幸存者”。

　　杨炼：当先锋易，做后锋难

　　老贺：现在请28年前的主要发起人以及这次活动的倡议者、发起人，著名诗人杨炼致辞。

　　杨炼：其实刚才芒克、晓渡已经把我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完了，简单地说，我看到“幸存者”这三个字的时候非常感动，因为立刻唤起了28年前，在我的房间里，酷热的夏天，晓渡和我在拿化学颜料喷“幸存者”封面时候的那个感觉，黄豆大的汗珠，友友后边拿着蒲扇猛扇，这就是那时候“幸存者”创始的形象。1988年芒克写过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这某种意义上也正好概括了我们28年经历的感受。时间当然存在，但是思想又在不停地把时间转化到我们自己的内部。所以时间不在外面流逝，而是积累在我们的思想里，没有时间的时间其实造成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质量。

　　晓渡的一本书叫做《不断重临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过去，但是每一步我们都踩在自己的起点上，而不是终点上。在这个意义上，28年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用晓渡话说，重临新的起点。用我自己的话说，当先锋易，做后锋难。当先锋面前是一片旷野，走过你的脚印就被称为先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语境来说，对于我们经过的历史来说，后锋——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拼的是后劲，拼的是耐力，拼的是深度。28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还在这，“幸存者”的老幸存者还有几位坐在这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新的朋友，而且都在各自的艺术、文学、思想、文化领域里创造了非常精彩的成绩。所以我们这种汇合已经是一种深度和耐力上的汇合，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历程的验证。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重新聚集在一起，是精神的幸存者，也是肉体的幸存者。我们这些人还是蛮帅的，还能喝酒，还能聚会，还能玩，当然还能创作。所以老贺提供的这个空间，就我的想法来说，不是把它变成一种组织式的东西，而是一个精神聚会的场所，一个我们可以任意组合的场所，谁出了一本精彩的书，大家到这儿聚集起来认真地谈一谈，同时畅快地喝一喝，我觉得很棒。谁办了一个画展，不是一窝蜂地在开幕式上喝一顿，吵一顿，没看作品一哄而散，而是在这个地方坐下来，几瓶酒，好好谈，进入到观念里。不是没有很好的批评家吗？我们自己就是批评家。不是还没有很深刻的哲学思考吗？我们就可以思考，而且这个思考既是重新发现中国传统里边的一些资源，也是世界性的各种资源。

　　用我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良性的杂种。“幸存者”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具有创造意义的精神上的存在。我很希望我们今天再出发，新的起点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起点。

　　任戬：“幸存者”不仅仅是跨界

　　老贺：当时我跟几位前辈谈的时候知道，“幸存者”也不只是诗歌群体，它实际上是跨界的、混合的艺术群体。所以今天也来了美术界的很多朋友。我们先请当年“幸存者”的成员，著名画家任戬先生来给我们讲几句话。

　　任戬：大家好。在这时候想起当年的情景，因为8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一切都进入现在这个阶段，当时美术界有“85美术运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我就是当时的一个参与者。经过诗人孟凡果的介绍，和芒克、杨炼，还有晓渡，当时做了很多接触。

　　那“幸存者”我现在想，它不仅仅是一个跨界的东西，实际上是文化的一个支撑，今天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文化，因为作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文化整体的支撑是一个最成熟的表现，就像法国布勒东，还有那些哲学和艺术界的交往，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我感到这次活动最重要的，不是仅仅跨界，是一个文化，或者一个文化的成熟。就像早期在“星星”也找到芒克、杨炼，也和艺术界接触，那今天这个接触其实是个成熟的接触，标志中国文化的成熟。“幸存者”在今天也是个文化的接触。

　　杨卫：我不属于幸存者，我属于幸运者

　　老贺：下面有请这次活动的重要策划人，美术批评家杨卫讲几句话。

　　杨卫：首先给在座的老幸存者们鞠个躬。我不属于幸存者，我属于幸运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老的幸存者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实际上我们是两代人，但是这两代人的融合、相交、相知，却构成了一段历史。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引领之下，我们也茁壮成长了起来，进入到了目前的这个创作状态，进入到了当代文化的现场。所以，在杨炼大哥、晓渡大哥、芒克大哥的倡议之下，我和刘年便积极响应了起来，我想在当下的语境中，续上这样一个幸存者的脉络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28年真的是一代人，1987年出生的人，现在恐怕大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也就是说在时光的流逝中，28年真的会改变很多。

　　在当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社会在这28年的变化，应该说是空前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这样的一种变化中，很多很多的人也随着变化而变化了，也就是说许多人都随波逐流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什么才是“幸存者”呢？我觉得有两个内容很重要：一个是在意识形态的渲染与裹挟中能够幸存下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第二点就是在巨大的商业浪潮里，还能保留一个自我的洁净空间，或者说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品格。基于这两点，如果我们能够幸存下来，那确实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到场的老幸存者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者。我和刘年作为第二代幸运者，从由幸运者转换到幸存者，也很希望续上这样一个薪火。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老一代的幸存者，有不少推动过80年代新文化的前辈，也有许多后来涌现在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诗歌界的同仁。我很希望这两代人能通过今天这个聚会携起手来，在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里，为中国的当代文化留点什么。

　　我就说这么一点感慨。因为今天来了不少美术界的朋友，我就简单地介绍几位吧。本来岳敏君要来的，但临时有事就请他老婆渝儿来了，渝儿也是诗人。美术界今天来的有李迪先生，乌日金先生，还有刚才说到的早期参与过幸存者活动的任戬先生、王利丰先生，林墨先生等等。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此事颇感兴趣，如谭平、王华祥等等，但他们因为都有公干没有来成。总而言之，“幸存者”这个概念吸引了不少同道，因为我们出于无功利的目的，所以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那就是文化的认同。我们将来也会把这个活动持续办下去，把28年断裂的薪火承接下来，再延续28年，280年，甚至更长。

　　老贺：“幸存者”这条船今天启动了

　　老贺：这次幸存者活动时间比较紧，等于是用十几天来策划这个活动。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活动启动，但没有大力传播，但是知道的人很多，很多人想来，但因为时间问题或工作问题就没赶到，但他们心中都是有“幸存者”的。都是渴望“幸存”的。我们今天到场的人，心里有“幸存者”的人，可能都是今后的“幸存者”，都会在这条船上行驶。

　　20多年前，“幸存者”不是结束，而是一次暂停。暂定就是要等待启动这一天。所以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空间特殊的机缘下，这条船又启动了。这个启动并不是爆发，而是要细水长流。像炼兄所说，我们一段时间可以做一个活动，一年可以多做几次活动。当然这要跟作品而定。所以我们要做的活动是有份量的，有价值的，易于创作与文化生态增长的。

　　今天来了很多朋友，刚才杨卫介绍了美术界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有很多嘉宾，就不一一介绍了。我专门介绍两个人。一个是王小鲁，王小鲁是电影学者，也是当下最重要的影评人。他是作为电影界的代表参与今天的“幸存者”的。再介绍一下徐星先生，徐星是老人，最早是先锋文学的代表，这些年拍了很多很有价值的纪录片。徐星也是跨界与两栖的。请徐星先生说两句话吧。有请星爷！

　　徐星：他们在闭塞的公共空间里挣扎扩大

　　徐星：发起我有没有掺和我不太记得，毕竟时间比较长了。1989年之前，第一届北京大学的学生艺术节给我颁了一个小说奖，那天来了好多人，有方励之和他的夫人李淑娴，还有任畹町。其实我不会写诗，也不会画画，现在我该叫吃瓜群众，但我特别敬佩我的这些朋友们，我特别为我这些朋友们自豪。我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杨炼、晓渡、芒克啊，当时都住在劲松。有一天我喝醉了，把我扛回家去，然后第二天有一个玻璃店来跟我要钱，我说要什么钱？他说把我们玻璃给砸了。

　　我刚才说到掺和这个事，其实我掺和得比较早，当时我很小，我一直都有掺和，一直都有吃瓜，一直都有打酱油，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意义特别重大。过了28年重提这个事情意义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么一个闭塞的公共空间里，而且不断受到挤压——现在已经颁布一条新的法律，非亲非故募捐是非法的，不能帮这个忙——他们一直顽强地，在70年代就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用他们微薄的力量在挣扎在扩大，一直在往大了扩。所以我很感谢这些朋友们，我也为这些朋友们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