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曾说：鲍勃·迪伦越是不代表谁，他的影响越大，那些总是想代表时代的人，越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影响，那个时代过去了，他们就过去了。鲍勃·迪伦的低调，他一直在坚持做演出，从他的第一首歌到现在，这中间一脉相承的音乐形式，反而给了我们深远的影响。

原题：漫长的等待：鲍勃·迪伦得诺奖名至实归

鲍勃·迪伦得奖名至实归。

我跟廖亦武谈起过这个人的时候，正坐在苍山脚下。我们对这个人是崇敬的，感恩的。想到他二十来岁就有了那些流传深远的音乐，我们还有佩服。我多次向朋友以及年轻的朋友推荐过他的音乐，还有他的辞章。

他的音乐成就使一般人忽略了他的诗歌和思想成就。文明史上常有这类例子，王羲之的兰亭序手泽之美掩盖了文字的思想和辞章之美，如冯梦龙的市井小说之亲切掩盖了他的深广的思想。

我回到北京生活的时候，赶上了崔健的一场演唱会。我写了一篇小文向崔健致意，“在十年前颁布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时，我漏掉了崔健，一直成为我心中的遗憾。”“崔健是少有的可以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或诺贝尔文学奖一类的中国男人。”

也有一些人说起崔健与鲍勃·迪伦的相似性。当然，崔健比鲍勃·迪伦面临的世界更为诡异复杂，他们都仍面临考验。我们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高尔泰先生也曾经激愤：“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但崔健未必愿意承担这一重量，一如鲍勃·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民谣教父”、“摇滚巨人”、“诗人歌手”、“民权代言人”、“抗议领袖”、“游吟诗人”、“反战歌者”、“叛逆者”，甚至“时代旗手”、“政治气象预报员”、“一代人的良心和代言人”等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到如今的中国，人们愿意将各种“美誉”戴到迪伦的头上。现在，他的头上又多了一项诺奖桂冠。

不知道鲍勃·迪伦对自己得到诺奖会怎么看。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想起马丁·路德·金，在后者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前，他有过献歌。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想起萨特，后者拒绝了诺奖。他们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精神象征，青年的、反叛的、维权的、革命的。

世人对这些革命者的了解已经流于符号的意义。就像鲍勃·迪伦的几十张唱片，没有多少人了解，但他将在文明的天幕上永远闪耀。据说中国人知道鲍勃·迪伦的源头是：1，电影《阿甘正传》中，两次出现琼·贝兹翻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的镜头；2，在《音乐天堂》等英语有声教材中，常常收录了《答案在风中飘》；3，在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这两本热门文化著作中，有鲍勃·迪伦的名字。对一般人来说，这就够了。

有人说过，革命是不朽的。

我在近年的写作中多有怀旧，对鲍勃·迪伦的涉笔也就多了起来。《大时间》中的两卦，需卦和旅卦都收了他的《答案在风中飘》，细心的编辑发现了重复，删去了一处。

鲍勃·迪伦是需卦人。

“水天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需卦时空是一个需要等待的时空。漫长的等待，对鲍勃·迪伦来说如是。对另一个需卦人，诺奖的获得者布罗茨基也如是。布罗茨基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讲台上感慨：“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听鲍勃·迪伦说，“面对自己，比面对一代人更难。”“我年轻的时候很世故，现在我比那时年轻。”是的，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