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磨铁读诗会联合举办的主题对谈——“跨越语言的诗意:中国新诗百年与翻译”在京师大厦三层第五会议室顺利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与诗人、翻译家树才先生联袂主持。主题对话前,各位外国诗人与中国诗人两两搭档,就个人诗作在国际写作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面对面互译。参与对谈的外国诗人有:安妮·费赫特(Anne Vegter)、安妮柯·布拉辛哈(Anneke Brassinga)、娜塔莉亚·阿扎洛娃(Natalia Azarova)、斯维特兰娜、纳吉文·达尔维什(Najwan Darwish)、阿里·卡德伦(Alí Calderón)、冯海城(Igor Redev)、巴斯·夸克曼(Bas Kwakman),中国诗人沈浩波、李少君、朵渔、朱朱、吕约、安琪、明迪与会。
张柠教授首先致辞,他认为,诗歌翻译是不同语言诗意的相遇,此次讨论的主题是诗歌交流和理解的技术。“翻译,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文本是透过翻译文本,我才读懂它的原文,”树才以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作为引子,提纲挈领,第一:翻译要翻译本质。诗有具体的语言形式,所以诗歌译者是要有专门的、特别的任务;第二,翻译是一种形式。也许诗人用语言创作诗歌的行为无法翻译,但既然翻译是一种形式,而语言创造最后也是一个形式,那么语言创造出来的形式的可能性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诗人李少君以两首互译的诗为例,谈到了他在两天翻译过程中的收获。一首是巴斯·夸克曼翻译他的《傍晚》,在译诗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角度,另一首是他翻译达尔维什的《耶路撒冷》,他借用莎士比亚表达愤怒的方式,这是他的初次体验。
安妮柯·布拉辛哈表示,朱朱的《寄北》与李少君的诗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中国诗人的诗歌和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或者说我自己的境遇很相像,有时创作灵感的来源也很相像。”她谈到了诗歌创作上的一些共同心理。
诗人安妮柯·布拉辛哈
诗人吕约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对方诗歌的本质和风格。”她以《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为例,谈到:“诗人比一般的翻译家更能迅速抓住诗歌暗含的秘密,我们诗人互相知道对方的秘密,却不轻易地说出来。”此外吕约还针对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与外国诗人进行了交流,比如中外诗人总是不约而同地书写相似的死亡主题。此外,汉语诗歌中的主语缺位,给法语翻译造成的困难也引起了他们关注。
诗人安琪谈到了翻译的感受——一句妙译的归属。并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到诗人介入诗歌翻译更受读者偏爱,并以阿多尼斯为例,说明翻译的力量。
娜塔莉亚·阿扎洛娃对这两天的诗歌互译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她说,互译中她和各国诗人组成了一个大团队,用俄语、英语、中文、荷兰语、马其顿语共同翻译一首诗。这就形成了一个诗歌场,“诗歌场中每一个人都能探求到那首诗歌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意境,并且可以被非常好得翻译出来。”
汪剑钊从翻译家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翻译的边界问题。他认为,这种边界首先应该限定在原文给出的意义上,哪怕是多意性的,也是对原文的体现,如果翻译中出现了原文中没有的表达,“严格说起来那就不是翻译了,你不要说那是翻译,你可以说这是你的创作。”汪剑钊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界,这种没有边界的翻译现象实际很严重,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误导了中国读者。”所以,“译诗是一场冒险的恋爱”。
巴斯·夸克曼谈到了读和译的体验。他表示,现在读诗的人比写诗的人少得多,因此必须得“勾引”更多的人来读诗。他还谈到了诗歌传播“墙内开花墙外香”,诗人在本土与域外的接受程度大相径庭,所以应该尽可能地推广本国所有诗人,让其他国家的读者有更多选择。
诗人巴斯·夸克曼
来自墨西哥的诗人阿里·卡德伦激情洋溢地谈起西班牙语诗歌的繁荣场面,他说:“现在是西班牙语诗歌的黄金时代,我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而高兴。翻译可以是一坐桥梁,可以让陌生文化和传统互相了解。”
纳吉文·达尔维什谈到了诗歌翻译中西方中心主义无处不在的影响。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最活跃的那三四个阿拉伯诗人并不是他们最好的诗人,但他们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认同。“充满反讽的是,我们在讨论或者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我们运用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他还提出要以平衡的态度来进步,建立一些新的框架。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表示,中国诗人们对翻译问题的关注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现在我们反观那个时代,如果用一种粗鲁的方式说那时政治统领一切,文化是一片沙漠,那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那时就有一些有良心的翻译家、学者在为翻译事业努力。”50年代,《世界文学》就发表过类似于波德莱尔这样诗人的诗作,这对那时的中国写作者和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诗歌历史的现实在一段时间里,某种程度上是由外国的优秀诗歌引领着,走过了一段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诗人之间有时候会打架,但中国诗人碰到外国诗人,或者翻译家一般都非常有礼貌。”他还表示,“我本人长期关注东欧诗歌,所以关于欧美中心主义的问题,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努力要打破它。我们介绍了好多所谓的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文学到中国,我们做过阿拉伯当代诗歌专辑,做过大量的东欧诗歌的小辑,我本人对所谓的‘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持一种坚决怀疑的态度。”
明迪则批评了另一种现象,“我们中国读者和译者太迷信所谓的经典了,不太注重当下70后、80后的诗人,我们不断炒作那些经典,反复地翻译,我们需要一种警惕。”她认为中国新诗需要翻译带来“新的语言方式,新的表达方式,新的写作方式”,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美新诗的出现。
树才认为,“诗人译诗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两端如何平衡。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平衡,你的理解力与创造力之间的平衡。”他呼应了明迪的观点,强调百年新诗的压力首先来自于汉语的内部。“百年新诗,诗歌对于百年新诗的贡献还不是诗本身,诗给白话文基础的汉语带来了能够产生新的句式、新的表达形式的可能性空间,这是最大的贡献。”
最后,张柠教授针对诗人与翻译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就诗歌翻译语言的使用问题、诗以及究竟由谁来翻译的问题、中外诗人在交流过程产生的新问题,以及世界范围内诗歌的传播和接收的问题等进行了十分精辟的点评。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这一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它只是一个开始,相信有了翻译的助力,各种语言的交融,新诗的局面方兴未艾。
安妮‧費赫特(Anne Vegter),荷兰桂冠诗人。
安妮柯·布拉辛哈(Anneke Brassinga),荷兰重量级诗人,翻译家。
娜塔莉亚·阿扎洛娃(Natalia Azarova ),俄罗斯诗人,翻译家,俄罗斯社科院世界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巴斯·夸克曼(Bas Kwakman),荷兰视觉艺术家,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总监。
纳吉文• 达尔维什(Najwan Darwish ),阿拉伯语青年诗人。巴勒斯坦文学节顾问。
阿里·卡德隆Alí Calderón,墨西哥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曾任 “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主席。
冯海城(Igor Redev),马其顿汉学家,翻译家。
斯维特兰娜.波恰维尔(Svetlana Bochaver),俄罗斯语言学家。(娜塔莉娅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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