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诗歌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着的。因为每一首诗诞生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和文化语域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无法以一个固定的审美判断模式来框套出孰优孰劣。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如果把优秀诗歌区分为“好诗”、“重要的诗”与“伟大的诗”，可能会使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更深一层。

所谓“好诗”，应该是“文从字顺、情感明晰、结构完备”的诗歌作品。这类诗歌在市面上较为常见，大凡有一定的文学历练、有成熟的文学认知的人，都能创作出一些“好诗”。这些“好诗”能给人阅读的快慰、情感的激荡和思想的启迪，毫无疑问是有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不过，市面上常见的“好诗”，往往因个性不充分，而很难被文学史所接纳。

所谓“重要的诗”，就是在思想的凸显和形式的创格上都有独到表现的质量优异之诗，这类诗歌往往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引领风潮，产生突出影响，成为那一时期相互传阅、纷纷习摹的文本范本。比如不少1980年代较为成熟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等。可以肯定地说，“重要的诗”往往是有文学史意义的诗歌。

所谓“伟大的诗”，是指那些不仅体现了时代的风潮和历史的迁变，而且还能抵达哲学和文化的高度，散发着经久不息的艺术光芒的诗。如屈原《离骚》、李白《蜀道难》、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艾略特《荒原》等。这些诗歌美学价值极高，具有相对永恒的文学经典意义。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指出，一首真正的好诗，应该在结构、语言、情感和思想上都是尽善尽美的。因此，我给好诗制定了这样一个公式：

好诗 = 精巧的结构 + 优美的文字 + 真挚的情感 + （深刻的思想）

如果一首诗能同时拥有这四种要素，那么这样的诗歌必定是一首优异之作。当然，也有些诗歌可能拥有异常丰富而真挚的情感，但不一定蕴涵着某种深刻的思想，这类作品在近百年新诗史上也不乏其例，这样的诗歌也在好诗行列，因此我将“深刻的思想”一项加上了括号。必须承认，百年中国新诗史上，并不缺乏为人称道的“好诗”。尤其到了新世纪之后，随着读者对新诗阅读体验的不断积累、新诗美学认知的日益普及和新诗创作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好诗”的出现频率在不断走高。

与“好诗”数量不少的状态相比，百年新诗史上，有着独特诗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诗人与诗作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具有突出文学史价值的“重要的诗”并不丰厚。在我眼里，“重要的诗”应该是指那些“好诗”中的“好诗”，既有艺术的高度，还有历史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更重要的，它必须有独创性，在艺术形式的设置、诗歌语言的构筑和思想意蕴的彰显上，都有难以复制的独到之处。李金发《弃妇》、卞之琳《断章》、徐志摩《再别康桥》、穆旦《诗八首》、冯至《十四行集》、北岛《回答》等，都可划归“重要的诗”之列。

“伟大的诗”不仅体现着形式和语言上的独创性，思想和情感表达上的丰富性，更体现着一种气象万千、韵味无垠的“综合性”。历史的踪迹、哲学的底蕴、宗教的深意、文化的内涵，都将在这里集结，“伟大的诗”由此成为人类精神的“综合性”呈现与折射。客观地说，百年来的中国新诗能归入这类“伟大的诗”之列的作品，至今尚未诞生，这是令人遗憾的。

张德明，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