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2015年第9期，权当加入中国诗歌网自我介绍）

北大，你好！/北大，我们向你报到！/从这带着乡音的第一声问候，/你可听得出我们的心儿在怦怦地跳？/可辨得出谁来自岭南、塞北、河套？……，……
——摘自《北京文艺》1978年10月号首发拙作《北大，我们向你报到》头一段

1978年的春天，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批新生——1977级新生，我第一次从南海之滨来到祖国首都，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口气写下了题为《北大，我们向你报到》的诗稿。在图书馆查到《北京文艺》（后改名《北京文学》）的地址后，直接寄给“编辑同志收”。后来有一天，陈建功同学到北京市文联听会回来，给我捎回两册新出版的《北京文艺》，说：“李矗，你的大作发表了！”
这就是我入学北大之后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我在首都文艺刊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毕竟是一首即兴之作，在艺术上乏善可陈。然而，作为七七级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们”，却具有某种历史纪念的意义。它虽然粗糙平直，但真实畅快地表现了“我”和“我们”入学时的“豪情壮志”和“共同心声”。
作为七七级入学后在首都文艺刊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首诗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和同学们的创作热情。我们文学七七级四十多个同学，入学前大多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有的同学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然而，入学之后，大家似乎都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再加上系领导一再宣示“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的“定向培养原则”，同学们大多被引导专注于对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研修上。然而，这“首发命中”的激励，使我一发而不可收！在读期间，我写下了一百五十多首诗稿，在《北京文学》《青春》等杂志发表了长诗《春水传》《升起，人的太阳！》《冰之爱》等。我的诗集《未名湖之恋》的绝大部分作品，也都是在校园里写下的。《北京文学》还陆续发表了陈建功同学的短篇小说《萱草的眼泪》《京西有个骚鞑子》《丹凤眼》、中篇小说《飘失的花头巾》等多篇作品，还有其他好几个同学的作品。其中，《飘失的花头巾》影响最大。这期间，同学们还创办了《早晨》《未名湖》《这一代》等校园刊物。一时间，编刊物，出墙报，印小册子，写诗的，写评论的，编小说的，搞戏剧的，竞相踊跃，蔚成风气。
更值得感念的是，这首诗还增进了我和中文系老师们的师生情谊。与我这首诗同时刊登在《北京文艺》10月号的，还有北大中文系谢冕老师的一篇小说评论《迟到的第一名——评<森林里来的孩子>》。缘此以后，谢冕老师和系里其他老师对我这个“直来直去”的名字留下了很深印象，颇多关照和期许。在校期间，谢冕老师和洪子诚老师推荐我参加了诗歌理论丛刊《诗探索》的编辑工作，我为该刊撰写了多篇诗评。我撰写的诗评《诗人，应该这样说》，登上了核心期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一期(这也是文学七七级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努力反映时代的新潮热浪——论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兼与有关论者商榷》，经指导老师严家炎先生推荐，发表在文学丛刊《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一期(这也是文学七七级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毕业离校多年后，我在组织编撰大型文学辞书《中国文学之最》时，谢冕老师欣然与我共同担任主编，袁行霈、严家炎、洪子诚、孙玉石、温儒敏等多位老师出任顾问或编委，鼎力相助，使这部150多万字的“大部头”得以顺利出版。
诗作是10月发表的，但稿费单延至11月才寄到学校，金额：13元。收到稿费那天刚好是星期六，我请同寝室五个同学到甘家口一个餐厅小“嘬”了一顿。我查看当年的日记，共花了3元5角钱。哈哈！
【附录】作者简介
李矗，笔名李束、李拔、李挺拔、李三直、直言如意，广东吴川人。北京大学1977级中文系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后又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法律专业。曾任法制日报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人民网”列为“传媒智库”专家：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45761/index.html。已出版个人作品有诗集《未名湖之恋》、多幕历史剧《曙色曚昽的早晨》、文学论著《立体文学论》、新闻传播学论著《法制新闻报道概说》《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小说与纪实文集《中央门银行抢劫案》《当代法案大观》；合著有《二十一世纪大眺望——中国记者十人谈》《未来一百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主编有大型辞书《中国文学之最》《中国新闻学之最》《中外法学之最》、大型丛书《中国普法之歌》系列6卷、《人与法》系列9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