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汉语诗歌而言，从以《诗经》为发端，以格律诗为典型形态的古典诗词，到“节无定句、句无定顿、可押韵可不押韵”的白话“自由诗”的转变，确实是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命。到今天为止，尽管刚满百岁的白话新诗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上，还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汉语诗歌的主流形式再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古典”形态。汉语新诗的方向之所以不可逆，是因为在过去的100年里，现代白话作为汉语的书面语，已经彻底战胜了长期占据汉语书面语中心位置的文言。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所指的“语言”，应该是在作家生活的时代里人际交往中（书面的或口头的）被广泛使用的“活着”的语言。在汉语文言的书面交际功能被现代白话取代之后，把现代白话作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写作的主体语言，是现代文学必然的选择。在今天，面对少数人对白话新诗替代古典诗词合法性的质疑，如果要论证现代汉诗绝对不应该走复古之路的话，“现代文学必须把现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论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诗可以与中国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一刀两断。相反，汉语新诗要想健康发展，还必须时时回顾这一传统，并不断从中吸收营养，找寻灵感，汲取经验，因为这个传统堪称博大精深，可以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

二

实际上，当我们强调“现代文学必须把现代汉语作为自己的主体语言”时，不得不面对的历史：100年前，创造了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体——现代白话文，并帮助它打败文言文的主力军，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起步的时候，没有一套成熟的现代汉语供它使用，它与现代白话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在以“国语的文学创造文学的国语”的过程中，现代白话诗歌更是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在与文言文学进行白刃战的过程中，新诗采取的战术，则是最大限度地与古典汉语诗歌划清界线。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胡适当年的“八不主义”宣言就十分清楚了。应该说，为了打倒占据汉语书面语核心地位1000多年的文言，尽快确立现代白话的正统地位，白话诗歌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是必要的，事后证明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白话诗歌的“诗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用当时批评白话诗歌的人的话讲，就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

如果站在审美立场上看的话，我们发现，被胡适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古代文言，实际上是一种十分优雅与唯美的语言，其简洁、含蓄的表现方式，其对音律与节奏，语气与文势的执著追求，其独特的用典、用事、对偶、比兴等修辞手法，不仅不与文学相隔膜，甚至特别适合于文学。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因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套语言在营造诗性方面的潜力。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这样一套充满诗性的语言，却越来越不适应进步知识分子用来输入新科学、新观念，进行大众启蒙与社会改良的需要。因此，它的悲剧性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到了五四前后，为了一个比文学更重要的、更高的目的，书面语言必须尽量地向口语靠拢，只适合于文学表达而不利于接纳新知识、新观念，不利于大众启蒙的古代文言必然要被放弃，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中达成了共识。他们同时还认为，新的语言不能靠语言学家创造，而是必须借助于文学家之手，这就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真实语境。

然而，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当白话与文言的较量有了结果之后，以“胡适体”为代表的新诗在艺术上的缺陷很快受到广泛的诟病。而新生的白话诗歌要想在语言上走向成熟，使自己整体的艺术水平与汉语诗歌传统匹配，则需要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实际上是白话汉语诗歌摆脱初期的幼稚、直白、粗陋，追求从容、蕴藉、细腻时曾经倚重的重要资源。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汉语诗歌深厚的艺术传统，支撑着白话新诗走出了最初的危机，在完成了其语言学使命之后，在艺术上也很快站稳了脚跟。

三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再去争论现代白话诗歌究竟像不像诗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试图反思五四新文学过于激进的文化立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时，认为汉语诗歌应当抛弃白话诗歌这一形式，重返古典诗词文本形态的人，也是极少数。

然而，当下的新诗仍然充满危机。人们发现，汉语新诗的创作与欣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成为极少数人十分专业化的行为，无论是诗歌的形式，还是表达的内容，都离人们（甚至包括诗歌作者自己）日常的情感与思想状态越来越远。许多写“白话诗歌”的人，却整天端着一副诗人的架子，挖空心思地寻找惊世骇俗的思想情感与表达方式。这种状态，恐怕是当初攻击旧体诗词并提倡“新诗”创作的胡适等人完全始料未及的。

新诗的这种状态，不但与当年发动文学革命的先辈们的“初心”相去甚远，而且也与汉语诗歌自身的固有传统格格不入。在白话新诗占据汉语诗歌主流之后，个别人的旧体诗词写作实践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们发现，与新诗的写作状态相比，被当年胡适等人斥为脱离现实、空洞无物的旧体诗词的写作，似乎更能够将诗人的创作活动与其日常经验很好地融为一体。对于不少写旧体诗词的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发现、感动、感悟，似乎都可以迅速转化为诗作。他们将旧体诗词的写作完全当成了思想情感表达的自然而然的需要，根本不在乎是否有诗人的名分与诗人的气派。

旧体诗词写作的这种“业余”状态，许多自诩为专业作家的新诗作者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学史上，这恰恰是一种常态。包括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流芳千古的大诗人在内，许许多多的古代作者，都不是以诗人为职业的，他们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他们从政、治家、社会交际、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所产生的思想以及所体验的情感的真实记录，诗对他们因此是一种日常言志抒情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不是刻意的“创作”。唯其如此，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才是一个诗人层出不穷、诗歌层出不穷、诗歌读者层出不穷的“诗的国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使诗歌写作回归日常生活，正是回到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中。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的吟唱，其实是汉语诗歌的真谛所在，也是其真正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在。这种诗歌传统，对于校正当今汉语新诗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它走出面临的困境，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