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通常隐身于作品的背后，杂志的背后，书的背后。编辑的劳作通常被称作“为他人做嫁衣”。《世界文学》的编辑也不例外。在《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之际，我们也请编辑们走到台前，讲讲选编《世界文学》创刊65周年纪念文集的甘苦与心得。

诗歌，记忆，初春的祝福

——《我歌唱的理由》后记

高兴

我们总在忙碌，我们似乎越来越忙碌。忙碌中，时间是不知不觉的，心理是紧张纠结的。这时，一支歌，或者一首诗，兴许能让我们进入片刻的宁静。初春，当我再次读到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时，我便沉浸于那片刻的宁静：

春天回来了。大地

像个女孩读过许多诗篇；

许多，啊许多……她得到奖励

为了长期学习的辛酸

……

那宁静是贴心的，是舒展的，是令人醒悟的，也是让人回溯的。宁静中，我忽然意识到，春天真的已经来临。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在莫名的感动中，我竟翻出了从前的一些文字。那些亲爱的文字，尽管有着缺陷和稚嫩，可我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改动。就让它们保持最初的样子吧。起码，可以帮助我暂时回到过去。时常，心里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其实只有过去。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在走向过去。 

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我曾译过她的一首机智又有趣的短诗《三个最古怪的词》：

当我读出“未来”这一词时，

第一个音节已属于过去。

当我读出“寂静”这一词时，

寂静已被我破坏。 

当我读出“虚无”这一词时，

我制造出某种事物，虚无难以把握。 

一开始，女诗人就试图消解一个虚拟的时间维度：未来。想想也是。倘若时间总在流逝，那么，哪里还有现在？哪里还有未来？这特别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但希姆博尔斯卡仿佛决绝地说：就连虚无都值得怀疑。

幸好还有记忆，幸好还有记忆储存的痕迹，我们的人生才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我们的劳作也才有了真真切切的依据和动力。因此，任何写作，包括诗歌写作，严格而言，都是记忆写作。而所有的想象，究其根本，都是记忆的启示，拓展，蔓延，和发挥。因此，文学，也可以说，就是一门记忆艺术。活着，并且记住，并且将一切难忘的痕迹用文字艺术地呈现出来，这是写作者的责任，也是阅读者的幸福。阅读时，同样是记忆，让共鸣和感动成为可能。

而此刻，记忆和诗歌，诗歌和记忆，已完全融为一体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不少诗歌都是从《世界文学》读到的。坦率地说，当时，有些诗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就是觉得美和好，就是愿意反复地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不同时间读，都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优秀的诗歌文本，正需要经得起反复阅读，且常常能激发起读者的心灵互动。这几乎成为一项审美标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世界文学》的不少诗作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世界文学》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农作物和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谈到《世界文学》的诗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写道：

可以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希门内斯等等世界杰出诗人的诗篇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阿波利奈尔、埃利蒂斯、阿莱克桑德莱、米沃什、勃莱、博尔赫斯等等诗歌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诗歌的力量，在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是如此的显著，如此的巨大。甚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依然处于人们阅读生活的中心。就连约会，恋人们都往往会手捧着一册诗集。广播里和电影中也都会不时地响起诗歌的声音。“当你的眼睑发暗，也许是因为困乏，/我将点燃双手/把你奉献，像献出我的一个发现，/仿佛上帝正一无所有。”（霍朗《恋歌》）诗歌的力量，有时，就如同爱的力量，神奇，而美好。

创刊至今，《世界文学》一直和诗歌有着紧密的、恒久的关联。前辈编辑和编委中，冯至先生，陈敬容先生，戈宝权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邹荻帆先生，罗大冈先生，李光鉴先生……都是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诗歌，同小说和散文一道，成为《世界文学》三大品牌栏目。几乎每期，读者都能在《世界文学》遇见一些闪光的诗人和诗篇。有些读者，尤其是那些诗歌写作者，甚至就冲着诗歌而捧起了《世界文学》。因此，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我又接着写道：“可以说，没有诗歌，《世界文学》也就会变得残缺，狭隘，少了份光泽，缺了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么，《世界文学》中的诗歌，也就是译诗，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诗人车前子承认：“译诗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隐秘部分，是可以和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相对应的。译诗影响、参与和共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也影响、参与和共建了译诗。”车前子甚至断言：“当代汉语诗人没有不受到过译诗影响。”

这其实从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文学》中的诗歌存在的深长意味和基本理由。

六十多年，三百余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无疑已经绘制出一幅世界诗歌地图。山峰，丘陵，河流，路途，森林，湖泊……各式风貌，各种形势，各类气候，应有尽有。抒情的，沉思的，精致的，玄妙的，拙朴的，传统的，前卫的，实验的，清晰的，朦胧的，深沉内向的，热烈奔放的，机智幽默的，轻盈的，厚重的，注重意象提炼的，捕捉日常瞬间的，深入内心世界的，揭示人性幽微的，富含宗教意味和神秘气息的，指向人类高度和宇宙本质的……各种声音，各种味道，各种手法，无所不包。但由于篇幅和版权等缘由，我们仅仅将编选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并且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二十七名诗人的短诗上。依照车前子的说法，一个诗人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编选《我歌唱的理由》，就有点像是诗歌联合国召集了一场诗歌国际会议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编选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经典性，又看重代表性和丰富性，既注重诗人地位，同样也重视译诗水准。译者中大多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其中许多身兼诗人和译者双重身份。一流的诗人，一流的诗作，一流的译笔，成就一本别具魅力的诗选集。这起码是我们的艺术追求。

诗歌阅读最美妙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对此，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回答。思考此问题时，俄罗斯诗人勃洛克的诗歌《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忽然在我耳边轻轻响起，仿佛回应，又像是拯救：

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

向你飘去，你也和它们一起飘，

你将自己投入——我们不解的、

蔚蓝色的梦的怀抱。

在你面前不尽地展现

大海、田野、山峦、森林，

鸟儿在自由的高空彼此呼唤，

云雾升腾，天穹泛起红晕。

而在这地面上，尘埃里，卑贱中，

他瞬间看到了你不朽的面容，

默默无闻的奴仆充满着灵感，

歌颂你，你对他却置若罔闻。

在人群中你不会将他识辨，

不会赏赐他一丝笑影，

当时，这不自由的人正在后面追望，

刹那间品味到你的永恒。

我多么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这部诗选时，也能随着那一道道“透明的、不可名状的影子”一起飘，将自己投入“蔚蓝色的梦的怀抱”，并且，如果足够专注，足够幸运，也能在刹那间品味到诗歌的永恒，和无尽的美好！

如此看来，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记忆，也是祝福，初春的祝福。

2018年初春于北京

【作者介绍】

高兴，诗人，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出生于江南古城吴江，现为《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访问学者、翻译家和外交官身份在欧美数十个国家访问、生活和工作。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等大型外国文学图书。主要译著有《凡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等。2016年出版诗歌和译诗合集《忧伤的恋歌》。作品曾被收入几十种选本，并被译成英语、俄语、孟加拉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亚美尼亚语、荷兰语、波斯语、越南语、蒙古语等。曾获得中国当代诗歌奖翻译奖、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蔡文姬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