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极其常见的观点认为：散文诗介于散文与诗之间，具有散文与诗的双重表征。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浅陋的观点。散文诗别是一格，它是独立于散文与诗之外的一种体裁，尽管它最终的精神导向是诗，但它却并非诗的附庸，而所谓“散文的”则更是话外之谈，不是散文诗题中应有之义。散文诗有它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所在，这种精神和气质根植于人类性情的萧散以及诗意栖居的理想欲求。说到底，它的出现乃是艺术之神对汲汲于存在之镜像的人类心灵感应的一种无限靠近，是一种基于心理同构的文学抚慰，是一种原始性的精神款待。

对于散文诗的传统问题，存在着认可与怀疑两种观点。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我仍想指出的是，既然散文诗根植于人类性情的萧散和诗意栖居的理想欲求，那么这种共通的人性体验在前人那里也一定存在着。也就是说，从当下的视野来考究，散文诗一定同时具有古典性和现代性，也唯有如此，散文诗才能打通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之维。当然，真正达到这种体验高峰的人是极其罕见的。从中国的古典进行追溯，我觉得第一人当推陶渊明，其《归去来兮辞》可以推为这种体验的典范之作。陶渊明的生命境界由忧勤转为洒落，是他对作为存在的个体进行自我体认之后的一种回归。在他的生命意识中，不失此生是一种追求，而纵浪大化才是其隐隐闪烁的精神根柢。他之归隐，是人性觉醒之后的真我选择。由人性本真而生衍情感，其诗文的“游牧”一定与本真的情性相通。《归去来兮辞》就是对散文诗独特气质的一次完美呈现。其次，李白的某些歌行体，苏轼的某些诗性散文也是这种体验的绝佳演绎。不过，李白歌行体中激越的抒情成份对于散文诗的萧散是一种催化，而苏轼散文中旷达的意味却正是诗意栖居的思辨诉求。当然，在这里也只是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对散文诗精神的一种打通，而并非要为散文诗寻找一个古典的传统。现代性的散文诗，国外多追溯到波德莱尔，中国多追溯到鲁迅。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一种纵向切割。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现代性。以这样一种观点来衡量，现代性的散文诗也一定很久远。只不过波德莱尔和鲁迅在时间轴上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原点罢了。

前人的写作为散文诗定下来两条诞生的路径。其一是自由自在地言志抒情，其二是优哉游哉地谈玄论道。而更多情况下，写作者则将此二者融为一炉。这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写作方式。不可否认，这种路径的写作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并且借由这一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也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但进入当下这一时间的刻点，它已很容易让人陷入审美疲劳。因此，扩大散文诗的表现范围和拓宽的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散文诗写作的一种亟需。审美的激变并非易事，但表现范围的扩大和手法的多元却可以随时进入探察和勘求。

我对散文诗的尝试发端于2006年。尽管时移十载，但这一体式的文本却并不多，文质相宜者就更如凤毛麟角。这一方面缘于写作上的心有旁骛，另一方面也缘于散文诗的写作非如拾芥之易。那些认为“散文诗是在散文与诗之间的游移，写作起来有很大自由”的人，对散文诗的写作必定没有临履之忧。散文诗的写作成如容易却艰辛，因为要把握好它的本体和独到的精神气质就非常不容易。

2017年2月11日，深圳

注：此文为作者散文诗集《无限颂》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