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接受的多端变频与海量产出特点，连同不断看涨的“自我推销”，使得现代诗的“可靠性”经常处于“游移”之中。故而现代诗接受的正常化与高质量实现，少不了要依赖不可或缺的经典化过程。现代诗的潮水般涨落总是比其他文类更加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也由于接受中良莠难辨，薰莸同器，众多“误读”成为普遍“行规”而司空见惯，这就加剧现代诗接受不断要重临严峻环节——筛选与淘汰的反复工序，有如安装在自来水管道的过滤装置，经由各种软化、磁化、矿化、电解、膜分离手段，达到水质的净化、提纯。

现在，人们一谈起经典，几乎不约而同要提及卡尔维诺的关于经典的十四种定义。通俗地说，经典就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具有恒久的价值。时间（历史）长度几乎成了经典取舍的第一个尺度， 但历史维度只是“金标准”的一半，如果历史维度加上空间维度（区域、流派、社团、风格等）的横向参数比较与“监控”，经典价值无疑增加了保险。但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合议庭”，最终授权还得回到读者的“陪审团”，确切地说，经典的确证，取决于历史化的庞大的陪审团的“裁决”。

新诗、现代诗，其经典化过程依然“山重水复”，十分吃力。经常是，遴选新诗、现代诗的经典尺度十分明确，当触到“边界”时却变得模糊；经典的内涵十分饱满，外延竟相当疏离；经典的理念不可撼动，但操作层面上却“节外生枝”。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现代诗这一精灵鬼的刁钻习性：产量巨大，良莠难辨；多头标准，“范式”走样；超速嬗替、频率过快，无以在短时期形成共享；尤其接受胃口多变，仁智各见，众口难调，导致相对主义到处泛滥。各种干扰因素：资本的、情谊的、权利的、程序的、观念的、话语的加入，造成种种波动与质变，这也是当代新诗、现代诗经典化反复折腾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诗有不少所谓经典，因意识形态助力而鹊声四起，一时走红，但最终还得落入明日黄花的归途。历史文化权重大大超乎审美权重的不良后果，势必导致后来接二连三的“翻案”；长期被埋没的杰出文本（如穆旦《诗八首》），最后还是众望所归，重见天日。最有意思的是诗人的自我淘汰，铁面无私：1925年版《志摩的诗》收入《沙杨那拉十八首》，三年之后重印时，竟勇敢毙掉前面十七首，只留最后一首，终成正果。同样，《康桥再会吧》再版时也被诗人果断砍掉，另作《再别康桥》——整整比《康桥再会吧》减少近五分之四篇幅。试想，要是徐志摩不对自己自戕自杀，“康桥”的流水还会流传至今吗？

有鉴于此，近年《扬子江诗刊》汲取经典“变数”的教训，努力进行一场重建经典的努力。例如对应于古诗十九首，它首开《新诗十九首》的筛选、甄拔。当时间积累到一定长度时，相信在各种经典“网眼”的筛选下，经典、准经典的“名单”有望更具说服力地浮出水面。现代新诗的经典化绝对不是简单的加减，它既是历史化过程，又是当代化进程。

一般而言，经典化主要通过三大渠道：教化普及、传播推广、遴选到位。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其中涉及诸多具体环节：选本、年鉴、教材、史料、奖项、教学等相互促进，形成各种分力的总和。其中，可能某几种分力过于羸弱，被某几种强大分力“吃掉”，可能某几种分力势均力敌，最后会取得某种妥协的“平均值”；可能某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一下子凝集而迅速提升始料未及的价值效应，并且放大了结果；可能某一种权威机制，有意无意遮蔽了一个伟大的生命；也可能是，萌芽中的经典，藏之“深山”，经过漫长的耐心等待、最终才熬出头来。有人会忧虑：过早、过分的当代化，因多种因素干扰，会冲击经典的真正形成。其实这些都是杞人忧天，我们要坚信历史的总体合力，具有自洽性的清洁能力，最终的经典化会越来越接近公正。

经典化有各种手段，多数时候采用的是模糊化的方式。近二十年来，武汉大学王兆鹏团队发现定性分析容易产生某些偏袒弊端，遂改为较客观的计量分析。借鉴客观计量，排除“印象”“感受”“直觉”带来的人为争讼，提供更令人信服的参数，作为有说服力的依据，比如文本进入视频次数、朗诵次数、选本次数、评论次数、教科书次数、学位论文次数、研讨次数、播送次数、转载次数、引用次数等等，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尽管当代时间流变短暂，量化数据积累单薄，琐细繁杂，不过只要有做冷板凳的功夫，借助互联网技术，总会在资料与数据的实证中，避免主观干扰与非诗干扰。再比如引入相关的“大数据概念”：“一些数据，在传统观念看来与所要研究的问题可能毫不相干，但是许多不相干的信息在一起就会形成集成效应，会形成你所想象不到的因果关系和证据链。”将“因果关系和证据链”纳入经典化的“检索”系统，不乏是一个重要途径。具体可采纳的方法还有：函数（有序变化的关系）；概率（随机发生的可能性数值）；变量（无序变化中的频率、平均值、离散度）；以及坐标、几何结构图形、表格等等。

经典化过程，参照温德尔·V·哈里斯的理论概括，归结为七种功能 ：（1）提供范本、理想和灵感；（2）传播思想遗产；（3）创造共同的参照系；（4）作家与经典的互惠；（5）将理论合法化；（6）具有某种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7）起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功能 。而这些重要的功能似可聚集为霍布斯鲍姆的一句名言，叫做“发明的传统”。它通常呈现为一整套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特征；它标明了某种与过去的联系，但这种连续性往往是人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它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中被植入了新的传统。

 不妨说，经典就是否定与发现的传统，亦即发明的传统。这样的发明在闻一多《读骚杂记》中有一段妙语:“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如果说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可能会因时间愈久去事实愈远，那么真正的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则恰恰相反，时间愈久，对意蕴的阐发则会愈丰富愈深入。……每一时代总能在过去的伟大作品中发现某种新东西。”它实际上涉及经典化的“动态管理”。这也是近年有关“批评的经典性重估”与“群选性的经典更新”的讨论。

古典诗歌的经典化基本不成为问题，因为它早已拥有稳定的审美规范与接受规范。而现代新诗经典化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问题多多，笔者借此补充两条,也接受大家的批评：

一.现代诗经典化可同时建立两大流通渠道。一种是大众层面，呈现相对通俗、浅近的流行色；另一种是精英层面，对应于有一定诗歌训练、具备前沿、尖端历练的“无限少数人”。由于大众与精英、通俗与先锋，已经无法同时满足两种差距甚大的胃口，故而现代诗经典化最好考虑在诗歌王国实行“一国两制”——构建大众版经典与精英版经典，这样的版图应该更符合诗歌的接受现实。

二.现代诗经典化受到时空的掌控。理想的愿景是：时间上，考虑经典的时间“刻度”须有所标示，像好酒的年代记号一样，比如得经历二三十年时段才能跨过“资格赛”，经历半世纪的才算“正式注册”，以此来杜绝各种“炒作”，和你追我赶的短效 “排行榜”。空间上，则要确立越经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共同认可，越具经典成色，以此为时间性多加一道保险。

来源：原载《文艺报》2017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