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大实话

     公刘（1927-2003）
 
 

     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是桩难事。

    首先，我得把陌生（或部分陌生）的书稿至少通读两遍，达到分寸了然于心，这一件工作的劳动量已经很不小，何况我仅剩下一只左眼，戴镜视力复一年不如一年，如今已下降为0.4了。此其一。无奈我偏死板，不合潮流，还立了一条个人守则，绝不写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废话和矫情话。每为人撰序，主观上总想抓牢一个问题，既有具体对象，又有普遍意义，这样有感而发的议论，自忖虽未必中的，但让人能从正面触发点滴联想，或从反面汲取些许敎训，未始毫无益处。不过真的按“守则”行事，耗费脑力当属无疑的了。此其二。由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我辞谢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可能其中还有所开罪罢，但也顾不得了。

     前几天，我才将一部诗稿退还豫北山区某地的一位作者。这位作者几年来省吃俭用撙节下数千元，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末是买书号，自费出诗集，要末是替二老双亲修葺摇摇欲坠的农家危房。我回信劝他：千万不可图一时的虚名，招终身的遗恨，还是照料老人当紧，诗人就暂时缓当了罢。

      与此同时，我对这位诗痴的作品自然也认真读过，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估，即：多他这一本不显眼，少他这一本不抱憾。这类事情往往也令我忐忑不安，似乎自己变成了美国的“地下医生”，替什么理该当妈妈的妇女非法堕了胎。然而，仔细思量，二者到底不是一码事。对诗作者要求严一些，希望“婴儿”真正足月才生下来，而不是孱弱的早产儿，绝非出于恶意。

      陈运和的“方式”与上述豫北的那位青年诗人如出一辙，也是不等我表明态度，便一大包捅了过来，复晓之以乡谊，动之以友情，这一回，不遵命恐怕太不近人情了。那么，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可是，我要保留一项起码的自主权：不作违心之论。

      统观运和辑入的78首诗，我姑且谈一个总体印象，我觉得，除去《根》、《跑》、《历史，我熟悉他》、《不足为怪》、《出院时的诗，不再那么苍白》、《感触，在黎明时醒了》、《烟》、《寄托》等篇，其余大多是“璞”，必得假以时日，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方能现出美玉的本相，焕发逼人的光采。另外，还有几块纵有“暖日”也难“生烟”的顽石夹杂其间，如几首赠人之作，我以为，诗味都不足。

      人性的弱点是喜欢赞扬，那怕明知是假。我这里公开评论一位诗人的作品是“璞”，是不是轻慢，是不是侮辱？不！我不这样理解，我倒以为是一种本质上的肯定，一种诚挚的期冀。听话固然要听音，但尤其要听心。

      拿我作例子。我早年写的诗，可谓绝大部分是“璞”，而且直到今天，涂鸦整整半个世纪了，还不时有半成品出手。不单是我，即以更有修养，更有成就的卓然大家而言，也无法保证他不碰上“心中有而笔下无”，辞不尽意的尴尬局面。毛糙目涩的情况终归难免，不必大惊小怪。所谓“诗圣”、“诗仙”也者，难道不正是用了血、泪、汗搅拌生活的膏泥塑造起来的么？哪儿有百分之百的天生异秉！

      我切盼作者继续努力学习，努力劳动，一往情深，一往无前。“诗痴”，倘仅仅止于“痴”，是不足取的；不当痴处宜不痴，我指的是清醒地面对生活，生活中的愉悦，生活中的痛苦；清醒地面对自身，自身的长处，自身的缺欠。

这样一通大实话，居然充“序”，不知运和可情愿接受？

       1992.2.26 写于合肥  

(选自陈运和诗集《柳絮，飘飘洒洒》，南昌籍当代著名老诗人公刘代作序，易通出版社，1992年版，此文由《随笔》《新华文摘》转载，编入公刘著《公刘随笔：纸上声》701-7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