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启蒙了唐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烙印，在我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正因为忽略，所以今人在谈到诗歌时多只提“诗言志”、“诗缘情”，却很少有人提“诗缘政”。其实它们都是诗学的三个命题，所不同的是前两个命题从属于主观世界，后一个命题从属于客观世界。我们平常所说的“诗言志”，只不过是说诗歌写什么的问题，而“诗缘情”和“诗缘政”却都是说诗歌因什么而写的问题，三个命题说白了就是诗歌反映人的志向和思想，诗歌因人的思想感情而发，因社会的政治现实而作。笔者认为，无论是“诗言志”也好，还是“诗缘情”也好，最终总要归结于“诗缘政”。这是因为客观世界决定人的主观世界，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诗人及其作品的“志”和“情”，都来源于对“政”的态度和看法。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政治避而远之，大有谈“政”色变的形容和态度，其实我们无须对政治如此讳谟如深。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地球上就有了政治。任何时代、任何个人无不都是生活在一定时代的政治社会里面，各种思想无不都打上那一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烙印。诗歌也是一样，任何时代和社会的诗歌作品都是当时诗人对那一时代和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映。曾有人提出“诗歌痛苦起源学说”，也有人认为“愤怒出诗人”，其实人的七情六欲都可作为诗歌的创作动机和因缘，都可以出诗人和诗歌作品，归根结底都可在政治上找到原因：黑暗的政治使人痛苦，使人愤怒，于是有同情人民疾苦、反抗压迫的诗篇；开明的政治使人愉悦，使人感到幸福，因而有歌功颂德、赞扬太平盛世的诗篇……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无不都来源于政治。所以“诗缘政”应是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命题。
最近看了岭南诗社社长张汉松先生《关于当前诗歌创作的几点思考》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好，其中对现今我国社会现实的评价也非常客观中肯。文章写道：“当前，虽然国有不平，世有不公，但党和国家正在大力整治，现在绝大多数人衣食无忧，日子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走的路没有错。”回首看看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在新时代，讲着新时代的语言，用着高科技的产品，享受着新时代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张汉松语，下同）却“不愿意直面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以游离时代之外，自我标榜清高。有的把个人的境遇当作衡量时代好坏的标准，刻意去疏远这个时代，喜欢搜罗一些生僻词句写所谓空灵古韵，盲目追唐仿宋，给人‘假古董’的感觉。”自己本身忌讳政治，不满当今社会现实，还要千方百计在诗歌创作上诱导人绕开政治，脱离社会现实，片面追求风花雪月，玩弄内容空洞的华丽词藻，进而把诗人和诗歌引到邪路上去，使人变成飘然于世外的隐士：“但低头，笑指梅花蕊。”这不得不引起诗界和国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