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尚在青春期的时候，赫拉克利特的箴言曾深深震撼过我的心智。在此之前，我接受的教育中，最能令生命的形象完美的是“人之树”。那意味着，选对了落脚点之后，安静地生长，经历风雨的洗礼，不仅是自我塑造的最本源的方法，也是成就生命的意义的最理想的途径。但在赫拉克利特之后，大河动荡，心潮一旦涌动，就再也不会平息：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将新生托付给生命的追寻，也就意味着，朝向未知的世界，一方面不断磨砺自身的慧根，另一方面在充满不确定的追寻中锤炼生存的勇气。但是，人世诡谲，如果缺乏心性和机遇，我们的追寻很容易混同于形形色色的冒险。 

当然，精神的冒险，在特异的历史境遇里，有时也是必要的。事实上，假如作为一种选择摆在面前，我们很难判断心灵的追寻和精神的冒险，哪一个更符合我们的生命意愿。困惑的时候，或许《论语》中的历史情境能提供一些深刻的暗示，孔子的作为大约很难归入精神的冒险，他的人生轨迹可以堪称追寻的典范。从最朴素的角度讲，追寻的对象也许因人而异，因为在今天的处境下，它已不能简单地用真理作为说服他人的依据；但是追寻本身包含了一种信念：这荒谬的世界，我们能遭遇万物，并在这样的遭遇中有机会获得生命的觉悟，已近于宇宙的奇迹。对我而言，这样的信念只能残酷地体现在诗的书写中。 

人的追寻，涉及我们的存在境况中最隐秘的生命政治。最明显的，我们首先会遇到两类不同性质的追寻：以现实为界限的追寻，以内心为可能的追寻。这种追寻都从它们各自的角度丰富着我们，又撕裂着我们。将它们统一在个体之中，非常难得。除了运气，几乎没有别的解释。 

就例子而言，苏东坡的一生，不可谓不运气。甚至他的贬谪，都有可能是命运对他的才情的一种自动保护机制。作为诗人，以现今的尺度来衡量，苏东坡的追寻不够积极，缺乏一种果敢的主动性。但从另一个角度，异常难得的，他的追寻竟然融进了汉语自身的追寻中。他的消极体现的是一种更深的智慧，就好像在公开的语言场合中，他从未表明过，他本人已是汉语自身的追寻的一个对象。他处在汉语的出口的位置上，千年一遇；命运待他不薄，而他也没有辜负命运，汉语的命运。 

当代诗人则没他那么幸运，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处在开始的位置上；更糟糕的，我们并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也许出口就在附近，但灯下太黑了。“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T.S.艾略特用智者的自尊回击现代性的挑衅，将现代的虚无对我们的冒犯还给虚无本身。听上去，有镇定剂的效果。但是，就诗人的命运而言，频频处于这样的“结束”之中，会很容易堕入自我怜悯的陷阱。保持随时开始的能力，是诗对我们的最大的启发。保持随时结束的能力，是我们对诗给予我们的启迪的最大的回报。对诗人来说，拥有随时结束的能力，会令虚无心虚，对我们无计可施。 

更重要的，既然展开了生命的追寻，就意味着有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从传统的角度看，汉语的感受力中，世界始终是封闭的。道可道，非常道。世界是需要进入的，得道必须经由自我的省察，并信赖修辞的作为。这或许是中国思想最富有诗意的地方，也是它最能经得起时间磨损的地方。这和西方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对西方思想而言，最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世界始终是敞开的。按海德格尔的设想，假如没有人类自身的愚蠢作祟，没有历史之恶的遮蔽，世界原本是澄明的，始终充满本源性的机遇。意识到这样的分别，大约是我近年来从事“入门诗”系列写作的内在动因。 

另一方面，这些入门诗展示的也是一种生命的自我教育。在我们的生存中，世界被运作得太快了。这里面，也许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也许，它就是一种以我们自身的麻木为切口的乖张的欺骗。所以，入门诗系列看上去写得很温柔，触及和关注的仿佛都是世界的细节，但骨子里它们也都带有投枪的影子，是针对人世的堕落的连环反击。无论如何，无论有怎样的风格的迷惑，请记得，它们柔中带刚。 

从事物和认知的关系讲，特别是在诗歌面前，大胆地承认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世界，走进万物，也可归入一种最迫切的自我救赎。入门诗的文学动机并没有那么深奥，它们基本上都源于我们生存境况中的强烈的被剥夺的感受。对生命的机遇而言，在自我和存在的关系上，由于世界的加速运作，我们鲜有个人的时间在万物面前，停下自己的脚步。更遑论让自己的内心选择安静地和万物面对面了。 

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场合，我们都处于事物的外面。我们不仅很难有机缘走进万物的角度，而且事实上，也很少有时间走进自己的内心。我们以为我们懂得很多，但书写这些“入门诗”，让我强烈地感触到，我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苏格拉底的鞭策：我们事实上已很无知。我们陷入的，是近乎一个单向循环的怪圈：我们知道得越多，越无知于我们很无知。 

新的认知假如还能开启的话，新的世界面貌注定只能基于我们坦然于自己的无知，并愧疚于我们尚在门外的处境。这样，通过书写入门系列诗，我或许可以留下一个事实：诗的本意即我们随时都可以换一个角度重新去接触这个世界，并与万物相处于生命的欣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