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讲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开场白会比较长，前面基本上是将一些话题的毛发梳理一番，让它们定定型，而最重要的话通常都放在最后。今天也遵循这个习惯吧。

　　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们开始热议当代诗歌的危机，谈论当代诗人的危机，议论诗歌边缘化，鼓噪大众对诗歌的离弃，在当时，我就说过，作为一个诗人，我从没有过危机感。而根据流行的知识标准，一个诗人假如没有危机意识必定意味着他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的麻木不仁。我曾在内心里认真反省过我为什么会没有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任何一点危机意识，经过一番认真检讨之后，还是没有危机感。于是，我相信，针对当代诗歌已陷入危机的种种传言，很可能是源于一种人文视野的不同而造成的。按我的理解，无论是一种艺术工作，还是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当代诗都不是针对现象意义上的危机而发言的。诗歌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同样，作为一种语言的孤独的行动，真正的诗歌也不会因这个时代表象上的危机而受到磨损。诗歌不是危机下的产物。因此诗的边缘化也好，大众远离诗歌也好，都不会也不可能对当代诗的工作方式产生实质的影响。也许，在诗歌的传播层面，当代诗的形象会受到某种损害，但这是由当代文化的势利眼造成的。

　　我也很少有困惑的感觉。人们常说“诗歌已死”，或者“新诗是世纪之骗”，或者“如果不回归古典，新诗已成无源之水”；在新诗的发生问题上，曾经有人危言声称，新诗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小黑屋里密谋出来、而后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强加给现代社会的。凡此种种物议，都很难在心理上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是在诗歌边缘化已成为事实的今天，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我也很少对我所置身的历史情境有任何抱怨。如果大众真的远离了诗歌，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当代诗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但除了这种命运之外，我觉得，当代诗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诗歌是用来思考和想象的，它不该沉溺于怨恨文化。诗歌是用来创造和更新我们的文化的，它不该流于批评的时尚。

　　我的诗歌写作曾备受误解。人们曾用语言的高蹈来讥讽我的诗歌，认为我的诗歌远离现实。而我自忖，我是当代诗人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最多的人之一。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对当代现实有着深刻的洞识。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一方面，诗歌的想象是对自我的超越，另一方面，诗歌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克服。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诗歌的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行动。在此过程中，在诗歌的行动中，现实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人们应该意识到，在诗歌实践中，如何看待现实其实就是如何想象现实。诗歌必须敢于想象现实。诗歌首先必须存在在那里，这才是诗歌需要完成的唯一的现实。诗歌应该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实只是诗歌的言述对象之一。诗歌最核心的言述行为是对存在的诗意发言。如何诗性地想象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诗意地存在，这才是诗歌的重点所在。作为一种人文实践，按我的理解，诗歌的根源在于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生活的启示源于这种想象力，生命的自我实现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

　　我喜欢在清晨写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选择朝东的房间，我喜欢面对升起的晨曦在白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这种场景对我的写作有一种暗示作用。晨曦对黑暗场景的刺透，让我不禁想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命名的力量。我时常会觉得，诗歌的书写行为非常类似于大地的生机在晨曦中慢慢复苏的情景。写诗，在日常生活里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行为，它很孤独：一方面，它很难带来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在现世中获得知音。但正是由于这孤独的特性，由于我们的生命对孤独的独特的使用，我们也无限地接近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原始情境。和人们设想的恰恰相反，在我们时代，诗歌的孤独尤其珍贵；没有诗歌的孤独，我们几乎不会有可能想象心灵是可以沟通的。我一直认为诗歌应该主要对这种原始场景说话。当代诗应该有能力包容复杂的现实经验，然后更执着地更积极地去呈现多姿多彩的原始场景。我几乎相信，每个人都是在这些原始场景中意识到自身的生命的意义的。人们经常说我的诗歌指涉自我太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相信，生命的自我教育只能在诗歌的创造性想象所呈现的诗性中才可得以完成。诗歌是一种关乎人的自我教育的文化行为。

　　自现代以来，诗歌文化的自主性一直受制于历史势力的裹胁。诗歌的工具化日益严重。昔日，人们要求诗服从政治，充当历史的工具，而今，又要求诗歌参与对神话的清除。现代人为诗歌设定了一个文化政治任务，就是诗歌应该积极地卷入到现代的祛魅运动之中。不仅参与其中，还要充当祛魅运动的先锋。而诗歌的祛魅又被简约地归结成反乌托邦、反神话、反浪漫主义。祛魅就是回到日常经验，回归到常识，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份。也许，从诗歌与题材的关系上，从诗歌与修辞习性的关系上看，这些主张都有自己合理的出发点。但我觉得，当它们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后，却也造成了对诗歌的基本使命的遮蔽。日常经验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之一，它不应该是排他的。我们书写诗歌，阅读诗歌，体验诗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活的常识，而是渴望通过诗歌获得一种生命的自我超越。诗歌文化真正萦怀的是生命的境界。诗歌是一次关于人生境界的书写行动。

　　从形象学的角度说，在现代日益污浊的生存环境里，诗歌的存在是卑微的，它很少涉及现实功利，也无能解决现实冲突；在物质世界里，它的无用几乎是彻底的。但是正是由于诗歌的无用，反而让它在自己的创造性行动里葆有着一种纯粹的揭示力量。一方面，我们的生存的基本面目在诗歌的揭示中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渴求在诗歌的揭示中得以实现。无论我们如何深受时世的羁绊，诗歌总能让我们感受的生命境界对我们的启示作用。所以，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充满剧烈变化的时代，诗歌是关乎我们人生的一次传奇。诗歌的书写也许很卑微，但我们别忘了它有传奇的那一面。我常常推断，正是由于诗歌的传奇性的一面，我们才有可能分享心灵的友谊。

　　最后，该轮到我讲最重要的话了。非常感谢各位评委们决定将这个诗歌奖授予我本人。我把它看成一次分享诗歌的友谊的行为。它不仅是对我的写作所给予认可，更主要的，它也是对我的诗歌理想一种鼓励。我感到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