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篆书《儒林外史》赞语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讽世”，“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视觉中国/图）

读中国古代的野史、笔记、小说，偶尔能遇上好诗，有时是一首诗中的一两句十分精彩，有时则整首诗都很棒。这些散见于专门的诗歌集子以外的诗，也往往是为文学史家忽略的。

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九回，写到所谓的“高士”杨执中在一张纸卷上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但其实，这是元人吕仲实所作一首七律的后半。吴敬梓把这半首元人诗送给杨执中，自然意在讽刺杨执中，但也因为出现在这样有影响的小说中，反倒使这首诗能够比较广地为人所知。

吕仲实的这首七律，最早记录在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里。《辍耕录》卷十二“文章政事”条说的是吕仲实的故事。陶宗仪说，吕仲实“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而廉洁不污”。吕仲实未科举告捷、做官发达前，家境非常贫寒。一天，早晨起来便断炊，半粒米也没有，以薄粥充早饭都不成。吕仲实便拿起布袍出门找人换米，不管怎样，先把早饭吃了再说。妻子则“有吝色”，就是舍不得那布袍。布袍换掉了，天冷了穿什么呢？吕仲实于是“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这诗平易如话，老妪通解。最出色的，当然是颈联“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了。吕仲实说自己之所以如此穷窘，是因为不肯做“些子事”。“些子事”是啥子事呢？就是那低三下四、鼠窃狗盗、摇尾求食的事；就是那乘伪行诈、吮痈舐痔、胁肩谄笑的事；就是那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攀龙附凤的事。如果能够做“些子事”，当然不至于无隔宿粮了。那么，为什么不做呢？吕仲实的解释是只因为读过些书，只因为是一个读书人，越不过道德伦理的底线。

《儒林外史》第九回，娄府两公子听说那穷乡僻壤的地方有一位叫杨执中的人，替别人管理盐店，却百事不问，每日里只顾自己读书，店里终于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便认定这是一位隐居于穷乡僻壤的“高士”“读书君子”。娄府两公子便想结识这位超凡之人。但几次到杨执中居住的新市镇登门拜访，都扑空。最后一次，在归来的船上，遇上一条卖菱的船，便向船上的孩子打听杨执中，孩子不但熟知杨执中，还拿出一张纸卷交给娄府两公子。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幅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也就是吕仲实《典却春衫》诗的后面四句。最后还写着：“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是我两人怎么这么难会？”两位贵公子为终于不能见到杨执中而遗憾不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讽世”，“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这在第九回对娄府两公子拜访杨执中的叙述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在那首表示“襟怀冲淡”的七绝出现以前，读者已经知道杨执中实际上是一个既迂腐又恶俗之人，待到这首剽窃的诗出现，杨执中就在迂腐、恶俗之上，还显出奸伪诡诈的一面。娄府两公子不能识破真相，也显示了他们不过是绣花枕头而已。

近人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卷二有“吕仲实诗”条，记录了吕仲实的两首诗，一首是前面说过的《典却春衫》，另一首《寄内》，也是七律：“自从马上苦思卿，一个贫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恼，大男小女好看承。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归计遂，连杯共饮话离情。”这是身居逆旅的吕仲实写给家中老妻的诗，仍然是用语浅易清新、真情自然流露。

回到那首“典却春衫”。吕仲实对老妻说“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应该有个前提，有个言外的起因，不然就有些突兀。我想，那就是老妻曾埋怨夫君不肯做“些子事”，不然也不至于一贫如此，吕仲实便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不敢做“些子事”，是因为是一个读书人。并非吕仲实要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做“些子事”，而是那读过的数行书内化为强大的精神屏障，挡住了吕仲实走向无耻、堕落的道路。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