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经典作品诞生的因素很多，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环境。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部因素，文艺作品由作家艺术家创造，作家艺术家对创作的投入程度决定作品面貌。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在通往经典的探索之路上，作家艺术家手中掌管着一枚打开读者心门的钥匙，这枚钥匙不是别的，正是他（她）作为创作者的态度。

对时代生活关切的宽度决定作品筋骨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技术不是根本问题，态度才是根本问题。如今回忆起当初阅读《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时的感受，形式的加工润色已经退到“后台”，刻在我们记忆中的是散发着光彩与真实的作家对于时代生活的态度。是这种态度构筑叙事、成就人物，是这种态度通过历史事件、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至今仍打动我们。若抽去作家态度——他的哲学判断、他对世界的看法、他的价值观，或者一位作家在作品中总是呈现模糊“骑墙”的态度，那么书写就会像失去语法规则般支离破碎、毫无生机，作品分量也会变得轻薄和可疑。

有的作家认为：我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生活之中，我的作品自然会呈现这个时代的生活，不必去刻意关切时代生活的课题。这样的想法背后是一种自然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态度。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只有广泛深入地认识时代生活、介入时代生活，作家世界观与艺术观才能逐渐确立并在作品中成形。作家柳青说过，“作品布局上的缺陷归根到底是表现作者对题材缺乏深刻理解，对主题思想把握不定。这从根本上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任何素描能手和修辞专家，都不可能用个别细节描写的雕虫小技，来补救总意图的肤浅。”我们常看到有的作家在文字上不乏才华，素描与修辞能力也堪称一流，但其作品整体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却暧昧不明，我们看不到他的态度，或者说他的态度本身就是漂移的，这样的作品所描绘的时代生活不仅局促失真，也缺乏时代慷慨给予却被他无视的力度与筋骨。

热情关切的态度，而不是旁观中立的态度，才可能使作家获得宽广视野和博大胸襟，才可能把握时代整体发展而不纠缠于一己波澜。身为作家，柳青从不讳言他对时代进步的关切态度，对自己坚持的写作观他始终旗帜鲜明。在1978年一次与业余作者的座谈会上，柳青谈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并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热爱这个制度，要描写要歌颂这个制度下的新生活”，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这种源于制度自信的文化自信是其作品的筋骨，也启发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思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越发证明它的优越性，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我们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创作态度才能创造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对人民群众感情的浓度决定作品温度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作品能否做到反映人民心声，取决于作家对人民的情感态度。情感是浓烈还是淡薄、是热情还是冷漠，一定会通过作品反映出来。换句话说，作家创作时有没有接地气，有没有打出一口深井，有没有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必会在作品中显露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柳青）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病危中的柳青》），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熟知柳青作品的人，读过他《王家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人，都熟知他对人民的深情，那是经由14年共同生活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写下来的故事终会成为往事、变成历史，但那将自己作为人民“书记员”的信念与自觉，时隔半个多世纪，仍能让读者触到文字中跳动的灼热的心。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塑造，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个作家看似是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人物也在“塑造”作家自身。人民是作家的导师，一个作家如果在创作中放弃人民，就是放弃文学的初心。不尊重人民的文字，何以得到人民尊重？不热爱人民的作家，怎会得到人民热爱？古往今来，一切受到尊崇的伟大作品无不在人物“浇铸”中实践这一朴素思想。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托尔斯泰《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等人物，之所以那么久还能被读者深深记住，原因也在于此。

作家对人民真挚、彻底而持久的爱，表现在创作中，就是坚信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路遥多次谈到“普通劳动者”这个词，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他从不模棱两可，一直以身为普通劳动者一员而自豪，他视写出反映人民生活与创造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同为作家最大光荣。于此，他不断提醒自己，“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对艺术创作探求的深度决定作品纯度

任何文学丰碑的矗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读一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便知一二。这部副题为“《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的小册子记述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写作的繁难，不仅是解开作家精神世界的密钥，更是所有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作家的“教科书”。它记述了一位作家要面对的种种，主题、题材、人物、细节、情感、乐趣、命运以及将它们从无到有、一一实现的非凡劳作。当然，它更完整展现了一位作家对创作虔敬而本真的态度。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超过6年，其中4年都在准备中度过。《人生》问世之后来自各方的赞誉没有使路遥飘飘然，相反他避开城市喧嚣，选择在一个叫作陈家山的煤矿“躲”了起来，他的说法是，“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为了人物塑造的需要，他找来政治、哲学、经济、历史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方面的书，更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造林、土壤改造等小册子，在细读《红楼梦》3遍、研读《创业史》7遍的“临考”式写作准备中，他还找来10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不走捷径，不搞速成，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以浩大的阅读量和充分的准备为写作打下坚实地基。

志存高远的路遥深知艺术有其自身规律。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他从上世纪80年代众多流行的“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中“跳”了出来，在避开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的同时，他也警醒于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力图以深耕细作的扎实劳动使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放射出璀璨光芒。对艺术创造的虔敬与尊重是他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文艺创作何以能做到苏联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创作者对艺术的清醒与执着，是这种对艺术创作真诚、敬业与专注的态度，成就作品的品位、质量和分量。创作的跋涉之路相当艰苦，更充满幸福。经典作品如时间中的一块“纯金”，在它来到我们手中之前，经历过热情与意志的淬火和锻造。那里凝结着创造者的灵魂。

今天，我们经历的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这场伟大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创作主题和创新灵感，历史巨变背后有深刻的时代精神图谱有待挖掘和表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

没错。我们生正逢时。我们正是前来答卷的人。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6月18日20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