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文学门类里，诗歌是最能得风气之先、与时代精神联系最紧密的体裁。更远的且不论，从晚清以“诗界革命”为名的旧体诗改良，到新文化运动时兴起的白话新诗，这一百余年间，中国诗歌始终与时代进行着富有张力的对话，时刻处于一种“出发”的状态。所以，如今来讨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的话题，或许有两个背景值得重提。

第一，对于新诗而言，“趋新”就是一份与生俱来的使命，无论是诗体的自我建设与完善，还是和时代之间发生的种种互动，都在验证着这一点。借用冯雷、张桃洲两位学者的说法，无论是“一百年前人们对于未来诗歌的想象各不相同”，还是“更合理的或许应是把‘新诗’当成一个动宾短语”而非名词概念，都指向了这样的事实：新诗自百余年前诞生起，就被嵌入了一种朝各式的可能性敞开而又随时准备自我刷新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的作用至今依然足够强大，丰沛到能时刻为它的“再出发”提供新的动能和势能。

第二，这一百年来，从“救亡”与“启蒙”，到“改革”与“复兴”，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百年里，无数先贤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方法和表达向度，一直在努力回应时代精神和境况。譬如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里，便热情期许“近代文明”的到来——以“大都会底脉搏”和“黑色的牡丹”般的大烟筒作为象征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时代，正是当时中国亟须拥抱的时代。譬如胡风的《欢乐颂》开头，“时间开始了——”，可谓隐喻新中国开国盛况的绝唱。

中国诗歌在这一百年里，穿越了复杂而又饱含丰富性的20世纪，历经写实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朦胧诗”、“第三代”、“九十年代”与开放多元的新世纪等不同阶段、潮流或语境，驶入了“期颐”之后的第二个百年。它的作者们，曾一一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从胡同公寓、咖啡馆或亭子间迈向大后方、解放区或抗战前线，又热情拥抱、投身于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在中国新诗迈入第二个百年的特殊节点，回顾新诗史上这些大脉络与小细节，或许能再次提醒它的作者与读者们注意，中国诗歌的这一百年，正是始终处于时代潮头的一百年，是一直在变、趋向自新而又衔接时代精神的一百年。当它步入新时代，这种内嵌之力是否丰沛如昔？就如铁凝所称，“一个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必然需要新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承担起与时代“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角色。

其实，无论是从修辞或写作技法的角度，还是从题材的开阔程度与对此进行挖掘的深度层面，中国诗歌在这一百年里，都可谓无愧于它所处时代的每时每刻。正是与时代状况的联结，使新诗这种年轻诗体迅速成长、壮大，逐渐呈现出阶段性的大成之势。就脉络上来说，发展到今天的中国诗歌，更远的依凭（譬如古典文学的滋养和西方文学的参照）暂且不论，只观察新诗史的内部，就能发现它间接地接受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精神遗产——一种饱含“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时代体认，穿过“时间与旗”的历史情境，复又在新时期文学的广阔图景中，重启“为美而想”的诗之本分。及至完成对九十年代的涉渡，“解释斯芬克斯”般的专注于自我的诗学，又迎来了千禧年与一个全新的世纪。

在新世纪近20年的诗歌场域中，随着新格局的形成，以及互联网的影响，一幅更广阔的时代图景朝向中国诗歌展开。这二十年间，它所面临的命题大概有这样一些：当代诗歌与古典传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互动？如何做到深刻而有效地在写作中“及物”——介入与影响时代的重大事件与民生现实？通过诗人的个体创作、批评家的阐发研究、选本的流通、诗集的出版、诗歌教育的推广等系列手段，如何在大众传播层面获得更多普通读者的理解与更广泛的阅读？是否足以召唤出一种更为集中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史诗式作品？二十年间中国诗歌的创作、批评、研究、教育与传播，已经触及并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这种“触及”和“解决”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和我们所处的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有哪些创造性的适配，或许有待时间来解答。

早在20世纪40年代，曾为中国新诗开拓境界的闻一多写下《新诗的前途》一文，直指诗歌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他说：“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他还说：“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制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这些言论对于我们思考诗歌与新的时代精神的关系，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参考。

落实到每一位诗人的写作，这个时代也要求大家能在自己的劳作中，担负起处理与本时代关系的重大命题。比闻一多发表《新诗的前途》更早几年，吴兴华以“钦江”的署名发表长文《现在的新诗》写道：“我们现在写诗并不是个人娱乐的事，而是将来整个一个传统的奠基石。我们的笔不留神出越了一点轨道，将来整个中国诗的方向或许会因之而有所改变。”吴兴华昔日所言的“将来”正是我们的现在，先贤劳作的产物已积淀成如今思考中国诗歌再出发的一大背景；他的这番言论，固然主要针对新诗的技艺、意识与方法的层面，但“并不是娱乐的事情，而是……一个传统的奠基石”这样的说法，何尝不能为如今所借镜，用来当成当代创作者的自我劝诫和自我勉励的言辞呢？毕竟，如何走出当代流行的自娱式写作，如何将自身与时代宏阔的背景与深远的未来相勾连，确是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真问题”。

语言学家张涤华在青年时代作的《游仙诗》第二首写道：“化工造物妙如神，岂只坤舆独有人。奇境万千谁遍历，别开生面各鲜新。”时代是“化工造物”一般的神奇存在，新诗在一个世纪里遍历“奇境万千”而已步入第二个百年，五四运动已迎来它的百岁之期，我们讨论并期待新时代的诗人能够“重新上路”，不断激活新诗的“内驱力”，持诗笔耕耘诗国，“别开生面各鲜新”，或许本身就是一桩富有诗意的大事件。

（作者：朱钦运，系诗人、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