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难度在于，试图用一种具象的方位学揭示某种抽象的拓扑学，并把这种难度融入一种举重若轻的写作中。称其难，标题就泄密了，只有一个字，“说”。太初之际，神依靠“说”这项本能，造化苍生万物，绵延至今，“说”本然包含着“兑现”“生产”“完成”之意，“说”已经携带着以言行事、知行合一的古老基因。“说”到了，便“做”到了，这是诗人的神话学，也是普天下写作者们甘之如饴的意识形态。还有一点不得不提，“说”，亦乃“语言”“诗”的别称，不论这首诗写了什么，如何写的，它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只小海螺，总藏有历史上“为诗一辩”的回声，以最直观的形式推动了一种本质之音的传播和迂回，参与到言说和创造的流动性进程当中。

这首诗用词语演绎了一个流动性现场，每读一遍，本来沉寂下去的诗就又活了一次，如同在一幅水墨画中目睹微风吹皱一池春水，也像诗人用一个词推动一次多米诺骨牌运动（整个过程是完整流畅的，但个别诗句偶有脱序和卡顿，因为朝向完善是个无止无限的过程）。全诗以这个句子开端——“我走到语言旁边”——这个领航式的动作，静悄悄地宣示一个极大的写作真理。如果“我”暂时地等同于作者的话，那么作者与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时我们会认为，作者是语言的主人，我手写我口；有时则相反，认为作者只是语言的代理，语言是法西斯，不是禁止我们说话，而是强迫我们说话（罗兰·巴特语）。在这里，“我”和语言的关系，如此明确地被设置为邻近性的：“我”是语言的近邻，如同哲学是智慧的近邻一样。主奴关系被诗人革新为友谊关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翻转。建立了这样一种新的心智视野，我们再往后读，便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了。当“我”走到语言旁边这个象征性姿态发生之后，某个远景呈现出成熟的迹象，这情景被诗人想象成某座依山傍水的小屋升起了炊烟，有新的产品/原则即将诞生，“说”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做”。这个丰富的创造性过程，伴随着一连串随性而至的轻快步履和闪转腾挪，词语的顶真游戏和乔装变脸，空间和时间的微观戏剧，开始了虚实相生的命名、陈述、辨认、调校、内省和抒情，直到语言来到另一位邻居旁边，音乐以其升华的形式，并不停止，而是进入更广阔的流动命运之中。